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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那克西曼德与起源之谜

“……5，1，4，1，3——结束了！”一个面容憔悴的老人高喊道。

“您看起来非常疲乏，请问您之前在做什么？”

“我在倒着背诵小数形式的圆周率！”

这是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所讲的一个哲学玩笑。一个没有起源的事物几乎是一个矛盾。然而，哲学这门学科大概就是在接受了这种荒谬性后才得以发端的——因为它正是阿那克西曼德（约公元前610年—前545年）对于史上第一个有文字记录的悖论的解决方式。

我们来自哪里？

人们热衷于追溯他们祖代的谱系。阿那克西曼德对于这种好奇心加以概括。他注意到，每个人的生命都始于婴儿阶段，在这一阶段之中，人只有受到养育才有可能活下来。阿那克西曼德就此推论，最早的人类是由动物养育的。古希腊人知道鲨鱼孵育出的子代出生之后便具有活力和自立性。由此，阿那克西曼德猜测，最早的人类诞生于水生动物，并在之后受到了后者的抚养。

但是我们的这些动物祖先又来自哪里？在这个问题上，阿那克西曼德似乎再一次超越了他的时代：他推断说这些动物来自无生命的先祖。

那么，这些先祖的先祖又是什么呢？不论我们沿着这条思路探寻多久，我们都可以继续发出同一个问题：“那么，在那之前发生了什么？”然而，历史似乎不可能没有一个开端。这不就是维特根斯坦那则玩笑的寓意所在吗？

也许一些与阿那克西曼德同时代的人们曾试图将这种荒谬性精确地表述为“不可能的等待”：如果过去是无穷的，就必须经过无穷的时间才能达到现在这一时刻。无穷的等待是没有终点的。然而，我们正身处当下这一刻！因此，过去必然有一个开端。

与阿那克西曼德不同的是，本书的读者应该很熟悉“负数”这一概念。我们可以构建一个模型来描述无穷的过去：我们用0来代表现在这一时刻，用－1代表昨天，－2代表前天，以此类推。对我们来说，即使在0之前有无穷多个数，我们也不会困惑于如何能够从负无穷到达0。那么，是什么让无穷的过去比负整数的无穷序列更令人困惑呢？

这个数学模型似乎也适用于表示无穷的未来：+1可以表示明天，+2可以表示后天，依此类推。你可以想象自己遇到了一个不朽者，其命运是永恒地计数，那么每一个正整数都会被他数到。

但是，负数并不足以解决起源悖论。宣称背诵出了无穷多的数总有一种“无中生有”的感觉。

什么是悖论？

在讨论哲学是否起源于野蛮人时，第欧根尼·拉尔修记录道：“就印度的苦行僧和德鲁伊教的信徒而言，我们得知他们是通过谜题的形式来表达他们的哲学的……”我把悖论理解为谜题的一种。最古老的哲学问题是从民间传说演变出来的，我们可以看到产生这些问题的语言游戏在其中遗留下来的痕迹。

引诱性谜题（seduction riddles）被提出是为了使实质上很糟糕的答案看起来像是好的答案。譬如，一个2米长、2米宽、2米高的洞里有多少泥土？这个问题诱使我们回答说：“有8立方米的泥土。”而出题者则会提醒我们，一个洞之所以被称为洞，说明它里面并没有被填上泥土。

与此相反，神秘性谜题（mystery riddles）则看似没有任何答案。达成这种不可解表象的一种途径是用一种显然自相矛盾的方式描述一个事物。当阿那克西曼德还是一个小男孩的时候，他一定曾被问到过这个古希腊谜题：“什么东西有口却从不进食，有床却从不睡觉？”（答案是：河，因为它有河口和河床。）文字谜题的存在为我们具体展现了民间传说中的诸多体裁。阿那克西曼德也许是从赫西俄德的《神谱》（ Theogony ）中听说斯芬克斯之谜的。我们通过索福克勒斯（Sophocles）的戏剧《俄狄浦斯王》（ Oedipus the King ）清楚地知晓了这一谜题。斯芬克斯是一个怪物，每天都用它从缪斯女神那听来的谜题考验路人：“什么东西早上有四条腿，下午有两条腿，而晚上有三条腿？”它希望它的受害者全都无法理解这个谜题中所暗含的隐喻。而俄狄浦斯则通过破解题目找到了答案：在人生的开端，婴儿需要用到全部的四肢来爬动，此后人们学会利用双腿直立行走，而最终，在垂暮之际，他们需要依赖于拐杖才能蹒跚而行。然而悲惨的是，俄狄浦斯最终没能解决更深层次的问题，即他自己的出身，盲人先知狄瑞西阿斯（Tiresias）在其“谜言”之中不断地提及这个问题。

对于大多数神秘性谜题，在知晓答案之前我们是不大可能理解其题意的。在驾驶着飞机撞击世贸中心大厦之前的两周，穆罕默德·阿塔（Mohammed Atta）打电话向拉姆齐·比纳尔谢赫（Ramzi Binalshibh）求教一个谜题：两根棍子、一个短横线、一个下面插着小棍的蛋糕——这是什么意思？比纳尔谢赫也感到困惑。在“9·11”恐怖袭击发生之后，他才意识到那两根棍子表示“11”，那根短横线代表日期分隔符，而那个下面插着小棍的蛋糕则代表数字“9”。

有时甚至连出谜者本人都会感到困惑。当疯帽匠向爱丽丝提出“为什么说渡鸦就像一张写字桌”的问题时，他也不知道答案是什么。甚至连疯帽匠这个人物的创作者逻辑学家刘易斯·卡罗尔也不知道答案。

悖论的提出者并不一定需要把悖论的含义遮掩在含糊和隐喻的幕障之后。他完全可以表现得十分坦率，因为谜题之所以有效果就在于它会使得听众在太多个好的答案之间无法决策。譬如，让我们来思考这个广为流传的悖论：“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回答“先有蛋”的人可以用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来支持自己的观点：所有的鸡都是从蛋里孵化而出的。但问题是相反的答案有着一个同等可信的原理支持：所有的蛋都是由鸡下的。

通常相互矛盾的证据都是不牢靠的。通过进一步观察、重新测量与多次计算，我们的犹疑往往会得到消解。相较而言，悖论是极其顽固的。每当一方似乎更胜一筹时，反向的观点就会发展出来，最终恢复双方的平衡。根据工程学，我们知道达成这种动态平衡最简单的方式是构建对称。当两块板子互为支撑时（就像这样：/\），它们之间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作用力使得这一组板子立起来。这种对称性在“鸡或蛋”谜题中是显而易见的。然而我们也会遇到构造得更复杂的情况。

希腊人十分着迷于对立斗争。他们热衷于那些由相反观点的相互斗争来维持平衡的问题。他们的剧作家亦善于将悖论这一元素熔炼于其作品之中。

悖论爱好者为出乎意料的平局而感到快乐——尤其是当他的观众可以预料到正确结果时。就连小孩子们都知道芝诺运动悖论的答案：你能走出一个房间吗？一根箭可以在空中穿梭吗？如果一只缓慢的乌龟在最初稍稍领先的话，那么飞毛腿阿喀琉斯能追上它吗？芝诺通过合乎逻辑的论证使听众产生混淆，使听众认为每一个问题都是无解的。就像刘易斯·卡罗尔笔下的爱丽丝那样，孩子们知道“这个说法一定在什么地方有错”，但是他们无法确切地指出那个错误。

悖论有时可以通过表明一种解决方案的某一先决条件不成立而得以“消解”。问题逻辑的研究者将 直接答案 定义为那些恰好满足了提问者所需信息量的答案，它既不包含任何多余内容，也不缺少任何必要信息。当我问道“第一个制作星图的希腊人是阿那克西曼德还是他的老师泰勒斯”时，我其实留给你了两个直接答案，并且要求你从中挑选出那个正确的答案（或者说，一个正确的答案）。你若是完全遵从我的要求的话，就应该断言道：“阿那克西曼德是第一个制作星图的希腊人。”在一道填空题里，比如“地球的高度和直径的比例是多少？”你需要在一个无穷的值域中做出选择。阿那克西曼德选择道：“地球的高度和直径的比例是1∶3。”（阿那克西曼德认为地球的形状类似于一个犬用水碗，大体上是一个圆柱体，只是其顶部有一些内曲，以免水从中溢出。）如果一个问题的所有直接答案都是错误的，那么你正确地回答该问题的唯一方式便是去质疑“某一个直接答案是正确的”这种假设。

有的时候，人们会将谜题的一部分等同于悖论。这一部分或是最出人意料而合乎可能的答案，或是支持这个答案的论据，甚至是所有可能答案的整个集合。

譬如说，加雷斯·马修斯（Gareth Matthews）将悖论定义为一种与概念真理相冲突的表述。他给出的例子是斯多葛主义的信条：有且只有那些自由的人才知道他们是不自由的。

大多数哲学家都认为论证在悖论之中起着核心作用。R. M. 塞恩斯伯里（R. M. Sainsbury）认定悖论就是从可接受的前提和可接受的推理模式之中所推出的不可接受的结论。J. L. 麦基（J. L. Mackie）则宣称悖论就是整个论证本身。

其他哲学家则认为，悖论是一组分别看似合理，合在一起却相互矛盾的命题。根据尼古拉斯·雷舍尔（Nicholas Rescher）的观点，不同的哲学立场可以被归为解决悖论的不同方式，它们通过排除集合中的某一成员来解决悖论。而这个集合可以被视为更有条理的悖论的答案集，这个悖论的形式是：“下列命题中的哪一个是真的（如果至少有一个为真的话）”这种有效的形式不基于任何预设，因此它将回答者的答案限制在直接答案之中。希腊人发明了这种思维工具，而我在本书中会经常使用它。

虽然我认为悖论是谜题，但我认为悖论中的一部分也可以被称为悖论，就像玫瑰的一部分可以被称为玫瑰一样。玫瑰严格来说是蔷薇属下的一种灌木，但是否认这种灌木被切下的花朵是玫瑰，这种做法是迂腐的。

这个关于玫瑰的类比让我想起了伯特兰·罗素和维特根斯坦之间的一段交流。在维特根斯坦还是学生的时候，他会极度认真地思考某一个问题，然后就像沙皇颁布诏书那样公布自己的解决方案。罗素责备他往往不将他得出结论时的推理过程写下来。维特根斯坦大声问道，如果他要送给罗素一朵玫瑰花，他是否也应该把花的根部一起给他？

哲学家们将论证解读为种类极其繁多的现象：解释、预言、思想实验，甚至是历史本身（仿佛战争本质上不过是一场激烈的辩论似的）。如果一名哲学家提出加拿大的国旗中暗含了一个论证的话，我不会感到太过惊讶。看看旗帜左上和右上方的白色区域。如果把深浅的着色对调一下，你可以看到这两个区域很像两个向下45度垂着的头在争吵。（图1.1）

图1.1

在我的观点之中，悖论的任何好答案并不需要基于某种论证。一个好答案可能基于你看到的东西，抑或是基于常识。月亮是在靠近地平线时最接近地球吗？亚里士多德的眼睛告诉他是这样，但是他的天文学理论却否定了这种说法。在亚里士多德凝视瀑布的时候，他发现河岸显然在移动，然而同时它又看起来是静止的！在此，似乎在同一种知觉之内产生了矛盾。基于论证的悖论定义不符合被心理学家描述为“视觉悖论”的那种幻象，譬如罗杰·彭罗斯三角形（Roger Penrose’s Triangle，图1.2）。这种三角形有三个相等的边，因此也有三个相等的角。然而，如果有人问到这三个角有多大的话，你会“看到”每个角都大于60度。由于三角形的内角之和必须是180度，所以你对于这三个角都大于60度的看法只能持有将信将疑的态度。但同时，你也不能改变视觉上对此的直观印象。

图1.2

心理学家认为这种不协调是无法解决的，因为我们的视觉系统是分割的。我们可以把每一个心智模块看作包含一个做出初步判断的小人，那么，这种小人如何做出其判断呢？我们可以说，每一个小人都是由更小（而更基础）的小人组成的。这种层级体系的底部是那些可以用机械方式解释的行为。一个专长于判断角度的小人无法与其他小人——譬如一个专精判断长度的小人——进行沟通。即使在你用量角器测量了角度之后，这个判断角度的小人仍然会给出与之前相同的角度判断。为了加快速度，每个小人的判断都基于寥寥的几条标准以及少量简单的法则来处理有限的信息。小人没有时间来沟通或是思考。因此，这些小人是固执成见的，常常陷于互相的分歧之中。为了使得我们的知觉能跟得上环境的变化，错觉的产生是不可避免的。

如果说一个谜题的所有好答案都出自一个由不同小人（比如那些负责视觉或语言的小人）构成的体系所做出的判断的话，那么这种冲突就无法用理性的方式化解。当某种事物导致处于矛盾之中的小人不再进行判断时，这种悖论才可能会消失。比如说，有一些知觉上的错觉会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而消失。若是我们能够抑制非理性的冲动（就像是一个镇静的航空旅行者忽视其对于坠落的恐惧那样），或者我们干脆接受这种冲动的合理性（就像情人接受自己的妒意），则悖论也就可忍受了。然而，这些小人完全不具有推理的能力。

只有那些具有认知成分的悖论才有被化解的可能。因此，哲学家的兴趣集中在那些可以基于理性判断其答案是否可信的悖论之上。同时，他们将悖论的讨论相对化，限定至当下拥有最佳理性的思考者的手中。最重要的问题是探求究竟是什么妨碍了这些优质的思考者得出答案。

尽管我认为哲学家夸大了论证在悖论之中的作用，但是我个人认为他们将悖论定义基于论证是富有教育意义的。只有在我养成了用逻辑模式来看待问题的习惯之后，我才开始能够理解哲学。我不再以零散的猎奇心态阅读伟大思想家的作品，而是依照具体的思维导向深入地研究他们。正是通过悖论这面棱镜，哲学史才变得真正明晰起来。

有记录以来最早的悖论

阿那克西曼德的悖论是：每个事物都有起源吗？他的回答是否定的。有一个无限的存在物维持其他一切存在物的存在，而它本身却不基于任何其他东西。阿那克西曼德的推理过程可以被重构为对无穷倒退的规避：有些事物现在存在，却并不总是存在。任何有开端的事物之存在都需要基于另一个先于其存在的事物。因此，必然有一些没有起源的事物。

在基督教兴起之前，宇宙不可能有开端这一看法是人们的共识。唯一的疑虑在于阿那克西曼德的“无受因的起因”（uncaused cause）的论证中是否存在漏洞。譬如说，一些哲学家曾思考过是否可能存在由有限事物构成的无限序列。每一个负整数与0之间的距离都是有穷的，而且这些负整数“来自”另一个同样与0保持着有穷距离的前数。例如，－1有－2作为其前数，－2则是－3的后数。这个无穷的整数序列中的每一个数都有一个起源（亦即它的前数），并且其与现在这一点（亦即0）的距离都是有穷的，然而整个负数的序列并没有一个起点。

这表明了人类起源问题的另一种解决方案。我们与其跟随阿那克西曼德从无限事物出发的思路，不如考虑有限事物之间的无限关联。特别是如果父母与子代之间存在着无穷序列的话，那么每一代都有父母来哺育子女，因而我们不需要再考虑人类起源于动物这一假设。亚里士多德赞同这种解法。他相信每个物种都是无限古老的。因此，亚里士多德相信“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一谜题所基于的是错误的前提。因为每一只鸡都来自一枚鸡蛋，且每一颗蛋都来自一只鸡，所以鸡和蛋的出现没有先后之分。

查尔斯·达尔文最终验证了阿那克西曼德的假设：鸡和蛋存在的时间是有限的。因此，要么蛋的出现先于鸡，要么情况相反。

阿那克西曼德对于人类起源问题的看法同样适用于应对鸡的起源问题。鸡蛋需要被孵化，而小鸡需要被饲养。因而在太古之初，必然有一些非鸡类的生物承担起了对鸡的抚养责任。因此，在成年鸡出现之前，必然已经有了鸡蛋。

阿那克西曼德认为人类的祖先在幼年时是由某种水生动物饲养的。从现代生物学的视角来看，这种观点是愚蠢可笑的。但我认为当代的演化论会同意阿那克西曼德所持有的蛋先于鸡的观点。根据格里戈·孟德尔的遗传理论，转变为鸡这一事件只能发生在生蛋者和它生的蛋之间。其原因是一个特定的生物体在其生命历程中不能改变它的物种归属，它的基因是固定的。然而，演化论告诉我们，生物存在着没能纯系繁殖的可能性。所以，虽然我们无法确定第一枚鸡蛋具体是哪枚，但可以知道最早的那枚鸡蛋一定先于最早的那只鸡而存在——无论这只鸡具体是哪只。蛋之先于鸡的存在，是一种生物的而不是逻辑的必然。如果我们根据让·拉马克（Jean Lamarck）的特质后天获得论来思考的话，鸡也完全可能是先于蛋的。

因为阿那克西曼德并不具备必要的生物学知识，他对于鸡与蛋谜题的解答最多只能算是幸运地猜对了罢了。但他为其猜想构建了理性的根基，这一点值得称赞。

无受因的起因之含义

阿那克西曼德的无限存在者向我们提供了一些关于过去的信息。但是，未来又是怎么样的呢？是否一切事物都有尽头？有尽头似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总是能持续追问：那接下来又如何呢？无穷无尽的未来在某种模糊的意义上显得不很令人满意，因为它不具有完全性。我们对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感到不安：无穷、模糊、随机性。这些概念尤其容易引向悖论。但是有时我们无法回避它们。阿那克西曼德在接受了无限定的“阿派朗”（apeiron）作为万物的普遍起源的同时，也承认了它是宇宙的宿命。我们所处的有限世界就如同三明治一样被两个无限夹在中间。

根据阿那克西曼德的说法，我们现下的环境是通过分离的过程从无限的本原中产生的。如果你拿起一根管子，用它把土、沙子和细小的微粒吹入一片水中，冒着气泡的混合液体最初是未分化的混合物。但随后气体从水中升起，而最粗糙的颗粒会沉入底部，在这些颗粒之上是稍微细一些的颗粒，而最细小的颗粒会留在最上面。物以类聚。大地同样通过沉积的过程从水本原中产生。随着水的退去，土地才显露出来。

阿那克西曼德绘制了第一张世界地图来描绘这些广阔的土地。根据希罗多德对这张地图的详细描述，学者们将它重新绘制了出来。阿那克西曼德用平衡来解释为什么地球不会无尽地落入太空的深渊之中。对于这种平衡的本质存在着好几种解释。亚里士多德说阿那克西曼德利用的是作用于地球上的力之间的对称性（每一个力都有一个等大、反向的力抵消其效果）。因为并不存在任何理由使得地球向一个方向而不是另一个方向移动，所以地球保持在它的位置上。

悖论何时会成为谬误？

阿那克西曼德将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中的变化解释为对立面之间斗争的结果。夜晚的寒冷取代白天的温暖。正午烈日下的干燥取代晨间露珠的湿润。夏季一定会取代冬季，而随后冬季又会取代夏季。一切事物都与其对立面相生相克。阿那克西曼德的著作《论自然》（ The Nature of Things ）中唯一留存下来的一句话就说明了这个道理：“万物所借由产生者，万物消灭亦必复归于它。此般皆遵循必然性，因为万物按照时间的秩序为其不义彼此补偿。”与往往摆出价值中立姿态的现代物理学家们不同的是，阿那克西曼德用规范的方式来构建他的法则：对立双方应该相互抵消。只有苦涩与甜蜜相平衡、热和冷相平衡，才称得上健康。所有的变化都涉及对先前错误的矫正。如果对立面中的一方得以永久地占据上风，那么世界秩序就会被破坏。

在阿那克西曼德所处的时代，人们相信好运和厄运会相互抵消。希罗多德记录道，在公元前540年时，波利克拉特斯（Polycrates）在他的兄弟们的帮助下，在萨摩斯（Samos）夺取了政权。在谋杀他的一名兄弟并流放了另一名兄弟以巩固他的地位之后，波利克拉特斯与埃及统治者阿玛西斯（Amasis）达成了和约。此后，波利克拉特斯顺利地开始了对外的征服与扩张。

此时，阿玛西斯开始感到担忧了，于是他写信给波利克拉特斯予以善意的警告，他说道：

了解到我的朋友、盟友境遇甚佳，自然是值得开心的。但是你获得的这些巨大成功不甚合我意，因为我了解诸神，深知他们有多么易妒。因此比起在所有事务上都顺风顺水来说，我更愿意看到我和我所在意的人都在一些事情上获得成功，又在别的事情上不那么顺利，从而有起有伏地度过一生。因为根据我所知，没有哪个人在历经了接二连三的好运后不会最终承受恶劣的结果，彻底毁灭。因此，我希望你听从我之于你所获的成功的建议：想清楚什么是你看来最珍贵、最不容失去的东西，将它丢弃得足够远，使它不再重见天日。此后，如果你所取得的成功没有带给你厄运，那么再努力地按照我所建议你的那样弥补这件事吧。（希罗多德，1920，iii，40）

波利克拉特斯感觉失去他的铭文指环会给他带来最大的痛苦。于是他召集了一船水手出海。波利克拉特斯当着整船人的面把那枚指环投到了汪洋大海之中。大概在五六天之后，一名渔夫捕获到了一条大鱼。那是条上佳的鱼，于是渔夫决定把它献给波利克拉特斯。波利克拉特斯收下了这份礼物，并且邀请那位渔夫与他一起吃鱼。当波利克拉特斯的仆人们割开鱼腹之时，他们发现了那枚丢掉的指环并把它归还给了波利克拉特斯。当阿玛西斯听说了这件事情令人难以置信的走向之后，他总结道：要把一个人从他的命运中拯救出来是不可能的，他预言波利克拉特斯很快就会陷入重大的不幸之中。果不其然，波利克拉特斯在应一位波斯总督的邀请乘船驶往马格尼西亚时，遭到了残忍的杀害。

阿玛西斯在这里是否犯下了赌徒谬误呢？赌徒谬误（gambler’s fallacy）是指错误地假设平均法则（law of averages）是通过补偿，而不是大量重复来起作用的。在投掷一枚均匀的硬币时，硬币落地应该有50%正面朝上和50%反面朝上的概率。如果一枚硬币连续五次正面朝上落地，是否第六次投掷就更可能是反面朝上的呢？如果平均法则通过补偿起作用的话，那么答案就会是肯定的——过多正面朝上必然需要过多反面朝上以维持均衡。但是概率并不具有记忆力。平均法则其实是通过大量重复起作用的。从长远来看，正反面朝上的概率会各自趋近50%，因为大量的投掷次数使得偶然性的影响微不足道。

谬误与悖论的不同之处在于谬误中的错误可以被明确“诊断”出来。在此“明确”只是相对于专家，而不是普通人来说的。即使是在今天的赌场中也仍然充满了犯下赌徒谬误的人。令人惊讶的是，直到17世纪人们才终于明白这种对于平均法则的误解。在分析阿那克西曼德在大量重复与补偿之间的混淆时，我们很难避免犯下时代错误。将之称作“补偿悖论”更适合他的年代。如果我们把他的“宇宙正义”重新解释为大量机械性重复的效果，那么我们的解释就会冲击阿那克西曼德的理论，成为其去神话化研究方法的激进延伸。

我们之所以能够理解阿那克西曼德的错误是因为我们自己仍然忍不住犯下相同的错误。即使是专家也会在不经意间犯下统计学谬误。新的知识并不会抹去旧有的道路。我们的大脑里是存在隔层的。在面对不确定性时，我们大脑中同时存在着拥有精深的概率论知识的现代隔层与经验法则的旧隔层。当新隔层没有得到运转的暗示时，旧隔层就会起作用。因此，专家在缺乏专注度的情况下的思考方式与业余人士别无二致。

阿那克西曼德基于对立的物理学是补偿悖论的一种极佳表现形式。质量和能量等各种自然量都是守恒的。但是认为运气也是守恒的就是一种错误。我们关心某一年是干旱还是湿润、是温暖还是寒冷之类的问题，因此，如果我们认为平均法则是通过补偿来运作的，那么我们就会认为干旱年份的歉收将会带来多雨年份的丰收，从而实现平衡。我们将自己的好恶因此而投射到自然界之中。我们会认为宇宙的诸多基本力量（包括但不限于运气）都是通过补偿的机制来发挥作用的。

任何在自然界中找寻规律的人都会注意到有些事物确实会相互抵消。人类可以通过监测数据并定期施以增减来实现数量上的均衡。他们把这种平衡化行为看作是世界运行的模式。因此，我们可以在中国人那里看到对“阴”“阳”的执念，以及在印度人那里看到对“业”的关注。同时，有些人注意到此生的命运其实并不总是平衡的。对于补偿机制的坚定信念使得他们选择相信前生或者来世，以此来解释凶吉运气的不均。

补偿机制的运作需要对过往事物的记忆。只有在可以从记忆的内容得出推论的时候，记忆才起作用。这些记忆的内容必然来自此前已有的认知。如果我的坏运气总是能被好运气所平衡的话，说明记忆的内容必然可以感知到我的欲望。因此，阿那克西曼德的补偿法则要求至少有一名形而上的监督者进行运作。

诚然，阿那克西曼德主要的关注点是给出世俗化的阐释。他淡化了神在他的理论中的作用。虽然与他同时代的人大都把雷电看作是宙斯的神圣长矛，但阿那克西曼德指出雷电是由风引起的。即便如此，阿那克西曼德确实最终将理智赋予无限者。出于补偿法则的推论，机运必然具有记忆。好事的出现会使得坏事的降临更加可能，反之亦然。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无限的存在者指引万物运行的方向，而我们必须遵循。

我猜想阿那克西曼德的理论框架之中的那一点反常的拟人化倾向源自无起源过程自身的怪异特性。无穷的存在会令人自感渺小。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会慢慢地培养起新技能，最终获得所有儿童都应具备的基本能力。但是当这些成长过程中培养的技能不足以应对生活时，我们会回到最基本的模式，即要求父母的保护和指导。尽管阿那克西曼德对神人同形感到十分抗拒，但他最终还是回到了在没有思维的宇宙那里寻找意图的做法上。

人们即使在面对无限存在者时，也仍要给它贴上人的面孔。我从街区里一个比我稍大的男孩那里第一次听说了对上帝存在的宇宙论论证。这一论证的要点是：“一切存在者的存在都有其原因，且的确有存在者存在。因此，必然有一个本身没有原因的事物作为其他一切事物的原因。”后来，在同一条街上，我听到了反对意见：这个论证的结论和它的第一个前提是相互矛盾的。我们可以通过将第一个前提的应用范围缩小到仅包括依赖其他事物而存在的事物来避免这种矛盾。“第一因”不能像其他事物那样有所依赖。因为如果那样的话，它的存在就有赖于另一事物，从而无法避免无穷倒推。第一因必须是某种不依赖于任何其他事物的事物。因此，它是一种其他一切事物都最终以其存在为基础的必然存在者。第一因通常被人们归为造物主。

造物主这位候选人在民主选举中的确很可能会赢下多数选票。选民名单星光熠熠，包括4世纪的哲学家圣奥古斯丁。他意识到这种推理的基本思路会引发许多问题，并且提出了其中一些问题。当年轻的奥古斯丁问道，上帝在创世之前在做些什么时，他收到的答复是：“在给那些提出这种问题的人准备地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