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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共和的金玉之路

青铜文化来到东方之时，正是文明的冲突遍及欧亚之日。可奇怪的是，在文明古国的世界里打得死去活来的青铜文化，来到中国西域后竟然一反常态，表现出文明共和的姿态，青铜战士的血性换作楼兰美女的柔情。之所以发生这样的变化，是因为它碰到了一支跟它不一样的文化——玉文化。

玉文化从东方来，沿着玉石之路走来，来到河西走廊，进入齐家文化，在齐家文化里，与西来的青铜文化相遇。那时，青铜文化自西亚经由中亚往东亚来，在黑海与里海之间的南俄罗斯草原上，兴起了雅利安风暴，风暴所及，改变了西亚文明古国传统的世界格局，形成了青铜文化的世界体系。这金玉文化有没有发生过冲突？应该有，但就总体而言，走的是文明共和一路，两种文化先是磨合，继以融合，终于金玉良缘。

何以欧亚之间多有文明的冲突，到了中国西域就转向文明的共和？青铜文化类型的斗争，表现为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阶级与阶级之争。在斗争中，青铜世界的文明古国体系解体了，雅利安人也分化了，除了以新兴的波斯帝国继承三大文明古国的历史遗产，还有追求自由的一支，向西，往地中海沿岸去了，形成了后来的“二希”文明——希腊文明和希伯来文明，另有热爱和平的一支，往东，来到了我们现在所说的“中国西域”。

也许这两支就是斗争中的失败者。往西的一支，继续斗争，成为以王朝为标志的文明古国的否定力量，从摩西出埃及到希波战争，那便是否定力量的表现。而向东的一支，则从否定转向否定之否定，从文明的冲突转向文明的改良，也许他们迁徙而来时，就已成为强弩之末，进入天山峡谷后，在文明缓冲带里，不再流离失所，徙于天山南北，至绿洲上封邦建国，营造安乐窝，适逢玉石之路往西来与青铜之路在齐家文化会合。

陈国科《西城驿-齐家冶金共同体——河西走廊地区早期冶金人群及相关问题初探》一文指出，齐家文化从东部来，是东部人群西进的结果。我们认为，它就是良渚化世界的一部分，是沿着玉石之路从东南往西北而来的，良渚文化的越禹，到了齐家文化，就变成了戎禹。而此前，河西走廊一带已有仰韶文化的马家窑一支在此发展，不仅成为彩陶之路的先行者，而且成为青铜之路到来的最早迎接者，它一手挽着玉石之路，一手拉着青铜之路，在河西走廊形成了一条文明共和的金玉之路，带来了东西合璧的金玉良缘。

良渚人西行，在甘、青地区相遇了马厂人，相处百余年。

叶舒宪在《河西走廊——西部神话与华夏源流》一书中认为，齐家文化一看就与马家窑文化不同，陶器风格的差别比明清两代瓷器的差别还要明显。他问：“这是否意味着一场史前文化主体民族的转换或者类似的改朝换代呢？”而我们所问正相反：为什么要以王朝史观的范式问向史前文化呢？史前是史前，王朝归王朝，少用王朝史观看史前，勿将王朝史观的帽子戴到史前文化的头上去。他还推测：掌握着新兴玉礼器体系的齐家文化势如破竹，在一两个世纪里慢慢吞并着只有陶礼器体系的马家窑文化。东来的似乎弱小的良渚人拥有玉礼器和祭祀等先进的意识形态和宗教观念，逐渐成为齐家文化的统治阶层，而作为原住民的曾经强大的马厂人，则逐渐成为齐家文化的群众基础。有人说，战争是人类进步的动力，外来的良渚人和当地的马厂人肯定发生过不止一次的战争，齐家文化早期墓葬中残缺的人骨即是明证。他进一步问道：良渚人为何能够在长期的生存空间争夺战中不断获胜，进而发展壮大到全面统治了曾经盛极一时的马厂文化区？原因固然有多方面，但他指出，良渚人拥有宗教性的玉文化，或者说玉教文化，即玉礼器体系和葬玉制度，这种新的宗教文化，是他们能够战胜当地旧有的原住民文化，并最终取得绝对性胜利的关键因素。由此，甘肃中西部、青海东部一带逐渐成为齐家文化的核心区。

我们认为，这样的说法很难解释后来出现的“西城驿-齐家冶金共同体”，良渚人占主导地位，并非经由战争获得，而是通过文化认同，主要是以对玉文化的认同实现的。若以战争论之，马厂人以本土自居，以逸待劳，理应不会输给远道而来的良渚人，而且毕竟有了青铜技术的萌芽，以青铜文化来对决玉文化，取胜应当不在话下。

中国铜器之始，已见于马家窑文化，但孤匕一件，尚不足证。至马厂文化晚期，距今约4100—4000年，分布在河西走廊的那些文化遗址，才有了红铜锥、红铜块以及炼铜渣的出现，说明正式的冶金活动已经开始了。

当齐家文化到来后，马厂文化的接力棒不久便递到西城驿文化手里，在距今4000—3700年左右的河西走廊地区，西城驿文化和齐家文化形成了冶金共同体。西城驿和齐家，两支文化并行，在冶金活动中各有其分工。陈文指出，目前还没有直接的证据表明齐家人进行独立的冶金生产，齐家人在早期冶金活动中扮演的角色，更像是传播者。而河西走廊的马厂、西城驿、四坝人群才是冶金技术的真正掌握者和铜器的主要生产者，齐家人正是通过与这些人群在不同阶段的接触和交流，获取并传播冶金产品或冶金技术，对中国其他区域早期冶金技术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西城驿文化兴起时，要面对两支文化来访，一支是从东边玉石之路来的玉文化，另一支是从西方青铜之路来的金文化，可以说它最早以文明共和的姿态兼收并蓄，既收金器，又蓄玉器，把青铜之路和玉石之路连在一起，成为金玉之路的先驱。

西城驿文化是由马家窑文化发展而来的一支，接着马厂文化兴起，率先开启了文明转型，从彩陶之路转向青铜之路，从人类大同之时转向文明共和的时期。西城驿文化与齐家文化，不仅冶金遗址多有共存，冶金面貌难以区分，形成了所谓“西城驿-齐家冶金共同体”，而且在发展路径上，二者一个向西，一个往东。西城驿文化西进，乃青铜之旅，一如汉家通西域，继以四坝文化接力至天山地区。而齐家文化则以玉文化与之同化，不光在冶金技术上，更在文化本体上融合东西方不同文明体系，而有文明共和的“金玉良缘”，但其发展方向则掉头而东。

西城驿人可以说是青铜之路冶金技术的先行者，是青铜文化技术路线的代表，而齐家人则是青铜文化与玉文化融合的先行者，是金玉之路文化路线的代表。

此一时期，距今约4000—3700年，齐家人与西城驿人联合形成的冶金共同体维持了约300年，西城驿文化便衰落了。接着四坝文化兴起，齐家人又与四坝人合作，从四坝人那里获得冶金产品和冶金技术，并使之东传，以金玉并行重归中原。

齐家人的优势不在技术，而在文化，在国家起源的道路上，齐家人没有采取技术路线，而是文化优先。若谓西城驿人和四坝人仅掌握了青铜技术，那么齐家人则把西方青铜技术以及与之相关的国家观念与东方玉文化相结合，开始形成自己的青铜文化——“夏”。“夏”就是大，是史前东西方一次文明的共和，还有比这更大的文化吗？

齐家人究竟从何处来？按照叶舒宪的说法，他们就是从东南出发往西北而来的良渚人。从头说起，或许如此，但从良渚到齐家，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路行来，逐步到达。先是过了长江，同大汶口文化于江淮-海岱之间联合，形成了龙山文化，又以龙山文化进入中原，同仰韶文化的庙底沟二期联合，往晋豫的一支，发展出陶寺文化，往陕甘的一支，同马家窑一系联合，发展出齐家文化，往陕北的一支，在农牧分界线上与游牧文化联合，发展出石峁文化，三支文化互动，陶寺文化和石峁文化也参与了齐家文化。

在齐家文化里一而再地说起良渚人，似乎有说过头之嫌，毕竟时间离得太远，往远处说，相距千年，靠近里说，也有几百年。可以说良渚人是良渚化世界的一部分，展示了从越禹到戎禹的历史进程，但不好说在齐家文化里占主导地位的还是那些良渚人。与其说是良渚人，倒不如说是龙山人，是龙山人接力了良渚文化成为齐家文化的主导。

良渚人之于良渚化世界犹如希腊人之于希腊化世界。希腊人早已消失了，可希腊化世界还在，自文艺复兴以来，欧美之人便以古希腊人的子孙自居，近世欧美诸国，也可以说是希腊化世界的重现，或者说是古希腊的改良版和升级版。类似的情形亦见诸良渚文化，良渚人消失了，龙山人、陶寺人、石峁人、齐家人起而代之，形成了良渚化世界，但他们却有一个共同身份，那就是玉的传人，那是良渚人留给他们的文化遗产。

若说龙的传人是王朝中国的标志，那么玉的传人则是文化中国的标志。玉的传人萌芽于红山时期，成长于凌家滩时期，长成于良渚时期，其长成，是以神与国的出现为标志。唯玉的传人，有神有国，以神安身，以国安家，以玉安魂，得其根本。

良渚化世界虽然从良渚出发，但其发展早已超出了良渚本身。从良渚文化发展到齐家文化，文化虽然一脉相承，却经历了一代又一代、一个又一个不同人群和族群的更迭，经由了一处又一处、一方又一方水土和地域的转换。因此，我们已不能像叶舒宪那样肯定地说出齐家文化的主流社会是良渚人，也不能肯定到达甘青地区的齐家人就是从吴越太湖流域出发的良渚人及其子孙。但我们可以肯定，良渚文化的越禹，变成了齐家文化的戎禹。

韩建业在《齐家文化的发展演变——文化互动与欧亚背景》一文中谈齐家文化的来源，他没从良渚文化谈起，他找了最近的一支——近在西安的客省庄二期文化，作为齐家文化的来源。他指出，齐家文化应当主要是客省庄二期文化西进陇东南并与宁夏菜园文化融合的结果。同时，他也指出，齐家文化最终的源头还在东方的海岱和江浙地区。

齐家文化早期，陶寺文化、石峁文化便参与进来了，它们很可能成了齐家文化的主流，尤其石峁文化，以陕北为中心，使玉器西传，强势拓展玉石之路至甘青地区，以获取玉料。而此时，甘青地区已有马家窑一系的文化遗存，周围零散分布的欧亚草原文化遗址则宣告了那一时期青铜时代的到来。林梅村《吐火罗神祇考》指出，公元前2000年左右，印欧人在东方的分布已达新疆孔雀河流域至哈密盆地一线，他们就是后来定居在塔里木盆地的吐火罗人的祖先。齐家文化的早期发展离不开这个中西文化交流的渊源。

齐家文化中期向河西走廊发展，与西方文化有所接触，一个崭新的文明体系出现在它跟前：青铜器和冶金技术，权杖头与国家观念，还有小麦与牛羊……最早接触这些且拿来为我所用的，并非齐家人，而是与马家窑文化一脉相承的西城驿人和四坝人，但将它们作为一个文明体系拿来同玉文化结合，并产生新的国家形态的，是齐家人。

易华、唐士乾《正本清源说齐家》谈到夏起源时认为，齐家文化有可能就是早期的夏，二里头文化的兴起与齐家文化的影响有关，如果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齐家文化就是夏早期文化；如果二里头文化是商文化，齐家文化也可能是夏文化。他们甚至还联想到元昊的西夏、赫连勃勃的大夏，认为它们与大禹父子建立的夏朝有藕断丝连的关系，元昊和赫连勃勃均自认为是夏的传人，追认夏禹为祖先，夏、大夏、西夏疆域大体重合，这并非偶然，因为三者所在之地正好是齐家文化分布区。

良渚化世界形成的道路是联合之路，而非征服之路，龙山文化之于仰韶文化，齐家文化之于马家窑文化，都是文化大联合，天山南北的欧亚草原文化与之和平共处，走向文明的共和，而非文明的冲突，为汉唐通西域奠定了文明的基础。

楼兰美女

楼兰遗址呈现了不同文明的共和样式。楼兰遗址位于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若羌县境内的罗布泊西北岸，是汉代丝绸之路上的枢纽，为西域三十六国之一，因处于西域东部，是西域诸国距离汉朝最近的小国。西汉时，楼兰老王死，匈奴先得到消息，立即遣回楼兰在匈奴的人质王子，并立他为王，然后联手楼兰、龟兹杀害汉使。公元前77年，汉昭帝遣使傅介子，杀楼兰王，另立楼兰在汉家的质子为楼兰王，改楼兰为鄯善，刻印，赐宫女和亲。公元前60年，西汉在西域轮台设西域都护府管理西域，直到南北朝时期才废弃。

1980年，罗布泊地区铁板河河湾附近发现了楼兰古城居民墓地。其中有一座长方形土坑墓，墓主是一位女性，用毛毯和羊皮包裹，面部用一块羊皮遮掩，头上戴着装饰羽毛的帽子，用芦苇秆和红柳枝覆盖尸体。据鉴定，这位楼兰美女具有雅利安人的人种特征。同一地点的其他墓葬有单人葬，也有多人墓葬群，葬具基本相同，随葬品有简单的陶器和木器等生活用品，少量的铁器和铜镜，偶有漆器。引人注目的是，除了锦、绮、绢等丝织品，以及毛、棉等织物外，还有一些织锦，巧妙地织入“延年益寿大宜子孙”“长寿明光”“望四海贵福寿为国庆”等汉字，以及大量的汉文书简和佉卢文文书。汉文书简内容主要是当地行政机构和驻军各项公文以及往来书信，年代最早的纪年文书是三国曹魏嘉平四年（公元252年）。佉卢文文书主要涉及案件审理和买卖土地的契约等。在另一处墓葬中，则发掘出彩绘木棺，有朱雀玄武图案等。

西域在史前就有彩陶之路、玉石之路奠定的不同文明的共和底蕴，至汉代，楼兰再一次证明了不同文化也可以共和于一城。

据载，1900年瑞典考古学家斯文·赫定第二次进入塔克拉玛干沙漠，不慎将一把铁铲忘在停留地。铁铲是用于挖水源的，是沙漠里的生命之铲，他只好命向导回去找铁铲。在他们重获铁铲返回罗布泊西北岸时，突然暴风卷沙，天昏地暗，迷失了方向。风过后，他们发现自己就站在一座古城遗址上。根据遗址中的佉卢文“Kroraina”，斯文·赫定认为这就是汉籍中记载的“楼兰国”。

佉卢文书简

东西方相会还有佉卢文书简见证。佉卢文又叫“驴唇文”，起源于犍陀罗（今巴基斯坦北部、阿富汗东北部）一带，是丝绸之路上通商的主要语言，由贵霜帝国末期的移民带到塔里木盆地，公元3世纪前后在丝绸之路上的于阗、楼兰一带流行，大约两百年后消失。这件出土于尼雅古城的木制文书完好无损，是一封写在木板上的佉卢文书信，内容涉及收税。为保密用两块木板作信封，中间有寄信人的泥封印标识。尼雅古城位于丝绸之路南道上的和田、民丰一带，在楼兰西边，被考古人誉为“东方的庞贝”。另一件尼雅古城出土的佉卢文文书有两块封泥印章，一为汉字，一为西方人的头像，类似的头像还常见于犍陀罗印章，文书内容为奴隶、牲畜、土地等交易。 MoTOBjh1kgODCv7PwLeU/8VyYhVq9YZXZFyjMi+jD3olA5+T4S5UmxEUA9ah3ab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