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西域文明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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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大同的彩陶之路

西域之于中国，并非一开始就是地缘政治的区分。那区分是王朝中国附加的，是国之所以为国的表现。

在文化中国的视野里，西域是“天下者，人人之天下”的一部分，人们没有把它当作攫取世界心脏地带的抓手，而是把它当作连接东西方的通道和枢纽。那里是东西方文明的集散地，是文化传播的出入口，还是欧亚贸易的必由之路。没有比“贸易”二字更能反映文化的趋势，更能表达文明的本质。

当大暖期到来时，人类的交往就活跃起来了，从非洲到欧亚，现在那一道道由沙漠组成的地球上的刀疤——从撒哈拉到蒙古高原，原来却是绿洲，遍地绿茵。那是个自然供给的过剩期，人口稀少，食物充足，有利于人类全球化的自然生长。

大暖期，人类自由迁徙，只知有天下，不知有国家，但求认同，并无分别，没有阶级分离，亦无民族差异，说话以自然发声，而非用语言表达，人与人相逢，说话都能听懂。他们往来于欧亚之间，走向人类大同，所以走遍天下都不怕。

连接东西方的第一条路，是彩陶文化之路，文化中国的“中华”就在这条路的东土，从黄土高原兴起，在黄河流域起居，通往彩陶文化的西域。

这一路，由陕入甘，从仰韶到马家窑，从马家窑出河西走廊，往天山南北走。究竟走了多远？有没有越过帕米尔高原？我们认为有可能。今人一提起帕米尔高原，马上就皱紧了眉头，视为天堑，可初民则不以为然，以为那里可以登天成仙。

仙，究其字面而言，就是人在山上。那山，当然不是普通的山，而是能登天的山，有天柱和天梯，由神仙所居，可以往来于天人之际，所以叫仙山。在《东亚文明中的山》中，王铭铭提起罗马尼亚宗教学家米尔恰·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对建筑与山的看法，说建筑的前身都是山，因为一切建筑都是世界的中心，就如同山一样。同时又指出，真正的山只有一座，那就是作为世界中心的圣山。

如果我们非要在地球上找出这么一座唯一的圣山，那只有到中国西域去找，到帕米尔高原去，看那些矗立于世界屋脊的群山。在神话世界里，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昆仑”。神话地理中的昆仑与历史地理和自然地理中的昆仑不同。作为世界的中心从而具有唯一性的圣山，应该是神话地理中的昆仑，而非历史地理和自然地理中的昆仑，前者是无限存在，有着无穷的广袤性，后者是有限的存在，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里存在。

历史形态的存在，是个时间性的存在，跟具体的时间、地点、人物和事件相关，而自然形态的存在，时间因素尚未开显，只能作为地质地貌地理存在。因此，神话地理中的昆仑，可以兼容其历史与自然形态，而不被历史与自然的有限性所局限。

在古希腊神话里，奥林匹斯山是众神所在地，当然，它也就是伊利亚德所说的“唯一的圣山”，现在人们找出它的地理位置，说它坐落在希腊东北部，靠近马其顿地区，海拔高度不到三千米，却是希腊最高峰。每天，当太阳从东方升起时，曙光映照它的顶峰，当太阳下山明月初起时，那终年积雪云遮雾罩的顶峰又洒满了夕阳的光辉。众神就在这里建造宫殿并治理世界。宫殿有柱廊列入云海，柱廊前面，是长着奇花异草的花园。

而现实中的奥林匹斯山，怎么看都与神无关，高度自然是不够，离天还差得很远，广度也不够，难以覆盖世界历史的基本面，不能使东西方相关联，更何况，其神秘性之平庸，也不足以支撑我们对神的信念，不足以成为那些令人神往的神话故事的来源。我们很难想象，在一个不到三千米的山头上，众神之神宇宙之王如何挟雷携电？

于是，我们好奇，难免一问：那位生长在神山旁一直被神话激励的美少年亚历山大，在此山中应该有过“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诗意体验吧，或被山中奥运会的圣火照亮过青铜体魄和哲学灵魂吧！如果他从奥林匹斯山来到昆仑，他还会认为，那曾经伴随他的青春期的山是唯一的圣山吗？他会把昆仑当作新的奥林匹斯山吗？我们不知这位被称作大帝的哲学家王有怎样的心理反应，总之，他掉转马头，就回去了。但希腊化世界并未跟他回去，而是越过帕米尔高原，进入天山走廊，在绿洲上建立城邦了。

彩陶文化初民似乎没有那些文化反应，他们从仰韶来到马家窑，从马家窑出发，也经过这里，但没有停下来，也没回头，一直往前去，他们到了哪里？

2017年5月24日上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罗马尼亚文化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考古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是历史的偶然，还是同根同脉——走进库库特尼文化和仰韶文化》展览在北京罗马尼亚文化中心开幕，于是，人类大同的彩陶之路出现了！最早发现此路的是安特生。1921年，安特生在仰韶村发掘后，就指出了仰韶彩陶与库库特尼——特里波利遗址彩陶的相似性，并以此提出中国彩陶文化西来的假说。

西来说，无疑带有先入为主的成见，安特生先接触库库特尼和特里波利彩陶，然后才发现了中国仰韶彩陶，因此，就其认识的惯性和思维定式而言，首先就会产生中国彩陶文化西来的印象。这印象不一定就含有西方中心论的偏见在里面。

而中国学者对此则以“彩陶之路”来回应。最先提出的是李济，他是针对“西来说”提的。对仰韶文化进一步的考古表明，彩陶文化兴起于东西两端，东端，就是黄土高原上位于陕甘地区的仰韶文化，西端，应该就是库库特尼——特里波利彩陶文化。李新伟《库库特尼——特里波利文化彩陶与中国史前彩陶的相似性》一文，从欧亚彩陶图案入手，做了十个方面的比较——弧线三角和平行斜线组合，弧线三角内加圆点和旋涡纹组合，十字线间隔四瓣花纹，绳索纹，器底对旋纹图案，柳叶形图案，舞蹈图案，大三角图案，平行线纹、漩涡纹、锯齿纹和网格纹，陶塑人头像，发现了它们之间“惊人的相似性”，就像一对文明双胞胎，根本分不出什么东方、西方来，那些约7000年到5000年前的陶器，向我们展示了人类大同的文明样式，而非东西方两个世界的分化与对立，以至于在北京展览会上，罗马尼亚文化中心的鲁博安先生竟然用一口流利的中文说道：难道几千年前在地球上只有一个部落？我们罗马尼亚人和中国人都是那个部落的后人吗？

但就文明整体而言，东西方已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呈现了不同的文化景观，仰韶文化比库库特尼文化早约千年，但库库特尼文化却先于仰韶文化进入金石并用阶段，出现了铜器，若谓中国彩陶文化西来，那为什么只有陶器西来而无铜器西来呢？史前文化传播难道会做选择性传播，只传播陶器，不传播铜器？如果仰韶文化从库库特尼文化来，何以我们从中没有看到一点铜文化的痕迹？马家窑文化里虽然出现过一把铜匕，但孤零零的，若偶然得之，不足以成为青铜文化的标志。文化传播应该是整体性的，而非个别化的，如果仰韶文化西来，那么中国早就进入青铜时代了。这一点，不仅被主张中国文化西来说的安特生忽略了，同时也被反对西来说的中国学者所忽视。

我们提出这一点，是想说明存在两种可能。一是有可能彩陶像后来的瓷器一样，是从中国传过去的，因为史前文化的陶器最早就出现于中国，这与东西方对待食物的方式不同有关。同样用火，中东地区的初民加工食物还是以较为原始的烧烤为主，而中国先人则以煮和蒸为主，因此，对耐火烧的可以用来作为蒸煮的容器有了更高的需求。正是这一需求使得中国陶器领先。目前已知最早的陶文物，虽可溯至从33000年前到26000年前的欧洲格拉维特文化中发现的女神维纳斯陶像，但该文化很快就被冰期的到来终结了。人之初的陶器，出现在中国江西仙人洞、吊桶环遗址中，可溯至约20000年前，该遗址3B1层出土了条纹陶罐，至少有13000年的历史。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说，当中东人还在以原始方式烧烤食物时，中国人已经用陶器蒸煮食物文明用餐了。

当然，还有另一种可能，那就是陶器从东西方各自独立兴起，虽分处异域，却因文明之初，人方从自然走出，将自身与自然分开，而有了人类性的文明自觉。彩陶文化时期，文明尚未分化，就表现出人类大同的文明样式。

彩陶之路，如何西来？我们不太清楚。怎样西去？有如下描述。

刘学堂在《史前彩陶之路终结“中国文化西来说”》中指出，这条彩陶之路从黄河流域出发，在距今约8000年前开始西行，约7000年前，出现在六盘山东西两侧，5500—5000年前，发展到青海东部，此后，西抵祁连山北麓至酒泉地区，约4000年前后，进入新疆哈密地区，然后沿天山走廊西去，终点于巴尔喀什湖东岸一线。我们知道，后来王朝中国的西北边疆再也没能越过巴尔喀什湖，即便在汉唐盛世，也是到此止步。

韩建业的《彩陶之路与早期中西文化交流》虽然提到“彩陶之路”有两条，一条是西去的，是以彩陶为代表的早期中国文化以陕甘地区为根基自东向西拓展传播之路，还有一条便是西来的，但他却用了“也包括顺此通道西方文化的反向渗透”的说法。看来，他对这两条路做了主次区分，主要是西去的，西来的不过“反向渗透”而已，所以，他的“彩陶之路”就只写了西去的一路，而未写西来的那条。他说，西去的一路，从公元前4千纪开始，一直延续至前1千纪，其中，又以大约公元前3500年、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2200年和公元前1300年四波彩陶文化的西渐最为明显。具体路线虽有许多，但大致可概括为以青藏高原为界的北道和南道。显然，他是将彩陶时代的浪潮分为了四个波段。其实，后两个波段已经与彩陶时代无关了，虽然仍有彩陶往来，但时代已经变了，彩陶已非主流，因为青铜时代来了，青铜之路与玉石之路在天山南北相会，在河西走廊碰头，彩陶那一页早已翻过去了。

彩陶之路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最早通道，把它仅仅说成是丝绸之路的前身是不确切的，因为接踵而来的并非丝绸之路，而是青铜之路。青铜之路是西来的，非西去的，当青铜之路到来时，彩陶之路便结束了，而“五波段”将彩陶之路拖延到青铜时代。因此，我们认定的彩陶之路，是从仰韶到马家窑，再从马家窑往西去。韩建业指出，这一路，分南、北两道西行，南道西行入川，北道西行，经过齐家文化，进入天山走廊，由此更往西去，便到了中亚一带，从中亚再往西去，“西去”说就说不下去了。

说到齐家文化，也是安特生最早发现，他自西向东一路行来，先发现齐家文化，再发现仰韶文化，于是，就认为仰韶文化由齐家文化发展而来。后来，中国学者通过进一步的考古才发现仰韶文化要比齐家文化早约千年，“西来说”就改成“西去说”了。

良渚文化的发现也有类似情形。因为先发现龙山文化，所以，把与之相似的良渚文化看作龙山文化在南方发展的一支，可深入下去，便全然改观，原来也是良渚文化在前，而且也是早了约千年。因此，龙山文化应该是由良渚文化从南往北发展而来的。

这两次深入发现改变了两个重要观念：一从世界历史上，改变了“中国文化西来说”的观念；一从中国历史上，改变了以王朝为中心的“中原正统史观”。这两个改变，对于史前文明的世界体系的形成以及最早的中国的出现，提供了更加全面的观点。

彩陶之路是人类文明的第一个世界体系，从欧洲到亚洲，从西方到东方，彩陶文明之花一齐开放，开出了人类大同的梦想。那时，西方有库库特尼和特里波利，东方有马家窑和仰韶，库库特尼在今天的罗马尼亚，特里波利在今天的乌克兰，马家窑和仰韶在今日之中国，可彩陶文化没有国与国的分别，没有欧洲与亚洲的分别，没有西方与东方的分别，虽然西方已至青铜时代，但其世界体系尚未完成，中国亦已开启玉器时代，但玉器却未进入仰韶文化，维系并主导世界体系的，既不是青铜之路，也不是玉石之路，而是彩陶之路。

任瑞波《彩陶文化在史前丝绸之路的演进》一文也把彩陶文化传播分为仰韶、马家窑、夏、商至汉初四个时期，历时约4000余年，先后分布了十九支彩陶文化。这样的划分法，其实存在着同样的问题，那就是商朝以后，彩陶已非主流，青铜之路取代彩陶之路，人类文明的大同样式，在西方，从西亚到中亚，尤其在两河流域和环地中海地带，被文明的冲突所取代；可到了东亚，则已然另有一番文明的景观。

夏时期，适逢青铜文化世界体系形成，西方彩陶文化跟着青铜文化一道，被打成一个“文明的包裹”进入中国西域，那些在中亚草原崛起、驾着马拉战车席卷欧亚、摧毁文明古国的雅利安人，从中亚进入天山走廊，走向河西走廊，来与齐家文化——夏相会。

彩陶时代虽然结束，但彩陶文化的遗产，跟着青铜文化一起来了。从中亚到东亚，这一时期的彩陶已经疏离了人类大同的文明样式，反而不如欧洲库库特尼——特里波利与中国仰韶时期的彩陶，跨越了东西方地域，表现出人之初文明的“惊人的相似性”。

八千年前彩陶之路的起点

彩陶碗标志着饮食方式以蒸煮为主，对陶容器的耐火要求更高，这与西方文化以烧烤为主的饮食方式不同。《文化的江山01：文化中国的来源》第一章第五节《彩陶新世界——史前那一次文艺复兴》中，有一件宽带纹三足彩陶钵，是中国本土出土的最早的彩陶，这件绳纹红陶圈足碗与宽带纹三足彩陶钵出土于同一遗址——甘肃省秦安县大地湾遗址，它们共同见证了8000年前彩陶之路的起点，由此西行六盘山、青海、新疆哈密、天山走廊，终点到巴尔喀什湖东岸一线，对仰韶彩陶文化区产生了影响。

这件圆銎宽叶倒钩铜矛，矛长61.5厘米，宽19.5厘米，刃呈蕉叶状，叶中部两面有高1.5厘米的脊梁，矛銎下部有三道凸弦纹，銎与刃部结合处有一刺钩，矛尖趋平，为欧亚草原东部的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的典型器物，说明公元前2000年前，西宁沈那遗址齐家文化是东西文化传播通道上的重要据点，也是欧亚草原青铜文化深入中国腹地的枢纽站。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正处于从锻造工艺向铸造工艺过渡的阶段，在进入盛产锡矿的萨颜-阿尔泰地区后，欧亚草原才普遍改用锡青铜，进入真正的青铜时代，这一说法目前是国际学术界的共识。

齐家人是枢纽站上的居民，他们掌握了青铜冶炼技术，而且起点很高，没有经历天然红铜的锻造即锻打成器的初级阶段，一上来就直接掌握了冶铜与熔铸分化的工艺，这一“分化”工艺是齐家文化的高新技术。

据说世界冶金技术的起源地目前尚难确定，大约公元前7000年到前6000年，从巴尔干到安纳托利亚一带已经开始各种铜的冶炼；公元前3500年，西亚已经进入青铜时代的鼎盛期，告别了锻造工艺，推广冶铸技术。青铜武器加速了人类文明的进程，战争推动了王权国家的成型。

林梅村在《欧亚草原文化与史前丝绸之路》一文中提出，中国早期青铜文化源于欧亚草原文化，盗墓者首先发现于俄罗斯乌拉尔地区。距今4000年前后，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在阿尔泰山一带爆发式发展，西起乌克兰草原，经乌拉尔山，东至南西伯利亚，并大举南下中国新疆、甘肃、青海，乃至陕西、山西、河南等地，典型器有弧背刀、套管空首斧、马头刀、倒钩铜矛等。从大多数武器来看，这是一种征服文化。

从四坝文化和齐家文化遗址中，能看出它们与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发生过密切联系。齐家文化早期遗址还未见铜器，在祁连山南麓西宁市附近的沈那遗址西侧，发现了齐家文化的房址、墓葬、灰坑，并出土了一批齐家文化的骨器、石器、陶器、铜器及白玉环等，其中就有那件耀眼的大型倒钩铜矛，给出了关于“密切联系”的联想。齐家文化处于铜石并用向青铜时代的过渡期，“金玉良缘”取代单纯的玉石文化，带头从玉器时代转向青铜时代。

欧亚大陆各文明之间的文化交流从来都是双向的。欧亚草原文化传入黄河流域的同时，中国良渚化世界也在向西方传播玉文化。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遗址就出土了带有中国特色的白玉环，现藏于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其他墓葬群还发现有玉环和玉璧，不过，没有找到这种玉的矿源和加工传统，表明是传播而来，很可能来自齐家文化。

中国青铜文化遗存，最早见于齐家文化和陶寺文化遗址。不过，良渚化世界接受了西方青铜工艺却并未全盘接受西方青铜属性的征服性文化，这一点体现在青铜武器造型上出现明显的改良，与西亚或草原上的青铜矛相比，矛尖明显为钝刃，似乎用作礼器，而不是战场上厮杀的兵器。工匠们还创造性地发明了铸造青铜容器的技术，齐家文化不同的遗址都出土了铜镜和装饰性铜器，可知齐家文化的铜器进入了日常生活，到了二里头文化，已经有一套完整的青铜礼器了。 98YjN8glIOSWo+LUsIbVp5vWhUK6bbR5tiDzNbG8CndzlDibCcmPS/TBo7pTDCV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