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需要通过某些简单有力的技巧来挖掘隐藏的潜力,而且这些技巧人人都可以使用。我们称这些技巧为“工具”。
罗伯塔是我接收过的一位心理治疗求询者,她让我头一次觉得十五分钟的咨询对求询者来说完全无效。她在来找我的时候带着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希望不再继续沉溺于男友对她不忠的臆想里。“我翻看他的信息、盘问他一些细节,有时甚至开车到他的住处去监视他。虽然从未发现过什么,但我就是无法阻止自己的这种行为。”一开始,我认为她的问题很好解释:当她还是个孩子时,她的父亲突然抛弃了家庭,所以她即便现在已经20多岁了,却仍然害怕被遗弃。但在我深入挖掘她的情况之前,她盯着我的眼睛祈求道:“告诉我,我如何才能停止胡思乱想。别再探究我为什么没有安全感了,那纯粹是在浪费我的时间和金钱,因为我早就知道这一点了。”
如果罗伯塔现在来找我,我会为她清楚自己想要什么而感到兴奋,也明确知道应该如何帮助她。但那次咨询发生在二十五年前,那时我还是一个新手心理治疗师。当时,我只觉得她的诉求像一支利箭射穿了我,令我无言以对。
我没有埋怨自己。那时候,我刚刚用两年时间充分学习了每一条已有的心理治疗实践理论。但是,摄入的信息越多,我就越不满足。我觉得那些理论都脱离了实际,无法真正解决正在遭遇麻烦、需要帮助的人的问题。凭直觉,我感到自己并没有学会如何直面像罗伯塔这样的求询者提出的诉求。
我想,这项能力可能无法从书本中获取,也许只能从与同行的面对面咨询中学到。我与我的两位导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们不仅十分了解我,也有多年的临床经验。所以,他们应当有办法回应那些诉求。
我向他们描述了罗伯塔的需求,得到的回答让我陷入了深深的恐惧:他们对此也毫无办法。更糟的是,那些在我看来甚为合理的诉求,却被他们视为求询者自身问题的一部分。他们使用了很多临床术语来诊断罗伯塔:“情绪冲动”且“逆反”“渴求即时满足”。他们警告我,如果我试图满足她的迫切需要,那么她就会要求更多。
他们一致建议我引导她回溯童年时代,这样我们可以找出最初导致她产生这种强迫观念的缘由。我告诉他们,她已经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胡思乱想。他们回答说,父亲的抛弃并非真正的原因。“你应该进一步深挖她的童年。”我受够了这种敷衍的说辞,以前我就听说过——每次只要求询者提出了一个直接的诉求,治疗师就会将问题甩回去,告诉他/她需要“更深入的挖掘”。这其实只是他们用来掩盖真相的把戏而已:当求询者需要即时帮助时,治疗师其实无能为力。我不仅觉得失望,还隐隐预感我的导师的观点其实代表了整个心理治疗行业——我从来没有听过其他的说法。我一时竟不知道该向谁求助。
之后,很幸运,有一位朋友告诉我,他遇到了一位和我一样不接受现有理论体系的精神病学家。“这个人会真正回答你的问题,而且我保证,你以前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回答。”这位专家当时正在举办一系列研讨会,我当即决定去参加下一场。就这样,我遇到了菲尔·施图茨博士,也就是本书的合著者。
那场研讨会改变了我的执业方式——以及我的人生。
菲尔的思维方式非常新颖。更重要的是,直觉告诉我,他的想法都是正确的。他是我遇到的第一位聚焦于解决方法而非心理问题本身的心理治疗师,他坚信人类具备解决自身问题的潜力。事实上,他对心理问题的观点与我接受的教育完全相反。他并不认为这些问题会成为求询者的障碍,相反,他将它们视为开启潜能的机遇。
刚开始的时候,我对此表示怀疑,因为我以前也听到过“将问题转化为机遇”的说法,但没人能解释清楚到底该如何做,而菲尔却能使之明确化、具体化——你需要通过某些简单有力的技巧来挖掘隐藏的潜力,而且这些技巧人人都可以使用。
他将这些技巧称为“工具”。
研讨会结束的时候,我走出会场,兴奋得快要飞起来了——不仅因为我找到了可以切实帮助人们的工具,更因为菲尔的态度:他将他的经历、他的理论及他的工具公之于众。他并不要求我们全盘接受他的说法,只是坚持要我们真正地使用这些工具,并且自行总结出这些工具的功用。他甚至发出挑战,让我们去证明他是错的。他的勇气——或者说是疯狂,也可能二者兼有——深深震撼了我。但无论如何,这对我的影响是催化性的,令我感觉仿佛在持有传统教条观点的同行中快要窒息时,突然呼吸到了新鲜空气。我甚至能够更加清楚地看到这些同行躲在一道高墙之后,这道高墙由纷繁复杂的理论构成,密不透风,没有任何人觉得需要检验或者亲自体察这些理论。
在研讨会上,我只学到了一种工具,但我在会后立刻认真地付诸实践。我迫不及待想要将这个工具交到罗伯塔手上。我确信,这比深挖她的过去更有帮助。在第二次咨询中,我说:“当你开始胡思乱想时,你可以做这些事。”然后我交给了她这项工具(后面我会详细阐释)。让我惊讶的是,她在接过工具后马上就能开始使用。更令我惊喜的是,这个方法奏效了。我的同行们都错了:向罗伯塔提供即时的帮助并不会让她更加不满足和不成熟,相反,这能激励她在咨询过程中成为一名积极、热情的参与者。
在很短的时间内,我经历了从觉得自己无用到开始对他人施加积极影响的转变。我发现自己渴望得到更多——更多的信息、更多的工具,以及更深刻地理解它们如何运作。它只是个汇集诸多不同技巧的工具箱,还是如我所猜想的,是一种看待人类的全新方式?
为了得到答案,我开始在每一场研讨会结束后堵住菲尔,并尽可能地从他身上获取更多的信息。他总是很配合——他似乎很喜欢回答问题,每个回答又会导向另一个问题。我觉得自己挖到了一个“信息富矿”,并“贪得无厌”地希望带走更多的信息。
但这也带来了新的问题。我从菲尔那里学到的内容非常强大,所以我希望将其作为与求询者交流的核心。但是,没有现成可用的培训计划,也没有可以借鉴的学术范本——这些都是我擅长的东西,而他却似乎毫无兴趣。这给我带来了一丝不安全感:我如何才能有资格接受他的培训?他会不会将我视作培训候选人?我的问题有没有让他不耐烦?
在我举办研讨会之初,一位热情的年轻人巴里·米歇尔斯出现了。他有些犹疑地向我做了自我介绍,说自己是一名心理治疗师,可他详尽细致的提问方式更像是一名律师。无论他是何种身份,他的确非常睿智。
但这并不是我回答他问题的原因,我从未被所谓的学识或权威打动过。吸引我的注意的是他的热忱,以及他回去后打算如何自行运用工具的想法。不知道是不是我的想象,我觉得他似乎在寻找什么,并且最终找到了。
他向我提出的问题也是我从未被问过的。
“我想知道……是谁教的您这些……工具,还有其他所有内容。我接受过的训练从未涉及任何类似的内容。”
“没有人教我。”
“您是说这是您自己提出的?”
我有点儿犹豫:“是的……嗯,也不全是。”
我不确定是否应该告诉他我是如何得到这些信息的,但他的思想非常开明,所以我打算试一试。这是一个有些不寻常的故事,源于我接待的第一位求询者托尼,他很特别。
当时,我和托尼在同一家医院工作,他是一名年轻的外科住院医师,我则是精神科住院医师。托尼不像其他外科医生那样傲慢,事实上,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在我办公室的门旁瑟缩着,像只受困的小老鼠。我问他怎么了,他说:“我很担心,我有个必须参加的考试。”他抖得就像十分钟之内就要开考了一样,但实际上距离考期还有六个多月。所有的考试都让他害怕,而这又是一次大考——外科医学认证委员会考试。
一开始,我用传统的方式解读他的故事。他的父亲通过开干洗店积累了一笔财富,但曾从大学辍学,因此有着深深的自卑感。表面上,他希望儿子成为一位知名的外科医生,并从中得到一种成就感;本质上,他非常没有安全感,害怕儿子超越他,威胁他的地位。在托尼的意识里,他的父亲会将他视为竞争对手并且施以打击报复。所以他会不自觉地害怕成功,考试失败是他的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起码我受到的训练使我相信这一点。
托尼对我的解释表示怀疑:“听上去很教条。我的父亲从来没有为了他自己而向我施加压力,我不能把我自己的问题归咎于他。”尽管如此,我的方法一开始似乎也起了作用,他看上去状态和自我感觉都好了些。但随着考期越来越近,他又开始焦虑,希望推迟考试。我向他保证,这仅仅是出于他对父亲无意识的恐惧。他需要做的就是继续谈论这个话题,直到焦虑的感觉消退。这个传统的方式经历了时间的考验,专门用来解决他这类的问题。我非常自信,向他保证他肯定会通过考试。
但我错了,他考得一塌糊涂。
考试过后,我给他做了最后一次咨询。他看上去仍然像一只受困的老鼠,但这次充满愤怒。他的话一直回响在我耳边:“你根本没有给我真正克服恐惧的方法。你每次都提到我父亲,这就像用水枪攻击大猩猩一样无济于事,真是太让我失望了。”
治疗托尼的经历让我有了全新的认识。我意识到求询者在面临问题时感到的无助,他们需要的是能为他们提供反击之力的解决办法。理论和阐释无法给予他们这样的能量——他们需要的是能够感知的力量。
我还有过其他一连串没这么严重的失败经历。在每个失败的案例中,求询者都遭受着不同程度的痛苦:抑郁、恐慌、难以抑制的愤怒等。他们恳求我治愈他们的痛楚,但我对此无能为力。
我有处理失败的丰富经验。比如我在青少年时期非常喜欢打篮球,总是和比我身体更壮硕、球技更精湛的孩子一起玩(事实上,可能所有人的身体都比我壮硕)。如果我篮球打得不好,我就会多加练习,但这次不同。一旦我对自己学到的治疗方式失去了信心,我就无法继续执业了,这就如同连打球的资格都被剥夺了。
我的导师们都真诚而富有奉献精神,但他们将我的疑问归因于缺乏经验。他们告诉我,大多数年轻的心理治疗师都会自我怀疑,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就会明白,心理治疗也只能做这么多。一旦接受了它的局限,他们就不会觉得自己很糟糕了。
但我无法接受那些局限。
如果不能为求询者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一种能够即时帮助他们的方法,我就无法感到满足。我决定,无论如何都要找到这样一种方法。回望过去,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就开始找寻这样的方法了。
我9岁的时候,3岁的弟弟因为得了一种罕见的癌症离世。我的父母不善于表达情绪,但我知道,他们从未走出丧子之痛,厄运的阴云始终笼罩在他们头顶。这一悲剧改变了我在家庭中的角色,他们将对未来的希望都聚焦在我身上,仿佛我有一种神奇的能量能够驱散厄运。每天晚上,我父亲在加班回家后就坐在摇椅上发愁。
但他不是安安静静地发愁。
每当我坐在摇椅旁的地板上时,父亲就会告诫我,他的生意随时可能会破产(他称之为“完蛋”)。他总是问我:“要是咱家穷到你只剩一条裤子穿怎么办?”“要是我们全家人只能挤在一个房间里住怎么办?”他的这些恐惧都不现实,只是反映了他惧怕死亡再次降临的心情。此后数年,我意识到我的任务就是使他感到安心。事实上,我早就成了父亲的非正式心理治疗师。
那时的我才12岁。
我并没有想到会这样,也完全没有仔细思考过这一点,只是被本能的恐惧感驱使:似乎如果我不接受这个角色,厄运就会击垮我们全家人。这种恐惧有多么不切实际,我当时的感受就有多么真实。当我长大后面对真正的求询者时,时刻承受压力的童年经历给了我力量。和许多同行不同,我不会被求询者的诉求吓退,因为我已经扮演了二十多年心理治疗师的角色。
但仅仅有帮助求询者解除痛苦的意愿,并不意味着我知道该如何做,唯一可以确认的是,我在“孤军奋战”:没有可供阅读的参考书目,没有可以切磋的专家,也没有适用的培训项目,我只能跟随直觉,尽管还不知道它们是什么,但直觉即将带领我接触一个全新的信息源。
直觉引领我关注当下,这才是求询者的痛苦所在。让他们回顾过去是一种误导,我不想再让其他求询者重蹈托尼的覆辙。过去的记忆、情绪和洞见虽然富有价值,但我要寻找的是能够立刻为求询者带来安慰的利器。要找到这样的利器,我只能立足于当下。
我只有一条原则:每当求询者希望获得解放,比如走出情感伤痛、自我意识、道德堕落或其他任何原因带来的痛楚时,我必须当即提出实用的办法,帮助他们解决问题。这种做法没有任何“保险措施”,所以我养成了一个习惯:大声说出任何我能想到的可能会对求询者有帮助的想法。这有点像弗洛伊德“自由联想”的反向模式,整个联想过程由治疗师而非求询者完成,但我不确定求询者是否同意我这样做。
我掌握了一个诀窍,它使我在并不知道接下来要说什么的情况下能够持续说下去,像是有一种力量在通过我发出声音。本书中的工具(以及它们背后所蕴含的哲理)在一点点显露真容,检验它们的唯一标准就是是否有效。
如果还没能为求询者提供特殊工具,我的工作就还没有完成,问题的关键是要理解我所用的专有名词“工具”。工具不仅仅是一种“态度调整”——如果仅靠调整态度就能改变你的生活,那你就不需要这本书了。真正的改变要求你改变行为,而不仅仅是态度。
假设你在不如意的时候朝配偶、孩子、员工大喊大叫,发泄情绪,此时有人帮你意识到这是不恰当的,会破坏你的人际关系。现在,你对大喊大叫这种行为就有了新的态度。你可能会觉得受到了启发,自我感觉也在变好……直到你的员工又犯下重大错误。到那个时刻,你想都不想就又开始喊叫了。
改变态度不会让你不再喊叫,因为态度的力量并没有强大到可以控制行为。要想控制行为,你需要在特定的时间用特定的步骤处理特定的问题——这个特定步骤就是“工具”。
你将在第三章学到适用于这种场景的工具(可能的话,请尽量控制情绪,不要喊叫)。重点在于,工具和态度调整不同,它要求你有实际行动。不仅如此,它还要求你在每次感到懊丧时都重复这样的行动。没有行为上的改变,只有新的态度是没有意义的,而确保能够改变行为的方法就是运用工具。
除此之外,工具和态度之间还有更大的区别。态度由大脑内部的想法构成,也就是说,即便你改变了态度,你也仍处在既有的思维局限中。工具最大的价值在于,它使你不再仅仅局限于大脑内部的活动,而将你与无限大、具有无限能量的世界联结。你将这样的世界称为“集体无意识”也好,“精神世界”也罢,都无所谓。我倒觉得可以简单地将其称为“更高的世界”,其中蕴含的力量则称为“更高动力”。
因为需要通过工具来获得这种力量,所以我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去开发工具。一开始,相关信息只呈现了粗糙的原始形态,我不得不上百次地调整同一种工具。我的求询者从无怨言,事实上,他们很喜欢参与创造的过程。他们总是愿意尝试工具的新版本,并在尝试之后告诉我什么管用、什么不管用。他们的心愿就是得到工具的帮助。
这个过程使我在他们面前显得有些脆弱,因为我不能像个无所不知的权威人士一样,高高在上地向下传递信息。这项工作更多地需要治疗师和求询者共同努力——这对我而言是一种安慰。我一向不喜欢传统的治疗模式,在那种模式中,似乎求询者被视作“病人”,而治疗师则伸直了手臂像握着一条死鱼一样握着求询者,好像这样就能“治愈”他们。这种模式常常让我感到不快,我并不觉得自己比求询者好多少。
真正让我享受治疗师这一身份的,不是与求询者保持距离,而是将力量传递到求询者手中的过程。我送给他们的超级大礼就是教会他们使用工具——一种改变生活的能力。每开发出一件完善的工具,我都无比满意。
在开发工具的过程中,当一项工具完全成形时,它会惊人地清晰,而绝不像是凭空捏造的,我能够明显感到我只是在发掘已经存在的事物。在研究每一个问题时,我都坚信有一件能带来安慰和解脱的工具待我发现。我就像一只紧紧咬住骨头的狗,直到工具出现才肯松口。
这种信念将要换来超乎我想象的回报。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观察到了定期使用工具的求询者身上发生的变化。正如我期望的,他们现在能够控制自己的症状:恐慌、消极、逃避等。但也发生了一件意料之外的事:他们开始开发全新的能力。他们能更加自信地表达自我,体验从未有过的创造力,并且发现自己成了领导者。他们开始对周遭的世界施加影响——这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第一次。
我并没有预料到能产生这样的效果。过去,我将我的工作定义为使求询者恢复常态。但这些求询者远远超出了常态,开发出了连自己都不知道的潜力。工具在现阶段缓解了他们的痛楚,从长远来看还能影响他们生活的每个部分。这些工具的作用比我预期的还要强大。
为了深刻了解这一过程,我需要将关注点扩大至工具之外,近距离观察它们释放的更高动力。我以前在工作中也见识过这种力量,你一定也见过——每个人都经历过。它们蕴含一种隐藏的、无法预料的能量,让我们能够做到通常以为不可能的事。但对大多数人来说,只有在紧急情况下才可能激发这种能量。有了它们,我们就会在更为强大的勇气和智慧的加持下实施行动。但当紧急情况结束时,这种能量就流失了,我们就会忘记有过这样的能量。
求询者的经历让我大开眼界,得以从全新的视角看待人类的潜力。他们看起来似乎每天都在汲取这些力量。只要使用工具,就可以随时产生更高动力。这一发现彻底改变了我对心理治疗方法的认知:与其将问题视作过去的原因导致的“症状”,不如将它们看成催化剂,用来开发在我们体内休眠的更高动力。
而心理治疗师需要做的不仅仅是将问题视作催化剂,他们的工作在于使求询者实实在在地接触他们需要用来解决自身问题的力量。这些力量不仅仅是口头上说说而已,更需要被感知。这就需要传统的心理治疗从未提供过的东西:一套工具。
我花了一个小时倾吐了大量信息,巴里从容接收,还对某些要点频频点头。唯有一点美中不足,那就是我注意到每当我提及“更高动力”时,他都一脸疑惑。我知道他不太善于掩饰自己的想法,所以我已经准备好接受接下来无可避免的“质问”了。
菲尔所讲的大部分内容都富有启发性。我像海绵一样吸收着他给出的信息,并准备将其用在我的求询者身上。但有一点我始终无法消化,那就是他不断提及的“更高动力”,他要我相信某种难以测量甚至看不到的事物。我很肯定自己将这种疑惑隐藏得很好,并没有被他发现,但他打断了我的思考。
“有什么东西在困扰着你。”
“不,没有……你讲得特别棒。”
他就这样盯着我。上一次我感到自己被这样盯着看,还是小时候被逮到往麦片里放糖。“好吧。就一个小地方……嗯,也不是那么小。你真的确定存在这些‘更高动力’吗?”
他看上去很笃定。然后他问我:“你在生活中是否经历过类似‘量子飞跃’的重大变化,做到了远超你所认为的自身能力范围的事?”
事实上,我确实有这样的经历。尽管想要尽力忘却这件事,我的职业生涯是以律师身份开始的。22岁那年,我被全美最顶尖的法学院之一录取;25岁时,我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立刻被一家知名律师事务所录用。征服了一套升迁体系后,我站在了事业的巅峰,一种厌恶感却油然而生。我觉得法律工作刻板、保守又无趣,时常有辞职的强烈冲动。但我向来严于律己,放弃不是我的风格。我该如何向别人,尤其是向一直以来鼓励我成为大律师的父母解释自己想要辞掉这份体面、高薪的工作呢?
但最后我还是辞职了。我清楚地记得那天:28岁的我站在当时办公楼的大堂,看着外面人行道上路过一张张沉默而呆滞的脸。有一刻,我惊恐地看到自己的脸映在窗上,双眼毫无神采。这让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可能会失去一切,变成像他们一样的西装革履的行尸走肉。一瞬间,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坚定和确信。我不再纠结,任凭这个念头把我带到老板的办公室,我当场提出了辞职。当我带着菲尔提出的问题回看此事时,我意识到自己也曾被一股莫名的力量驱使。
当我把这件事描述给菲尔听时,他非常兴奋,指着我说道:“这就是我所说的,你感到有股更高动力在运行。人们总是会有这样的经历,但他们不明白自己感受到的是什么。”他顿了顿,然后问我:“你没有预料到这件事的发生,对吧?”
我摇了摇头。
“假设你能随心所欲地运用这股力量,你能想象你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吗?这就是工具要带给你的。”
虽然我还是不能完全接受更高动力的概念,但这不重要。不管这股力量叫什么名字,它都让我改变了自己的人生,我相信它真实存在着,因为我已经感受过了。如果工具可以让我每天都能运用更高动力,那我便不在乎到底要怎么称呼它。当我把工具介绍给求询者时,他们也不在乎。一想到可能会真正帮助他们改变人生,我就很兴奋,浑身散发出无法伪装的热情。以前,从未有任何事物能像这种热情一样引起求询者的关注。
我收到了一致的好评,许多人都说咨询变得更有效了。“以前,我在咨询结束的时候都是一头雾水,不确定从中获得了什么有用的东西。现在,我在离开时会觉得能做些对自己有帮助的、实际的事情。”在我短暂的职业生涯中,我第一次感受到了自己有能力向求询者倾注希望。这改变了一切。不断有人对我说:“你在一次咨询中给予我的,比我在过去数年的心理治疗中获得的还多。”我的实践能力在快速进步,这让我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满足和快乐。千真万确,我注意到我的求询者发生了改变,和菲尔发现工具时在他的求询者身上看到的变化一样。他们的生命在以意想不到的方式扩展,他们成了更好的领导者、更好的父母,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更加无畏。
距离我和菲尔的初次相遇已经过去了25年。这些工具实实在在带来了他所说的效果:与改变人生的更高动力建立日常联结。越常使用工具,越能清晰地感受到这种力量是“穿过”我,而非“来自”我的——它们是来自别处的馈赠。它们带着一种超凡的能量,使我能够做到从未尝试过的事情。久而久之,我便能够慢慢接受更高动力赋予我的全新能量。我不仅亲身体验了25年,还有幸训练了我的求询者,帮助他们持续汲取这种力量。
本书旨在为你提供同样的使用更高动力的机会。这种力量将会彻底改变你看待人生和问题的方式,有了它的帮助,你就不再会被人生中的问题吓倒或者击垮。你不会再问:“要解决这个问题,我该做点儿什么?”而是会提出截然不同的疑问:“我应该用哪种工具来解决它?”
我和菲尔两个人累计拥有60年的心理治疗经验。基于这些经验,我们发现了导致人们无法过上理想生活的四个根本问题。能在多大程度上摆脱这些问题,决定了你能从生活中获得多少幸福感和满足感。接下来的四个章节将会分别解决这四大问题,每一章也会向你提供解决这些问题最为有效的工具。我们将会解释这些工具如何使你与更高动力联结,也会阐明这种力量如何能够解决你的问题。
可能你的问题和我们讨论的求询者的困惑并不能完全对应,但这并不意味着你不能运用工具。你会发现,工具将在不同情形下给予你帮助。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点,我们会在每一章的末尾介绍每一种工具的“其他用途”,或许里面至少有一种可以应用到你的生活中。我们发现,工具所唤起的这四种更高动力是过上充实生活的基本需要。比起在意你面临的问题以何种形式呈现,更重要的是你要使用这些工具。
我们对本书的所有内容都充满信心,因为它们都是从真实经验中提炼而成且经过测试的。但你也不要全盘接受这些内容,要带着怀疑的眼光去阅读,这样你可能会发现自己对某些观点持有疑问。我们以前也听到过很多疑问,因此在每一章的结尾,我们会回答最为常见的问题,但真正的答案隐藏在工具中,使用工具将会使你感受到更高动力带来的效果。我们发现,一旦人们反复感受到这种效果,他们在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就会消失。
我们的目标是让你使用这些工具,所以我们在每一章的结尾将会对本章探讨的问题、与之对应的工具及如何使用这项工具做出概述。如果你想要认真地使用工具,你就会一遍一遍地回看这些概要,让它们帮助你朝着正确的方向持续迈进。
看完接下来的四个章节,你就会学到四个能够使你过上充实生活的工具。你可能会认为这就是你的全部所需了,其实并不是。让人惊讶的是,大多数人在工作中不会使用这些工具。人性中最让人“抓狂”的一点就是:人们总是不做那些最能帮助到自己的事。
我们真心想要帮助你改变自己的生活。如果你也有相同的愿望,那你就必须克服自身的阻力,这是关键所在。为了成功,你需要理解是什么阻碍了你使用工具,也需要找到一个解决的办法。第六章会告诉你如何去做,它会教给你第五种工具(某种程度上也是最重要的一种),会确保你持续使用其他四种工具。
要确保持续使用工具来联结更高动力,你就必须具有坚定的信念。更高动力非常神秘,你可能会时不时质疑它的存在。有人甚至将其称为“现代的存在主义问题”——如何对完全看不见摸不着的事物保有信念。就我个人而言,我从小便从父母那里学会了怀疑,因为他们都是无神论者。他们可能还会嘲笑“信念”一词,更不要说“更高动力”这种无法对其进行理性或科学解释的词语。第七章记录了我在学会信任这些力量的过程中经历的思想斗争,希望能够帮助你对它们产生同样的信任。
相信我,如果我能够学会坚定信念,那么任何人都可以。
我原以为承认更高动力的真实存在就是我要做的最后一步,但我错了,菲尔还有一个更为疯狂的想法。他声称,每当有人使用了一种工具时,由这种工具唤起的更高动力便不只使他自己受益,也使他身边的每一个人受益。经过数年的实践,这个想法逐渐显得不那么疯狂了。我开始相信,更高动力不仅能造福社会,甚至可以说是人类生存的必需品。你不必相信我的一家之言,第八章将会帮助你亲身体验。
社会的健康发展离不开每个人的努力。每当我们当中的任何一员触及更高动力时,我们所有人都会受益。这使懂得如何使用工具的人肩负起了一项特殊的使命:要成为将更高动力带向全社会的先锋,创建一个全新的、被重新注入活力的社会。
每天清晨,我在醒来时都会感激更高动力的存在,它们总是以新的方式出现。通过本书,我们将和你分享其奥秘所在。让我们一起开始探索之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