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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历史的玉帛之路

世界历史意识的觉醒，从亚历山大大帝开始。

《荷马史诗》吟诵的传说中的英雄阿喀琉斯，终于成长为现实版的亚历山大大帝。轴心期的万丈光芒都聚焦在他身上，使他成了哲学家王。觉醒了的世界历史意识化为他的行动，越来越接近现实，终于变成了亚历山大帝国，转化为希腊化世界。而那一切的起因是希波战争，正是希波战争开启了走向世界历史的道路，而其根源，则在雅利安人横跨欧亚的那条青铜之路上，青铜化的世界体系正在形成。

当时，文明古国世界解体，雅利安人三分天下，走了三条路线。一条是继承路线，由波斯帝国席卷三大文明古国并取而代之，继承了文明古国的历史遗产；那往东来的一支，同中国玉文化相结合，走了一条改良路线，使古代王朝中国成为文明古国的改良版；而往西去的，走了否定路线，成为古希腊人的祖先。其中，东来那一支，就包含了公元前2000年的吐火罗人的祖先。印欧语系分东西两支，林梅村认为，吐火罗人属于西方一支，很可能与往西去的那一支同源。

本来，青铜文化世界体系的形成应该成为世界历史的开端，但那时，人类尚未有“世界历史意识”的自觉，“世界历史意识”的自觉，应该从雅斯贝斯的“轴心期”开始，古希腊哲人王亚历山大堪称代表人物，但真正能横跨欧亚贯通东西方形成世界历史的还是丝绸之路。“丝路”一说，出自德国地理学家费迪南德·冯·李希霍芬于1877年出版的一套五卷本的地图集，如此提法基于当时西方需求，却并未分别考虑中国方面的需求。西方人需要丝绸，中国人需要什么？一是玉石，二是战马。其于玉石，是国家制度化用玉，是礼制文明对玉的需求；至于战马，则是为了同匈奴作战。所以，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是一条化干戈为玉帛之路。

希腊化世界通过这条玉帛之路，把东方汉帝国和西方罗马帝国连接起来，形成了一个新的世界体系，使罗马金币与中国丝绸握手，但拒绝罗马与中国握手。

自亚历山大帝国解体以后，希腊化世界就被去中心化了，随着希腊化国家四分五裂，各自为政，又被匈奴帝国与罗马帝国东西方夹击，使之处于“非东非西”的尴尬地位，在近代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到来之前，本应成为西方文明源头的古希腊，无论古代罗马帝国，还是中世纪罗马教会，都把它当作东方了，希腊化的基督教也被称作“东正教”。

尽管那时的东西方是通过希腊化世界连接的，但连接的同时，也是阻隔。从一体化的市场方面来看，它通过玉帛之路起到了连接东西方的作用，若以国家为本位分作三段来看，东方汉帝国与西方罗马帝国被两国之间的希腊化诸国分断了，以至于东汉使者甘英已经到达了地中海边，还是被那个《汉书》称为安息罗马、称为帕提亚的希腊化国家驱使着打道回府了。当时，只有一个帝国能穿透希腊化世界的阻隔打通这三段，那就是匈奴。

就世界历史而言，接着亚历山大帝国兴起的，既不是西方的罗马帝国，也不是东方的汉帝国，而是崛起于蒙古高原、游牧于欧亚草原、从阴山到天山、从黄河到顿河、从东亚到西欧的匈奴帝国。可以说，匈奴帝国是当时唯一具有世界历史面貌的马背上的帝国，它的活动范围和势力范围比亚历山大帝国大得多，就连后来以匈奴后裔自居的蒙古帝国，在地理上虽然横跨欧亚，但也只到了东欧，未及西欧，只有匈奴人的马蹄曾经踏上西欧的土地。

遗憾的是，匈奴人没有文字，也就没有留下自己的历史，让别的国家，尤其是敌国来写史，还不得把他们写成历史的罪人？都说胜负兵家常事，其实不然，真正的胜负，最终由史家来决定。兵家胜负与史家胜负，有时并不一致。若以兵家论之，匈奴人纵横欧亚，不仅为罗马人所不及，亦为汉人所不及。然以史家论之，匈奴穷兵黩武，暴虐至极，非灭之不足以平天下，故兵家之胜事，反成史家之罪行，无敌于天下，罪恶亦遍天下。因此，每一代王朝都有自己的史官文化，以本朝立场写前朝史，不但成为改朝换代的赢家，还成为历史的赢家。

匈奴人吃了没能写历史的亏，他们对世界历史的贡献无人称道，而通往世界历史道路的战争罪行却要他们来担当。但凡能写史的民族，无论罗马帝国还是汉帝国，都把匈奴人往坏里说。太史公以血统论认定他们都是夏桀的子孙，把中国历史的老账算在了匈奴人头上，却没有看到，正是同匈奴人的贸易和战争，使汉帝国开启了通往世界历史的进程，正是在通往世界历史的进程中，汉帝国同希腊化世界的历史遗产互动，形成了新的世界体系。

佛教就是从希腊化世界来到中国的。从佛教中，我们看到了希腊化的影响，佛教把希腊化的影响带到了中国，可以说，当时的中国也成了希腊化世界的一部分。希腊化世界同中国式天下共和，却被匈奴压迫，希腊化思想通过佛教影响中国，但自身解体了。

汉人通过两条路走向世界，一条是同匈奴人的战争路线，即干戈之路，还有一条，就是同希腊化世界的贸易路线，即玉帛之路，总之，还是化干戈为玉帛。而当时两个最大的文明体——汉帝国与罗马帝国，则分别在欧亚大陆两端遥遥相望，还派出使者去寻找对方，汉使甘英被安息阻挠，未达罗马，但中国丝绸却通过安息源源不断地去了，成为罗马贵夫人的神往之物，以至于连恺撒都说，只要让他做罗马皇帝，他就可以打通欧亚大陆，直接从中国获得丝绸，可他的建议没被罗马人接受，反遭杀害。

陆路走不通，罗马人尝试着从海路来到中国。早在公元前1世纪，他们就有印度贸易航线。在印度沿海一带出土的罗马钱币，证实了两地之间的贸易往来，沿此航线继续东行，就进入中国南海。由此看来，罗马人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先行者，只可惜，那些罗马人里面，竟然没有一个马可·波罗，没人留下一本游记记录当时的场景。

虽然罗马已知汉朝存在，但从托勒密所绘世界地图来看，置汉朝于东南亚，这表明托勒密并不清楚汉朝的具体位置，很可能当时海上丝路交易在东南亚一带。据载，公元166年，即东汉延熹九年，罗马首批特使抵达汉朝，以罗马帝国皇帝安敦的名义向汉桓帝贡献礼物，归国时，罗马使者由济南郡出海至交趾，即今越南。此后，罗马或又派使访汉，但无考，至公元3世纪，魏晋时期，有记载称，魏明帝和晋武帝都接见了来自罗马的使者，罗马来使奉上玻璃制品等许多礼物。但历史上从无汉使回访罗马的记录。若欲回访，其实不难，随罗马使者同去即可，但桓帝时，宦官擅权，内斗不已，朝廷自顾不暇，已无远略，更何况班超不再，甘英难续，以至于来而不往，眼看着罗马使者自来自去，而无回应，也顾不得失礼。

当时，欧亚四帝国，除了汉与罗马，还有希腊化世界的安息与贵霜，汉与其他三国皆能共和，独与匈奴征战，然匈奴欲归化者，汉亦不计前嫌，大开门户，广为接纳，使匈奴分为南、北二部，南匈奴改弦易辙，归附于汉家天下，北匈奴一如既往，与汉为敌，汉也只是逐匈奴远遁，未曾赶尽杀绝，总之，还是奉行着化干戈为玉帛的文化原则。然而，被西方所认同的，并非这个王朝中国，而是那个令人神往的“赛里斯”——“丝国”。英国人艾兹赫德著、姜智芹译《世界历史中的中国》第一章第三节“公元前200年到公元400年的中外交流”谈到了在《以赛亚书》、《以西结书》、希罗多德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可能都有关于丝绸的记载，但直到4世纪末，才有了罗马所有阶层都穿上丝绸的说法，而且穿法与中国不同。艾兹赫德指出，这是由于两国的喜好方式有所差异导致的，汉人喜欢住构造简洁的房子，穿厚衣服，故将丝绸织成锦，而罗马人则喜欢住结构复杂的房子，穿薄衣服，故以丝绸为透明薄纱。有人认为，这一喜好给罗马带来了贸易逆差，而且有伤风化。

与中国丝绸同时流行的，还有罗马亚麻。艾兹赫德说，《后汉书》中“又有细布”的记载，就是针对高级罗马亚麻布而言的，那是一种细腻而有厚重感的缎子，类似于中国的锦缎。他指出，汉人买的都是和他们的产品相似的织物，而罗马人则买和他们的产品不同的织物，这样的选择，他认为，反映了东西方消费喜好的根本差别。我们据此也可以认为，汉人的消费文化有一种对统一性的追求，而罗马人的消费喜好则追求差异化。

希腊人的雕塑多为裸体，好以裸体来表达人体美的理念，罗马人穿丝绸，那是最接近人的裸体美的穿着了，也可以说是对裸体美的理念的模仿，这就使丝绸从一种物质形式上升为一个文明样式，成为对人的理念之美的感性提示而进入世界历史。

单就贸易额而言，丝绸远不及香料，可为什么这一时期的世界历史不是以香料之路命名，而是以丝绸之路来提示呢？也许，就因为丝绸这种东方的物质形式能契合西方人的关于人体美的理念，是东方物质形式与西方美的理念的一次历史性的统一。

相比之下，罗马亚麻布对东方的影响就没有那么大，它充其量只是作为一种带有异域情调的奢侈品而被汉人接受。因为中国本土同样盛产亚麻布，而且中国织锦的品质非亚麻布所能及，所以，汉人不会像罗马所有阶层都穿丝绸那样来穿罗马亚麻布。罗马亚麻布在东方，没有像中国丝绸唤醒西方人那样，使东方人也产生超越商品品格的联想。

但这种联想在西方则由来已久，生生不息。希腊时期，希罗多德在《历史》中就说过，“东方文化是一切文化和一切智慧的摇篮”，那时，希腊人称中国为“赛里斯”（Seres），即“丝国”。到了罗马时期，罗马人视丝绸为无上珍品，称之为“东方的朝霞”，普林尼在《自然史》第六卷中称中国为“丝国”，还说，丝国“林中产丝，闻名世界。丝生于树上，取下湿一湿，即可梳理成丝”。当时的罗马人认为，丝国人“是很公正的民族，他们把货物放在旷野中，购货的人在卖主不在时来取货，这种经营方式是很著名的”。

这样的好印象，从公元前5世纪一直保留到公元4世纪：赛里斯国疆域辽阔，沃原千里，物产也很丰富，有五谷杂粮、干鲜水果、牛羊牲畜，真是应有尽有，品繁而量众。那里的城市较为稀疏，但规模较大，人烟稠密。赛里斯人完全不懂得发动战争和使用武器，最喜欢安静地修身养性，所以他们是最容易和睦相处的邻居。在他们那里，晴空万里，皓月当空，气候温和宜人，即使刮风也不是凛冽的寒风，而是和煦的微风。

让世界产生联想的，并非王朝中国的汉朝，而是文化中国的丝国，把世界联系起来，引导中国走向世界，并成为世界历史标志的，并不是作为王朝中国的汉朝，而是作为文化中国的丝国。汉朝作为地缘政治世界里的帝国，不可能让人产生童话般的联想。丝绸之路，穿透帝国地缘政治的重重阻隔，把中国的良渚化世界同西域的希腊化世界连接起来，将文化中国的丝玉气质表达于世界历史的进程里，在血雨腥风中，吹拂着审美的气息。

匈奴人的金属牌饰

匈奴人吃了没有记录历史的亏，但他们留下了很多文物，表明他们金属工艺先进，审美彪悍，也不乏细腻。

丝绸之路上文明共和的见证

据说这件织物为棉质，出土于尼雅古城。图案异常醒目，有方格子、中国龙、手握丰饶之角的女神，似乎还有动物爪尾等，因残损依稀难辨。不过，手握丰饶之角的女神是古希腊城市的保护神堤喀（Tyche），常见于阿富汗一带的犍陀罗艺术中，而且堤喀常与赫拉克勒斯对应出现，所以动物的爪子和尾巴很有可能是狮子。龙与狮子共处，东西方文化在此握手交融。

丝绸之路万里行

丝绸之路是汉朝与西方的贸易大动脉。从首都长安到地中海、罗马，跋涉万里，将中国丝绸运到西方，再把西方的黄金、玻璃、马匹运到长安，途经各国，每到一段，都由中间商转运。

安息货币

魏晋南北朝时期，因丝绸之路的存在，东西方各国贸易以及由贸易带来的文化交流更加频繁，由此还形成了一个“使节时代”，欧亚四帝国——罗马、汉朝、安息、贵霜互派使节。汉朝与罗马是当时世界上排名前两位的文明体，分别在欧亚大陆两端遥遥相望，均派出使者去寻找对方，汉使甘英被安息人阻挠，未达罗马，但中国丝绸却通过安息人之手，源源不断出现在罗马上流社会。

北魏时期的拜占庭物品

公元395年，罗马帝国皇帝狄奥多西一世临终前，将罗马帝国一分为二，即西罗马帝国与东罗马帝国，作为遗产给他的两个儿子继承。拜占庭为东罗马帝国，历经12朝，93位皇帝，延续千年之久。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是在原古希腊城邦拜占庭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疆域包括巴尔干半岛、小亚细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以及美索不达米亚。为和古罗马相区分，欧洲史学家又称东罗马帝国为“拜占庭帝国”。拜占庭帝国初始时期，正是中国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这只网格纹玻璃杯，也许就是那时通过贸易来到中国，留在了北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