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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州名画录》是北宋初年的一部当代地方美术史，一向被认为是黄休复所撰。由于所记多为作者亲眼看见的当时当地之美术史事象，所以无不体贴入微、亲切可信，比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邓椿《画继》的或受空间之局限，或赖传闻之材料，无疑具有更高的史料价值。除画家传记外，更附以写真二十二处、无姓名者、有画无名者、有名无画者，极其翔实该备。一些文献资料，如欧阳炯的《蜀八卦殿壁画奇异记》《禅月大师应梦罗汉歌》、徐光溥的《秋山图歌》等，也因此书而得以完整地保存下来。
黄休复，字归本，生卒不详，活动于北宋初年。其里籍，据李畋《益州名画录·序》称其为“江夏黄氏”，近人卢氏刻《湖北先正遗书》曾收其《茅亭客话》。《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则以为：“然畋序作于宋初，或沿唐、五代余习。题黄氏郡望亦未可知，未必果生于是地也。”《郡斋读书志》则云：“唐乾符初至宋乾德岁，休复在蜀中。”总之，不管黄休复的里籍何处，他长期生活在蜀中应该是没有疑问的。以其在蜀的时间为“唐乾符初至宋乾德岁”，即公元874—964年，则可知其至少活到了九十岁。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据“《郡斋读书志》谓‘唐乾元初至宋乾德岁，休复在蜀中’。直至今人于安澜编《画史丛书》，在此书后所附《作者事略》，仍沿而不改；这样一来，黄休复便活了两百多岁了”，实属无稽之谈。查《郡斋读书志》《画史丛书·益州名画录·作者事略》，均言“唐乾符初至宋乾德岁，休复在蜀中”，徐氏盖以李畋序谓“故自李唐乾元初至皇宋乾德岁，其间图画之尤精者，取其目所击者五十八人，品为四格，离为三卷，命曰《益州名画录》”，遂误“乾符”为“乾元”，其疏失如此！
仍据李畋《序》：“（黄休复）通《春秋》学，校《左氏》《公》《穀》书，暨摭百家之说，鬻丹养亲，行达于世，恬如也。加以游心顾陆之艺，深得厥趣，居常以魏晋之奇踪，隋唐之懿迹，盈缣溢帙，类而珍之。适值博雅之士，款扉求见，则敞茅屋，拂榻尘，架而陈之，娱宾赏心，万虞一泯。及其僧舍道居，靡不往而玩之，环岁忘倦。盖益都多名画，富视他郡，谓唐二帝播越及诸侯作镇之秋，是时画艺之杰者，游从而来，故其标格模楷，无处不有。圣朝伐蜀之日，若升堂邑。彼廨宇寺观，前辈名画，纤悉无圯者。迨淳化甲午岁，盗发二川，焚劫略尽，则墙壁之绘，甚乎剥庐，家秘之宝，散如决水，今可觌者，十二三焉。噫！好事者为之几郁矣。黄氏心郁久之，又能笔之书，存录之也。故自李唐乾元初至皇宋乾德岁，其间图画之尤精，取其所目击者五十八人，品以四格，离为三卷，命曰《益州名画录》。”时在景德二年（1005）。据此可知黄休复的大致情况及《益州名画录》的成书经过，而当时，黄氏已谢世数十年了。
但是，黄休复作为《益州名画录》的作者问题，曾是美术史学上的一桩悬案。据《直斋书录解题》：“《益州名画录》三卷，江夏黄休复归本撰。《中兴书目》以为李畋撰，而谓休复书今亡。案此书前有景祐三年序，不著名氏，其为休复所录明甚。又有休复自谓后序，则固未尝亡也。未知题李畋者，与此同异。”今天所见的《益州名画录》，前有李畋景德二年（1005）序，而无不著名氏的景祐三年（1036）序和休复自谓后序。又据《四库全书总目题要》：“则别本但题李畋之名，不以序文出李畋，今本直作畋序，又与宋时本不合，然诸刻本皆作畋序，故始从旧本，仍存畋名焉。”又据《郑堂读书记》：“《益州名画录》三卷，宋黄休复撰，《四库全书》著录，《崇文目》《读书志》《书录解题》《通考》《宋志》俱载之。惟《宋志》作李畋撰，本于《中兴书目》，见陈氏引，盖误以景德三年（按实为二年）作序之李畋为撰人，犹何超《晋书音义》之误杨齐宣也。”仅如上所述，已可见其间关系的混乱。
但问题不止这些。据《图画见闻志》卷一“叙诸家文字”，有蜀沙门仁显撰《广画新集》、辛显撰《益州画录》、黄休复撰《总画集》，三书俱亡佚。而《图画见闻志》纪传唐末、五代、宋初蜀中画家，多有引用仁显、辛显的文字，而不引黄休复；且仁显、辛显文字与今本《益州名画录》颇为一致，如卷一“论曹吴体法”：“又按蜀僧仁显《广画新集》，言曹曰：昔竺乾有康僧会者，初入吴，设像行道，时曹不兴见西国佛事仪范写之，故天下盛传曹也。又言吴者，起于宋之吴暕之作，故号吴也。”卷二“赵温其、赵德齐”条：“辛显评温其与德齐皆次公祐之品。”“范琼、陈昭、彭坚”条：“辛显云：范为神品，陈、彭为妙品。仁显云：范、陈为妙品上，彭为妙品。”“孙遇”条：“仁显评逸品。”卷三“僧楚安”条：“仁显云：笔踪细碎，全亏六法，非大手高格也。”《益州名画录》“张玄”条则云：“前辈画佛像罗汉，相传曹样、吴样，曹起曹弗兴，吴起吴暕。”卷上以赵公祐居神格，赵温奇（其）、赵德齐为妙格上品，正是“皆次公祐之品”。又以范琼为神格，陈皓（昭）、彭坚为妙格中品，三人同画净众寺壁画，“俱尽其美矣”。卷上孙位（遇）居逸格；卷下僧楚安居能格中品，均与《图画见闻志》引仁显、辛显评相吻合。此外，陈师道《后山谈丛》卷一有谓：“蜀人勾龙爽作《名画记》，以范琼、赵承佑（公祐）为神品，孙位为逸品，谓琼与承佑类吴生而设色过之，位虽工，而不中绳墨。”苏辙《汝州龙兴寺修吴画殿记》亦云：“予昔游成都，唐人遗迹，遍于老佛之居。先蜀之老，有能评之者曰：画格有能、妙、神、逸，盖能不及妙、妙不及神，神不及逸者。称神者二人，曰范琼、赵公佑（祐）；而称逸者一人，孙遇而已。”按勾龙爽《名画记》和“先蜀之老”的分品情况，也与《益州名画录》一式无二。
黄休复与《益州名画录》的关系，从《四库全书》以后早已画上了句号，但那仅是就李畋作序的问题立论。现在，从《图画见闻志》等所透露的信息，我们有必要将句号重新改为问号。
《益州名画录》不仅是一部当代、地方美术史，更是一部批评美术史，其最大的贡献便是逸、神、妙、能四格标准的确立。四格各有明确的内涵和外延界定：
画之逸格，最难其俦，拙规矩于方圆，鄙精研于彩绘，笔简形具，得之自然，莫可楷模，出于意表，故目之曰逸格尔。
大凡画艺，应物象形，其天机迥高，思与神合，创意立体，妙合化权，非谓开厨已走，拔壁而飞，故目之曰神格尔。
画之于人，各有本情，笔精墨妙，不知所然，若投刃于解牛，类运斤于斫鼻，自心付手，曲尽玄微，故目之曰妙格尔。
画有性周动植，学侔天功，乃至结岳融川，潜鳞翔羽，形象生动者，故目之曰能格尔。
对《益州名画录》“四格”的认识，不能不追溯到唐朱景玄《唐朝名画录》中提出的“四品”。四品即神、妙、能、逸，朱景玄在序言中指出，这四品代表了不同的风格，同时也代表了不同的成就，风格与成就是二而一、一而二的。神、妙、能三品不仅风格不同，更有成就的高低之分，就像台阶一样，不同的风格是平行不平等的。
三品强调的都是“画之本法”，以形象塑造为核心。另一方面，本法就是规矩，能品就是在这方面做得很努力，花了很大力量达到本法的要求。妙品是很有才华，画得比较轻松，也达到了要求。神品是又有才华又努力。如果说能品是70—79分，妙品是80—89分，那么神品就是90—100分。三品的区别就在这里，风格不同但不平等，是横向的三层，逐层向上递升，基础都是画之本法。逸品在朱景玄的《唐朝名画录》中作为“非画之本法”，不以形象塑造为核心，它是在规矩之外的。任何行业都有规范，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但逸品是在规范之外的，与基本的规范相反。逸就是“逃逸”，逸出，跑出去，逃逸到规矩之外，抛弃规范的意思。所以它又同狂联系在一起，即狂逸。神、妙、能都有代表的画家，不同的风格各有不同的成就，逸品他提到了三位画家。一位是王墨（洽、默），因为他总是用墨水狂泼乱画，所以叫王墨，又因为他老是沉默不说话，所以叫王默，这位画家很古怪。另一位很古怪的叫李灵省，疯疯癫癫的。再有一位古怪的叫张志和，他们和今天的现代艺术家差不多，共同的特点就是喝醉了酒，将头发散开，蘸了墨汁在纸上乱画，弄出墨迹，根据墨迹的大小和枯湿浓淡以及形状稍加改动，形象朦朦胧胧，这种画看起来很有天趣。整个过程和“画之本法”完全不同，不是按部就班，最后的结果不在意料之中，随意性很大，只有等到画完才知道。逸品是在规矩之外又有了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就是不讲规范，讲自然天成，它与神、妙、能也不平等，是纵向的。神、妙、能三种风格是“画之本法”中的量变，实际上属于同一种风格。逸是从“画之本法”到“非画之本法”本质的变化，是质变，是不同的风格。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也提到过泼墨、吹云，是自然的形成，这种方法“自得天趣”，但“不见笔踪，不谓之画”。我们仍拿读书来比喻，神、妙、能分别是90—100分、80—89分、70—79分，所以都考上了名牌大学。那么逸品是什么呢？它也考上了名牌大学，但并不是“考”上的，而是“特招”进去的。让它照“画之本法”的规矩去考，它可能只有10—20分，但它很有“特长”，所以也被“特招”进了名牌大学。但当时，这个逸品并没有被认可，而是被封杀了，没有被“特招”到名牌大学去。
朱景玄在书中提到神品的代表画家有吴道子、周昉、阎立本，妙品有李昭道、韩滉、张萱、卢楞伽，能品有萧悦、陆滉等人。他们的作品，有些我们今天还可以看到，有些虽然看不到了，但前人的诗文中多有描述，有什么特点呢？就是以形象塑造为核心，用笔墨、色彩等去配合形神兼备、物我交融的形象塑造，尽管成就不同，但都是以造型为“画之本法”。而逸品的三个人，都不是以造型为核心，而是随狂涂乱泼的笔墨以成形。成的不是形神兼备之形，而是约略朦胧之形，所以说是“非画之本法”。前者，是历代的画家，包括高手和庸工都在这样做的，就像所有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的教育，都是这样做的，是“教学之本法”；后者，是“盖前古未之有”的“格外不拘常法”。正常的教学从来没有这么做的，现在开创了“特招”的做法。
与四品相类似的还有自然、神、妙、精、谨细五品，这是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提出来的。他说：
夫失于自然而后神，失于神而后妙，失于妙而后精，精之为病也，而成谨细。自然者为上品之上，神者为上品之中。妙者为上品之下，精者为中品之上，谨而细者为中品之中。余今立此五等，以包众法，以贯众妙，其间诠量，可有数百等，孰能周详？
后来的研究者认为，张彦远的五品就是朱景玄的四品，自然等于逸品，神品就是神品，妙品就是妙品，精品就是能品，谨细则不在朱景玄的品评标准之中。总之，认为自然就是逸品。而实际上，张彦远是否定王墨的，认为这不算作画。自然是最高境界，出神入化就是高出了神品的境界。如果说神品考试拿到了满分100分，那么自然还拿到了加分，是120分。而逸品，在张彦远的眼中是非“画之本法”，是不及格，“不谓之画”。自然是在“画之本法”之上的，是120分；神、妙、精、谨细则是在“画之本法”之内的。神品是90—100分，妙品是80—89分，精品是70—79分，谨细就是60—69分。在中国绘画史上起影响的主要是朱景玄的四品，张彦远的五等说没有起多少影响。四品、五等虽提法不同，但都是如何评价绘画的一个标准。
朱景玄的四品是从张怀瓘的《书品》中借鉴而来的，张怀瓘的这部著作现在已经看不到了。到了《益州名画录》中也提到逸、神、妙、能四格，则把逸品归于“画之本法”之内，列为最高品了。所以，这里的逸品与朱景玄的逸品并不是一回事，却是与张彦远的自然对应的。所以在中国画学文献中我们可以发现，有时两人使用同一个名词，但含义完全不同，有时两人使用两个不同的名词，含义又是一样的。
具体地讲，逸格就是天资和功力皆超常，所以达到“纵心所欲而不逾矩”。神格是天资和功力兼具，达到中规中矩。妙格是天资胜于功力；能格则是功力胜于天资。《益州名画录》中唯一的逸格就是孙位，今天上海博物馆藏有孙位的《高逸图》，与王墨的画大不相同。朱景玄《唐朝名画录》有记载，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也有记载，王墨作画就是手掌蘸满墨喝醉酒乱涂，纵心所欲逾于矩，是在“画之本法”之外的。而孙位则和吴道子一样，照着样子在画。他的《高逸图》就是照着魏晋画像砖的《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画的，但画得比一般人更好，相当于张彦远讲的自然。它以形象塑造为核心，形神兼备、物我交融，与朱景玄的逸品完全不同。我们往往认为逸品就是与众不同，是对“画之本法”的颠覆，但唐宋绘画的主导风格还是强调本法。张彦远的自然如此，《益州名画录》的逸格同样如此。而朱景玄所讲的逸品，在当时的画坛上是不被承认的。
（198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