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朴素与浮华

作为二元对立的两个教派，天主教与新教除了在管理结构上的对立，最主要的差别还是在对核心教义的理解和操作上。

基督教的核心教义中有一条，简单来说，就是不可拜“偶像”。关于这段话的解释，其实并没有举世公认的标准，因为天主教和新教在对这条诫命的执行上明显有不同的见解。

有一个区分天主教教堂和新教教堂的好办法：凡是极尽奢华、巍峨恢宏且里面外面还有很多雕像、天顶画、壁画等装饰的教堂，基本是天主教教堂；如果装饰朴素，内里除一个十字架以外空空如也，大约就是新教教堂。从这一点区别上就能够看出，对于教义理解的差异是如何引导两个教派的艺术风格的。

天主教原本也恪守这条“不可拜偶像”的原则，在漫长的中世纪一千年中，几乎看不到像样的雕塑。但在人们的印象中，欧洲的雕像作品简直数不胜数。这个转变是如何发生的？公元6世纪，天主教会出了一位“格列高利一世”教皇，他是天主教历史上最有作为的几位教皇之一。

格列高利一世在位时，一心想着更好地加强信徒们对基督的信仰、对教会的忠诚。在具体实施教化的过程中，他发现一个重要问题：信徒们的文化水平过低。天主教传道用的是拉丁语，布道时只能口传心授，连发个小册子让大家通过文字学习都难以做到，这就导致布道的效率极为低下。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格列高利一世发明了“格列高利圣咏”，即以音乐的形式来唱赞美歌，让信徒们通过音乐去感受信仰的力量。“格列高利圣咏”是最早的、有记谱的、西方古典音乐形式。在这之前的音乐，主要靠口传心授。格列高利一世对流传在民间的三千多首民谣歌曲进行了编纂，并组织发明了记谱法，其时的乐谱是四线谱，不是现在通用的五线谱。用乐谱进行音乐传播，效率要比之前的“一对一辅导”高了许多。而且格列高利圣咏的曲调虽然没有之后的古典音乐发展得恢宏壮丽，还处在西方古典音乐的最初级阶段，但总体也是清澈空灵，在帮助信徒们被圣灵感动的方面助力不少。为了进一步提高教化的效率，格列高利一世又发展了绘画艺术。

教义里说不可拜偶像，但并没有说不能用绘画的形式来把《圣经》里的故事画出来，如果能让信徒们直接看到《圣经》里所记载的神迹，岂不妙哉？这样他们就都可以时时刻刻地被神圣的故事感染了。

这就是为什么在中世纪的教堂中有相当多的壁画作品和几乎成为天主教标准形象的彩色花窗 （A3） 。中世纪绘画的目的是为了教化，而不是追求美，所以中世纪绘画的特色是要把故事里的人物画清楚，把故事讲明白。因此，画面的风格不追求技巧，也不追求相似，整个中世纪美术给人的感觉是相对呆板、僵硬的 （A4） 。

格列高利一世对“不可拜偶像”的全新解读开启了天主教追求造型艺术的传统。这个传统在文艺复兴时期被无限放大，为整个意大利留下了无数的艺术珍宝。

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在意大利，整个天主教社会花在造型艺术上的财力、物力可谓倾尽所有。一座教堂里不会存在空白着的墙，通通要用画面和装饰填满。墙上填满还不够，还要把天花板也画满。“画圣”拉斐尔最著名的画作应当要数他给教皇的“四个房间”画的壁画，其中最著名的是《雅典学院》。西斯廷教堂除了米开朗基罗画的天顶画以外，西面的整堵墙还有米开朗基罗画的《末日审判》，周围的其他墙面上也被文艺复兴的绘画大师们画满了。

相反，新教人士认为，这种追求表面功夫的错误思想会让天主教误入歧途。所以新教的人严格尊崇《圣经》的指示，不让任何造型艺术出现在教堂中。新教不追求浅表的浮华，而是追求内心的自省。天主教是外向的，新教是内向的。新教地区对造型艺术的抑制，以及追求内心自省的意识形态导致音乐，尤其是宗教式听感的音乐变得尤其丰富。音乐之父巴赫就是一位路德宗基督徒，他一生创作了至少1000部作品，其中与宗教相关的作品极多。

此处已然看出基督教在西方艺术史当中的重要性。本质上天主教地区能有如此多的、集中爆发于意大利的传世作品，跟天主教会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因为教会是艺术品的主要买家，教会出钱，艺术家创作。其时绝大多数作品描绘的主题都是宗教，因此每个画家都要画大量的“圣母七喜”以及“圣母哀悼基督”。这也是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一直到巴洛克时期结束，近300年的时间，你看到的除肖像画以外，几乎都是宗教作品的根本原因。

在新教地区，造型艺术被打压，甚至造成了当时北方各国一次美术界的“下岗大潮”。新教占据主导后，不会再有来自教会的订单，这逼得很多北方地区最优秀的画家纷纷转行或者逃离，如老勃鲁盖尔转型成了“农家乐”画家。老勃鲁盖尔善于描绘农村生活并率先在绘画题材中融入了大量的风景元素，创造了新的绘画品类——“风俗画” （A5） 。再如美术史上在肖像画方面最为接近照相机精细度的一位画家——德国的小荷尔拜因，因为没有订单，无奈之下只能远游英国，为英国的王室与贵族进行肖像画的创作 （A6） 。

历史上一次次艺术风格转变的浪潮，也与这两个教派的针锋相对有关。文艺复兴结束后，意大利迎来了巴洛克时期，巴洛克时期的艺术大背景其实是源于天主教的反宗教改革。彼时，新教势力的蔓延趋势如火如荼，天主教在意识形态上选择反击的武器当然是他们一贯所信赖的——艺术。但是，从画面观感上看，文艺复兴时期典雅的艺术风格似乎不够强劲了，所以巴洛克时期（16世纪末到18世纪初）的绘画强调明暗差异、戏剧冲突以及对光线的运用，画面要更有冲击力，也更有教育意义和戏剧效果。

从建筑艺术来看，巴洛克时期的建筑更强调华丽的外观、恢宏的设计和复杂的装饰。天主教的一贯理念就是告诉信徒：我们很幸福，我们在基督的关照下，离天堂并不遥远。来到教堂，信徒们看到教堂华丽的设计和金碧辉煌的装饰，就好像置身天堂。

天主教会对于华丽建筑的追求一直继续。在洛可可时期（18世纪中叶）的艺术中，教会的姿态从高压的说教，变成了充满关怀的劝诫；从威胁你“不信基督就要下地狱”，变成了“天堂很美好，快来信基督”。于是出现了像威尼斯的提挨波罗这样充满氤氲之息的宗教画作 （A7） 。

天主教和新教作为欧洲宗教的二元对立，它们产生的影响其实不止在艺术方面。例如，在饮食方面，意大利的饭菜要比德国强不少；与法国大餐比起来，英国人吃的炸鱼薯条（fish and chips）简直难以下咽。

其实这个规律总结起来很简单，就是天主教地区的食物都好吃，酒也好喝，新教地区没什么好酒（德国的雷司令白葡萄酒算是个例外），食物也相较天主教地区简陋，究其原因也体现了一些在宗教仪式认知上的差异。欧洲各地的饮食文化是文艺复兴时期之后才集中发展起来的，在文艺复兴之前，全欧洲的经济水平低下，要吃饱都很难，更不用说饮食文化。富有后，美食才变成一门艺术，比如美第奇家族除了赞助艺术家，在吃的方面也下足了功夫，可以说是在佛罗伦萨推动了一场“舌尖上的文艺复兴”。

对于天主教徒来说，圣餐仪式当中的葡萄酒、马拿（一种饼），它们分别代表了基督的血和体。所以天主教徒格外地注重基督的“血”和“体”，尤其是“血”，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欧洲最好的葡萄酒多是出自天主教的修道院。葡萄酒里的绝顶佳酿——勃艮第的罗曼尼·康帝，就是出产自可以追溯到公元900年左右的圣维旺·德·维吉修道院。

新教对核心教义的追求在圣餐仪式这件事情上其实也有贡献，他们的一大贡献就是17世纪尼德兰地区（荷兰）诞生的一类静物画 （A8） ，代表画家有海达和考尔夫。

这类静物画会把桌上的餐食画得极为丰富，象征基督的身体，这里的身体指的是更广义的基督“身体”，也就是教会本身。因为在新教的教诲中，所有信徒其实都是基督身上的一部分，大家都在教会这个大家庭当中融合进一个身体。把桌上的餐食画得丰盛，是象征着教会的昌盛，毕竟新教不让画作里出现神圣的人物形象，那么就用食物来指代。且画作中餐桌上的食物种类相对固定，每种食物都有宗教劝解的含义。如果让天主教的画家来画这个主题，想必会是恢宏无比的大场面，耶稣悬浮在半空，受万民景仰。

天主教与新教这一对二元对立构成了欧洲文化的背景色，有了对基督教的深入认知，就更容易理解西方艺术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