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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研究企业家的意义，需要记住三个背景。第一个是文化背景：所有传统文化，无论东方的还是西方的，宗教的还是世俗的，都鄙视商人，鄙视企业家活动。《圣经》里说，“富人进入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俗话说，“无商不奸”。人们对于企业家活动的鄙视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认知，不是源于利益。第二个是理论背景：主流经济学里没有企业家，甚至没有“企业家”这个词。主流经济学讲的厂商决策，实际上是一个计算程序，不是企业家决策。主流经济学假设市场总是处于均衡状态，未来是确定的，这就从根本上排除了企业家精神。第三个是体制背景：计划经济的本质特征是否定企业家精神，剥夺个人选择的自由、创业和创新的自由。计划经济假定计划当局掌握供给与需求的所有信息，企业家精神不仅是不需要的，而且是有害的，因为它会破坏计划的制订，干扰计划的执行。所以，凡是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都没有企业家活动的余地。
自1984年发表第一篇文章以来，在过去的37年里，“企业家”一直是我研究的主题，我的大部分著作及论文里都有企业家的身影。我的企业家研究历程可以概括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83—1989） 从经济-社会变迁看企业家和观念变革的重要性：企业家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企业家精神与社会观念的转变；企业家与所有制的关系；中国企业家成长的道路。
第二阶段（1990—2007） 打开企业黑箱，从企业家精神理解企业制度：从理论上探讨资本主义企业的起源，建立了“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将我的企业理论应用于分析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分析企业家精神与公司治理结构的关系。
第三阶段（2008年至今） 从企业家决策和职能角度理解经济增长和市场运行，将企业家与经济增长理论和市场理论统一起来：企业家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概括出了“斯密-熊彼特增长模型”；将企业家职能归纳为套利和创新两个方面；企业家如何在作为发现过程的市场中起主导作用；研究企业家决策的心智模式，彻底反思新古典经济学范式。
1983年11月，我写了《企业素质的核心是企业家的素质》一文。这篇文章有四个核心观点：第一，企业家是企业的灵魂；第二，企业家与职业经理人不同，职业经理人的职能是管理，企业家的职能是“革新”；第三，冒险精神是企业家的基本素质之一；第四，缺乏冒险精神是中国企业领导人的“通病”。
凭这篇文章，我参加了1984年5月在合肥组织的全国“改革者会议”。这次会议是由温元凯教授、步鑫生先生等人发起的，我曾把文章寄给温元凯，他看完文章后，就给我发来了会议邀请。在一次自由发言的小组讨论会上，我谈了企业家精神，受到与会者的好评。当时三联书店刚出版了美国著名企业家阿曼德·哈默（Armand Hammer）的传记《超越生命——哈默博士传》，《读书》杂志编辑王焱听了我的发言后，就邀请我写一篇书评，这就有了《时代需要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一文，发表于《读书》1984年第9期。这应该是中国经济学界有关企业家的第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三个小标题其实就是三个重要的命题：第一，企业家——经济增长的“国王”；第二，创新——企业家的基本职能；第三，冒险精神——企业家的基本素质之一。
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在读者中引起了比较大的反响。我非常幸运地结识了中央党校的盛斌先生，他是中国经济史专业研究生，特别关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和日本近代史，非常熟悉洋务运动后那一代民族企业家（如盛宣怀、张謇等）的故事。我的文章引起了他的共鸣，我们两人交流后一拍即合，这就有了我们的合作成果——《经济增长的国王——论企业家》
一书。这本书在1987年提交到人民出版社，1989年1月出版。全书共5章，从现在来看它仍然是比较全面的论述企业家的一本书，从企业家的社会地位到企业家的职能，再到企业家的素质、企业家产生的社会条件，这些我们都论述到了。我们还提出了中国企业家成长的两条可能的道路：农民企业家和官僚经理的企业家化。
回过头来看，我有关企业家的观点对改变人们的观念，将“企业家”从一个负面词变成一个正面词，发挥了积极作用。记得合肥会议后，《北京日报》理论部主任李志坚希望我给他们的报纸写一篇关于企业家的文章，但我写完后一直发不出来。其原因，李志坚告诉我，有两个词，主编有不同意见：一是“企业家”这个词不能用；二是“冒险精神”这个词不能用。我问他那什么能用？他说可以用“实业家”和“探险精神”。我不同意，但他们还是瞒着我，把“冒险精神”改成了“探险精神”，尽管保留了“企业家”一词。这就是《北京日报》1984年6月13日的文章《探险精神是企业家的基本素质之一》。
这件事说明，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企业家”还是个贬义词，被等同于“资本家”，是剥削者的代名词。中国的改革要真正取得成功，必须改变人们对企业家的传统认知；而要改变人们对企业家的传统认知，就必须要有一个观念变革、一个观念的现代化，因为企业家群体是现代观念的产物，是启蒙的结果。那时候，我到处做演讲，从西安到北京、天津，演讲的题目就是“企业家与观念现代化”。我当时提出了十大观念的转变，具体如下：
（1）财富观：从杯里的水到井里的水（从零和博弈到正和博弈）；
（2）时间观：从圆圈到直线（时间就是金钱）；
（3）平等观：从结果的平等到机会均衡；
（4）劳动观：从体力的消耗到智力的发挥（知识的价值，“愚公移山”的荒谬）；
（5）消费观（幸福观）：从减小分母（欲望）到扩大分子（享受）；
（6）金钱观：从“万恶之源”到“社会奖章”；
（7）英雄观：从“学而优则仕”到“学而优则商”；
（8）道德观：不能用道德判断代替经济计算；
（9）乡土观：从“恋乡恋土”到天下为家（人才流动，废除户籍制度）；
（10）人才观：从重德轻才、重私德轻公德、重奴才轻人才到重才气、重公德、重闯劲。
这些观点比较完整地发表在《管理世界》1985年第1期（创刊号）。当时中国最有影响的时政杂志是新华社的《瞭望》，《瞭望》连续5期刊载了我的文章，这些文章对于改变人们对企业家的看法，是起了相当大的作用的。
1986年9月，我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造就真正的企业家》一文。这篇文章的核心观点是：第一，商品经济=市场+企业家（市场经济=价格+企业家）；第二，缺乏企业家，是改革面临的主要难题，改革的艰巨性和持久性正在于此，改革的目的是要用企业家代替政府官员充当经济运行的主体；第三，企业家队伍是特定的财产关系的产物，中国目前的财产所有制只能产生官僚经理人，不能产生真正的企业家；第四，所有制改革是造就企业家队伍的关键；第五，放活市场是造就企业家的基本途径。
在这个基础上，我进一步写了一篇更系统的长文，这就是《企业家与所有制》一文，刊登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1986年12月10日的研究报告上。全文分两大部分：在第一部分，我提出，现代公司其实是企业家职能的分解，而不是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在第二部分，我提出了国家所有制下的企业家不可能定理。第一部分公开发表于《经济研究》1987年第1期。
我之所以写《造就真正的企业家》和《企业家与所有制》这两篇文章，是因为在企业家的重要性逐渐被人们接受的同时，中国经济学界仍然回避所有制问题。一种比较官方化的观点认为，企业家是重要的，但所有制不重要，企业家可以独立于所有制而存在。这两篇文章就是针对这种观点写的。但我觉得自己当时的论述还不透彻。我认识到，要真正说清楚企业家与所有制的关系，必须解释清楚“为什么资本雇佣劳动”这个问题。1990年去牛津大学读博士，我是带着这个问题去的。在阅读了大量文献后，我发现，主流经济学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事实上，在主流经济学中，无论资本雇佣劳动，还是劳动雇佣资本，结果是一样的。这也不奇怪，因为在主流经济学里，企业只是一个生产函数，根本没有企业家的位置。我想打开企业这个黑箱，试图从企业家的角度理解企业，由此创立了“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其实就是探究资本主义企业的逻辑起源。
我认为，企业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人们的企业家能力有差异；让最有企业家能力的人专事经营决策，不具有企业家能力的专事生产，比每个人独立生产创造的价值更大。但企业要创造价值，必须解决两个关键问题：一是选人，即选出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掌控企业；二是激励人，即让每个企业成员（包括企业家）有足够的积极性工作。基于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我对资本主义企业制度提供了一个很简单的逻辑解释。
首先，我证明，企业中最重要和最容易偷懒的成员应该做企业所有者（剩余索取者）。企业家不仅是最重要的，而且是最容易偷懒的人，所以企业家必须是企业所有者。让企业家成为所有者就是让他们自我监督，否则，没有办法对他们进行有效激励。
其次，我证明，在企业家能力难以被外人观察、没有客观指标可度量的情况下，资本雇佣劳动，是保证最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掌控企业的一种制度安排。资本家必须承担风险，所以没本事的人不敢说自己有本事；但如果用公共资本投资，就会有太多不具有企业家能力的人滥竽充数。由此导出的一个逻辑推论是，一个社会如果消灭了个人财产制度，就失去了企业家的自选择机制。
我的博士论文中文版于1995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书名为“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这其实是原文的副标题。英文版于2017年出版，书名是 The Origin of the Capitalist Firm （资本主义企业的起源），保留了原文的副标题。
我的博士论文是纯理论的，但我用自己的企业理论分析中国改革，洞若观火。当时理论界有争论，国外的一些经济学家用数据证明，国企改革提高了企业的绩效，而国内学者普遍认为，国企改革不成功。我用我的理论得出这样的结论：“放权让利”改革可以解决经营者的短期激励问题，但没有办法解决长期激励问题；之所以没有办法解决长期激励问题，是因为没有解决经营者选择问题，也就是没有办法保证企业是由最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经营的。官员选人和资本家选人不一样，资本家如果选错了人，要承担风险，而官员选错了人，不需要承担任何成本。如果不能有效解决经营者选择问题，国企改革不可能真正取得成功。
1995年6月6日，我和我的同事林毅夫教授在北京大学有一场辩论，被媒体炒作为北大发生“交火事件”，我们各自的讲演内容都刊登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简报上。我们之间的主要分歧是，林毅夫认为国企的问题出在竞争不公平，竞争不公平的原因是国企的社会负担重；而我认为，根本原因在产权制度。我有关中国企业改革的一系列文章后来形成了《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一书（1999年第一版），这本书多年来排名在中国人文社科引用书籍的最前列。《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也是排在人文社科引用书籍前列的文献之一。
2000年之后，我开始更多地关注企业家与公司治理的关系。传统的公司治理理论以经理人为中心，讨论的核心问题是怎么约束经理人的行为，简单来说就是怎么防止腐败（道德风险）。而根据我的理论，道德风险是第二位的问题，第一位的问题是怎么选出最好的人，怎么让企业家精神真正发挥作用。在市场经济中，“勤”替代不了“能”。
所以，我提出企业家选择比激励更重要，应该建立“以企业家为中心的公司治理模式”。这期间有个标志性事件，就是2004年的“顾郎之争”。郎咸平的观点之所以有煽动性，能逆转国有企业改革进程，与主流公司治理理论的缺陷有关。我发表在《经济观察报》的文章《善待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对此做出了回应。这个标题是编者加的。我的核定观点是，不理解企业家精神，就不可能理解现实的企业是如何运行的；不理解现实的企业是如何运行的，就会把正当的创造价值的活动当作剥削小股东和侵吞国有资产的不法行为。
在这期间，我还探讨了企业家与职业经理人的关系、企业家精神与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系、企业家与政府的关系，以及企业家与社会舆论环境的关系。这些研究构成了我2005年出版的《产权、激励与公司治理》和2006年出版的《竞争力与企业成长》的主要内容。《产权、激励与公司治理》不仅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公司治理，而且是从企业家的角度来论述公司治理的一本书。2014年再版时，书名改为“理解公司：产权、激励与治理”。
我总结出流行的公司治理结构理论的六个误区：（1）以为公平竞争可以代替财产的私人所有；（2）以为完善的公司治理可以代替产权激励；（3）以为监督越严格，治理越有效，其实是扼杀了企业家精神；（4）把公司治理当作政府的责任，损害了市场的声誉机制；（5）假定小股东总是对的，其实小股东是搭便车者；（6）假定公司出问题都是激励机制所致，忽略“无知”导致的问题。
除了前面提到的几本书，还有一些其他的书，包括2001年出版的《产权、政府与信誉》、2014年出版的《市场与政府》和《理念的力量》，都与前面讲的内容有关。
第三个阶段是从2008年开始的，刚好是改革开放30周年。当时，我在提交给芝加哥大学科斯教授召开的一个会议的论文里提出，一个社会的发展就要看最聪明的人、最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在做什么。从这个角度看，中国过去30年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就是企业家人才的重新配置。原来我们最优秀的人都去了政府，改革以后最优秀的人逐渐去做企业了，从“学而优则仕”转为“学而优则商”。
我区分了中国改革开放后出现的三代企业家：第一代，农民出身的企业家；第二代，官员出身的企业家；第三代，留学回国人员和工程师背景的企业家。现在有第四代了，“80后”“90后”又是一批人。这几代企业家共同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2012年，我出版了《什么改变中国》一书。答案是：企业家改变了中国。
在这期间，我提出了“斯密—熊彼特增长模型”。亚当·斯密提出市场规模决定分工，分工决定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决定经济发展，形成外圈的循环。但这个循环需要企业家推动。我把熊彼特强调的企业家精神放在中心位置，因为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企业家。市场是企业家发现和创造的；新的分工和产业是企业家创造的；技术进步更是企业家创新的结果；如何把新的收入变成新的市场，也要靠企业家。企业家驱动的增长，是一个正反馈过程。
目前经济学家理解经济增长一般会使用两种理论：一是新古典增长理论，也就是从资本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角度来理解经济增长；二是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从总需求的变化解释经济增长。我认为这些理论都不得要领，容易误导决策，因为它们都忽略了企业家。其实，谁投资比投资多少更重要！企业家投资与政府投资完全不同。我认为，斯密—熊彼特增长模型比所有的增长模型，包括新古典增长模型和凯恩斯主义短期增长模型，更有助于我们理解真实世界的经济增长。
我提出了一个系统的关于企业家职能的观点。企业家的职能包括套利和创新两个方面。所谓套利，就是在给定技术的情况下，找到赚钱的机会，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创新是通过创造新的产品、新的生产方式、新的资源，把生产可行性边界往外推。我把这个观点写进了2015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这是第一次将企业家精神系统地写进经济学教科书，其他经济学教科书里没有企业家，甚至索引里都找不到“企业家”这三个字，因为新古典经济学里没有企业家的位置。
我用这个框架分析中国的经济增长，认为过去几十年的高增长主要靠套利型企业家。三代企业家特别是前两代基本上都是套利型企业家。现在套利空间越来越小，未来增长主要靠创新型企业家。但是，创新型企业家对体制提出了完全不一样的要求，适合套利的体制和文化不适合创新。简单来说，套利是一个短期行为，而创新是一个长期行为。所以，如果没有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没有稳定的预期，企业家很难有积极性做创新。中国要由套利型企业家驱动的增长转向创新型企业家驱动的增长，一整套的改革必须启动。
这些观点集中反映在我的《中国经济增长转型：从套利到创新》一文和《企业家精神与中国经济》一书里。这本书是我和我原来的几位学生合作完成的，比较系统地从多个方面论述了企业家精神和中国下一步的经济增长。
这期间，我开始全面地反思主流的经济理论。主流的经济理论是静态的理论，描述的是一个不变的循环经济，这就是它为什么没有企业家的原因。主流经济学家假定每个人都无所不知，未来是确定的，概率意义上的风险是可以计算的，资源、偏好和技术都是给定的，不需要任何企业家精神。
我写了《反思经济学》和《关于市场的两种不同范式》两篇文章，中英文两种版本都发表了。两种范式是指新古典范式和奥地利学派范式，它们之间的核心差异就是有没有企业家。我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扭曲了我们对市场的理解，因为它研究的是想象的市场，不是真实的市场；相比之下，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是一个比较好的市场理论，因为它研究的是真实的市场。经济学需要一个范式的转变，就像天文学从地心说到日心说的转变一样。
我认识到，理解市场的关键是理解企业家精神；而理解企业家的关键，是理解人类的“无知”和未来的不确定性，理解知识的本质。如哈耶克指出的，市场是知识的创造、发现和应用过程，而知识在本质上是分散的、主观的、难于集中使用的，也是有限的。这就是我们需要企业家的原因。企业家决策就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企业家精神是市场有效、有序运行和不断演化的关键。理解了企业家精神，就知道新古典经济学不是一个好的市场理论，就不会被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所误导；理解了企业家精神，就理解了米塞斯、哈耶克和熊彼特，就会拥抱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理解了企业家精神，就知道所谓“市场失灵”理论是荒谬的；理解了企业家精神，就会拒绝计划经济和形形色色的产业政策；理解了企业家精神，就知道经济学家的职责是捍卫企业家精神赖以发挥作用的自由和法治环境，而不是给企业家出主意，更不是帮助政府制定抑制和扭曲企业家精神的政策。
我在1989年出版的书里面就谈了“什么是企业家精神”。但我必须坦承，直到最近几年，我才觉得自己真正彻底明白了什么是企业家精神。我认识到，对信奉科学、特别是受过正规经济学教育的人来说，不论他是学者、官员，还是普通人，甚至企业家，要真正理解企业家精神是什么，必须理解企业家精神不是什么。以下三点尤为重要：第一，企业家决策不是科学决策，不是基于数据和计算，而是基于想象力和判断；第二，企业家决策不是满足约束条件下求解，而是改变约束条件，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第三，企业家不以利润为唯一目标，企业家有超越利润的目标。
以上就是我37年来研究企业家的历程。我研究企业家，是为了改变人们的观念，改进企业家的生存环境；是希望通过呼吁政府进行更深入的改革，让我们的产权制度、法律环境、文化氛围变得更有利于企业家精神的发挥，更有利于企业家创业和创新。只有这样，我们这个国家才会有更美好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