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沁：伟人就是被误解

西方哲学家自柏拉图已降，很少不被后人误解，然而像英国18世纪哲学家杰里米·边沁（1748—1832）这样“价值被严重低估”（穆勒语）的情形，却是非常之罕见。

这位发明英文单词“怪异”（eccentric）的人堪称当时学术界乃至整个英国社会的异类。边沁出身于律师家庭，父亲希望他子承父业，早早送他入牛津（时年15），结果被要求对“三十九条信纲”宣誓。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他放弃抵抗——不过由此也在心底埋下仇恨的种子。边沁在牛津的生活并不快乐，他对牛津大学充斥着教条主义的古典课程深恶痛绝——“在这些我发现的以及我长久经历的事物当中，谎言和伪善是英国大学教育和英格兰一流教会教育的必然结果，而且也是唯一的必然结果”。——他日后倡导创建“非宗教”的伦敦大学（UCL，即今日伦敦大学学院；边沁本人至今仍被视为该校“精神之父”，并以坐像列席校务会），与母校相抗衡，或许即为泄愤——正如英国历史学家F. C.蒙塔古在《政府片论·导言》（1890）中所说：“也许，牛津大学再也没有培养出另一位像他这样不喜欢牛津的名人。”

除了公开的无神论倾向，边沁对英国政坛人物也毫不留情，称之为“邪恶利益”的代言人——他们只为极少数人服务；而他本人发明的功利主义，则致力于“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在哲学和经济学界，边沁自认为（实际也是如此）他的学说影响了哲学家密尔（旧译穆勒）之父詹姆斯·穆勒，而后者又影响了李嘉图，所以他自鸣得意地声称：“我是詹姆斯·穆勒精神上的父亲，而詹姆斯·穆勒是大卫·李嘉图精神上的父亲，所以，李嘉图是我精神上的孙子。”由此开罪学术界一众头面人物。此外，作为文化界名人，边沁在公开场合却指斥诗歌尽是谎言，并宣称“如果快乐的品质是一样的，图钉和诗一样好”，由此遭到文学圈的愤怒声讨——黑兹列特对他大加挞伐，卡莱尔诋毁他“视野狭隘，人格也不完整”，狄更斯通过《艰难时世》中葛擂硬这一经典人物形象，更将他永久地钉在历史的十字架上。

尤其令人惊异的是，身处18世纪，边沁居然异想天开地认为动物，还有女性，跟人（Man）一样也有享受幸福的权利——在欧洲人尚未将罪犯、黑人、女人当人看的时代，边沁就开始为这些弱势群体呐喊：“总有一天，其他动物也会获得只有暴君才会剥夺的那些权利……一个人不能因为皮肤黑就要遭受任意的折磨而得不到救助。总有一天，人们会认识到：腿的数量、皮肤绒毛的形式、骶骨终端的形状都不足以作为让一个有感知能力的生命遭受类似厄运的理由。”——他为之辩护的对象，范围广大到包括被众人唾弃的高利贷者（他于1787年出版《为高利贷辩解》，与亚当·斯密进行辩论）；他甚至认同18世纪英国名医约瑟夫·唐森德（1739—1816）的惊世之论，认为“饥饿是社会的平衡轮”，并认为“只有饥饿才能刺激、驱使穷人去劳动”——以上种种论调，皆令上流社会的正人君子错愕不已。这也成为他被误解、遭攻讦的主要原因。

对边沁误会最深的当属同为思想家的马克思。马克思将边沁称为“庸人的鼻祖”，认为他的效用原则是“庸俗不堪的东西”，并说“边沁在哲学家中的地位，就象马丁·塔波尔在诗人中的地位一样……如果我有我的朋友亨·海涅那样的勇气，我就要把耶利米先生（边沁）称为资产阶级蠢才中的一个天才”。马克思痛诋边沁，主要是反对根据效用原则来评价人的一切行为、运动和关系——马克思认为，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然后要研究在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才是唯物史观视域下的科学的经济学。从这一点上看，马克思很犀利，确实也击中边沁学说的要害——日后边沁的门徒穆勒便坦承，“他既没有内在经验又没有外在经验”，缺乏对于人性之了解，几乎可以说不谙世事——活到85岁高龄，养尊处优，不食人间烟火，连一场病都未生过，遑论其他！但马克思赠予他的恶谥“庸俗”二字，边沁无论如何是消受不起的。事实上，边沁不仅毫无小市民的庸俗市侩之气，恰恰相反——正如英国政治家布鲁厄姆勋爵（1778—1868）所言，他天真率直，像一个讨人喜欢的孩子——而且终身保有这样的童趣（临终前还要拿自己的遗体开玩笑），堪称脱离了低级趣味的高尚之士（同时代英国大诗人柯尔律治将保持“童趣”视为天才的特权和标志）。马克思的误解和偏见，一方面是因为他将后来穆勒等人的经济学说（如将“可变资本或可转化为劳动力的资本，说成是一个固定的量”），误认为边沁所作；另一方面还因为，跟20世纪的哲学家如福柯相似，他其实“对边沁读得很少”。

在《惩罚与规训》一书中，福柯对边沁的“全景敞视型监狱”（或称“圆形监狱”）进行了毫不留情地抨击：它意味着一种强制性的管理方式，也意味着一种压抑美好情感的生活方式。边沁于1785年设计的圆形监狱由一个中央塔楼和四周环形的囚室组成；监狱的中心，是一座瞭望塔。所有囚室对着中央监视塔，每个囚室有一前一后两扇窗户，一扇朝着中央塔楼，一扇背对着中央塔楼，作为通光之用。这样的设计使得处在中央塔楼的监视者可以便利地观察到囚室里的罪犯的一举一动。囚徒不知是否被监视以及何时被监视，因此不敢轻举妄动，从心理上感觉到自己始终处在被监视的状态，时刻迫使自己循规蹈矩——在奥威尔小说《1984》中，人们就处在这样无所不在的监视之中。这样就实现了“自我监禁”——仿佛新闻审查制度下作者小心翼翼地先行自我阉割——由此，福柯断言：“对于边沁来说，这种具备一座有权力的和洞察一切的高塔的、著名的透明环形铁笼，或许是一个完美的规训机构的设计方案……全景敞视结构提供了这种普遍化的模式。”而事实上，福柯对边沁的“全景敞视型监狱”计划的抨击，其实不过是借边沁之名浇他本人心中块垒。考究边沁的本意，并非为加强对牢狱人犯的控制（边沁主张对所有掌握权力的执法者进行监督，并强烈反对所有不必要的惩罚）；相反，他对罪犯（尤其是贫穷之人）颇多同情，希望通过适当劳动解决其生计，通过新型监狱解决其住所，并可节约相当人力成本。在边沁看来，他的这一计划不仅适用于监狱，也该推而广之，应用于学校、医院，甚至政府人员的办公场所，以期达到“公开、透明”的目的。或许是福柯的误读，或许是故意曲解，总之由于福柯在当代学术界的影响，边沁自然被贴上自私冷漠的标签，不可避免地遭到污名化。

除了上述两位思想家的误解，穆勒的反戈一击也使得边沁的声誉备受打击。穆勒早年即追随边沁，对他的功利主义学说拳拳服膺，感佩不已。成年之后，由于遭遇强烈的精神危机，他的思想发生巨大变化，其兴趣爱好由哲学伦理学转向文学和诗学。据他本人说，对他影响最大的是蒙田《随笔集》中讲述蒙田之父去世时的场景与感受。这在情感上极大地震撼了穆勒，并将他从痛苦麻木的漩涡中解救出来：“书中对场景和感情的生动描述感染了我，使我泪流满面，就从那一刻起，我的思想负担变轻了。那种自认为内心的所有感情都已消散的那种压抑感也已烟消云散。我不再绝望，我也不再是一块木头或石头。”由此，穆勒认为边沁的幸福观里缺少了一种“情感文化”——与之相反的是，“华兹华斯的诗歌……似乎正是我所追求的情感文化，从中似乎能汲取源源不断的内心欢乐，一种人和万物一体同仁的愉悦。这种愉悦可以由全人类共享……”穆勒发现，尽管边沁也追求人类共同体的福祉，但是他的幸福观只关注客观世界的改造，而穆勒本人的幸福观则兼顾人类主观世界的改造，因而后者要丰富得多，深刻得多。

穆勒进而断言，边沁“（他）实际上缺的是诗的陶冶”，因为他“生活平静，甚至波澜不惊。他不知道顺境与逆境，也不知道激情与贪婪”。也惟其如此，他的幸福计算法只有量的分析，而没有质的区分。事实上，在现代经济学中，边沁所主张的基数效用论（Cardinal Utility Theory）虽已被序数效用论（OrdinalUtility Theory）所取代，但效用可以进行比较——即对幸福和痛苦进行类似成本收益计算——这一观念却影响深远，对于现代经济学的体系构建意义重大。日后穆勒提出“经济人”的概念就受到边沁的直接影响，而此后经济学家提出的关于利润最大化及效用最大化的边际原则等等，则不过是边沁“幸福和痛苦的微积分”的形式化表现。

穆勒还指出，在边沁的功利主义观念中，人们行为的目的就是追求幸福或满足；实现目的最为重要，而过程本身没什么意义。穆勒则相信人类行为可能包含着比幸福和满足广泛得多、深刻得多的意义。他说：“做一个并不满足的人要比做一头满足的猪好得多；做一个并不满足的苏格拉底要比做一个满足的蠢人好得多。”——关于人生的意义，穆勒一定会赞同萧伯纳的观点：“幸福并不是生活的目的；生活并没有目的；生活本身就是目的。”——可见，对人的行为动机的认识，需要更加广阔的视野和对人性的洞察，边沁功利主义的简单假设确实有些偏狭，这是穆勒对边沁的批判和发展。但穆勒（及其同时代的黑兹列特、卡莱尔）等人，批评边沁的观念“强硬、无情、机械、低俗、不敬神并且低级”；并认为他缺乏诗性情感和文学素养——由此限制了他的想象力和思想高度——显然有失偏颇。

其实边沁本人并不是文学和诗歌的天敌。相反，他酷爱音乐，文学修养很高。文学评论家相信边沁全集中的某些部分完全可以与艾迪生和哥尔斯密相媲美。边沁曾为出版潘恩《理性时代》的自由思想家理查德·加里尔捐款（后者因出版违禁品被罚1500磅），也曾翻译伏尔泰的《白牛》并于1774年匿名出版。1776年，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第一卷出版，边沁立即购买并分赠亲友。或者正因为如此，穆勒晚年转而承认边沁对人类情感研究的贡献，并在《论边沁》一书结尾处宣称：“我们就必须在智慧大师们中间、在人类的伟大导师和永远的知识明星们中间给边沁安排一个位置。他属于那些赋予人类不朽才能的人物之一。”

当然，后世对边沁“庸俗、狭隘、自私、冷漠”等负面形象的构建更多来自于狄更斯《艰难时世》——其影响远过于上述诸人之总和。美国当代著名哲学家玛莎·努斯鲍姆在《诗性正义：文学想象与公共生活》（1995）中曾引用过小说的一个场景：当葛擂硬（正如他的名字——Gradgrind，有逐步碾磨的意思——的寓意一样，他抹掉了孩子的天性，扼杀了他们的情感，毁掉了他们的生活）注意到他的孩子展示出一种奇怪的丰富想象力和一种病态的多愁善感的时候，这位经济学家和教育家便免不了这样探寻原因——“会不会有教员或者仆人给了他们什么建议，会不会是路易莎或托马斯读了什么东西？……因为从摇篮时代开始，智力就被循规蹈矩地培养出来的孩子们竟然会有这种情形？”努斯鲍姆指出所谓“经济学功利主义”的几乎所有特征，都典型地体现在小说主人公葛擂硬身上：他将一切都简化为计算的习惯，实际上抹杀了人的独特性、复杂性以及丰富性，于是便无法对人和人性的真实状况与需求做出正确的反应。这明显针对边沁所采用的一套量化计算方法——他不仅对快乐和痛苦做了32种分类，在陈述计算方法时也追求数学般的严密精确——这些做法使得法学或经济学“从莫名其妙之物变成为科学”（麦考莱语）。

根据一般人的看法，狄更斯小说讽刺的是边沁，然而对18世纪英国思想史稍加涉猎的读者便不难发现——更大的可能，小说家瞄准的靶心是穆勒父子。少年穆勒是公认的神童，在其父詹姆斯·穆勒的严格指导下，穆勒3岁开始学习希腊文，8岁开始学习拉丁文、代数、几何，到9岁时已读遍希腊史家重要著作。没有玩伴、没有嬉戏，唯有书籍与父亲的训诫。穆勒12岁开始学习逻辑学，进入到“一个更高的教育阶段，其中的教育对象不再是思想的辅助物和工具，而是思想本身”。此时所有课程都由他父亲直接教授，而这位父亲，也将他那种“不知道如何不工作”的谜一样的“智力机器”本性，传授给了年幼的穆勒。穆勒回忆其受教育过程时说道：“最显而易见的一个特点是，父亲在我童年时付出巨大努力，把被认为是高等教育的知识教给我，这种知识往往要到成年时才能真正学到。公正地说，比起同代人，我早期教育的开始时间早了二十五年。”不仅如此，他被父亲要求减少与其他孩童接触，特别是不能受到学校生活的影响。对此，穆勒的述评是：“为了不让我受到学校生活对道德的败坏性影响，父亲却从未为我提供足够替代学校教育的实际影响。”——可见，狄更斯小说中葛擂硬对子女的教育模式，堪称是穆勒父子的翻版。

平心而论，边沁在后世被误解，很大程度上跟他的语言文字风格有关——同时代哲人宣称“边沁擅长把他的思想包裹在晦涩外衣内，以确保这些思想不被理解”，可谓一语中的。更有人将他的著作视为“现代的梵文”，认为其难度超过希伯来语著述。但很少有人明白，边沁的深奥晦涩，更多是追求精确性的结果。正如英国著名散文家悉尼·史密斯（1771—1845）所言，“唯独那些了解其原创性、知识、力度和勇气的人，才会阅读边沁原著”——而很少有读者愿意“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来寻求进步”。美国思想家爱默生在演讲名篇《论自立》中断言：伟人就是被误解。而被穆勒称为“人类伟大思想家”的边沁，无疑就是这样一位被误解的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