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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芬奇与米开朗基罗的艺术风格象征着西方古典艺术当中两股最大的势力，“广义的古典主义”和“广义的浪漫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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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初，在佛罗伦萨新落成的能供500人集会的市政厅里，两位大师曾有过一场称得上“世纪之战”的正面对决。在这场对决中，整个西方古典艺术史当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两股力量被区分出来，形成了整个西方艺术史中的二元对立。这之后西方古典艺术中的流派之争，本质上都是这两种艺术理念之争。
C33 《安吉里之战》（ Battle of Anghiari ）
两人画的两幅壁画内容是佛罗伦萨历史上两次非常重要的战争。达·芬奇画的是《安吉里之战》 （C33） ，米开朗基罗画的是《卡西纳之战》 （C34） 。
这场“世纪对决”在当时引起了巨大轰动，传闻全意大利两位大师的崇拜者们都前来观战，在两位偶像休息的时候，追随者们就各自站队，展开骂战，为偶像争论不休。其他艺术家们也来围观，据说艺术家们看完之后都极为沮丧，因为他们发现两位大师把当时能够被创作的艺术形式都画到了极致，再没留什么创作空间给其他艺术家。
在这场对决中，两位大师的艺术理念都被充分地表达在画作之中。《安吉里之战》代表着达·芬奇纯粹理性的绘画理念，描绘的是在这场战争中，士兵骑在马上厮杀的场景。画中有形态各异的马，它们的关节、肌肉都精准正确。要画一匹动作剧烈的战马，首先要知道马的关节能弯多少度。作为科学家的达·芬奇，着重于对自然的理解和刻画，整个画面充满精妙的计算。
与之相对的，《卡西纳之战》选择了充满戏剧性的场面：战士们正在河中沐浴，突然敌人杀过来，所有人慌忙穿衣应战。米开朗基罗选择了这样一个突发场景的瞬间进行描绘，他对细节的抓取以及刻画都相当精湛。画中并没有描绘战争本身的激烈，而是从侧面展现了战争的紧张。米开朗基罗不是表现自己对知识的掌握，而是要凸显对整个场面戏剧冲突的洞察，整个画面充盈着力量感。
C34 《卡西纳之战》（局部）（ Battle of Cascina ）
达·芬奇与米开朗基罗各自的艺术特点与长处，也在另两件作品中充分展现，形成强烈对比。达·芬奇在前往米兰服务于斯福尔孔扎公爵之前，曾受托创作一幅《三博士来朝》 （C35） ，但未及完成，达·芬奇便启程远赴米兰。如今这件未完成作品被收藏在佛罗伦萨的乌菲齐美术馆。
也幸亏该作并未完成，后人才有幸得以欣赏达·芬奇的伟大之处。作品并未着色，但线条底稿已全部完成，该作充分体现出达·芬奇对线条的控制以及对布局的掌控力。《三博士来朝》中没有任何两个主体形象拥有相似的动作和外形，画面中，所有对象都以各异的姿态呈现，同时却又连成有机整体，画面中无任一主体形象与整体画面独立无关。达·芬奇对微观和宏观的同时掌控，让画面呈现出平衡、动感、张弛有度的完美效果，好似借由造物主之手创造的有机生命体一般。达·芬奇的《三博士来朝》是有强烈韵律感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比肩王羲之的书法艺术：无论《快雪时晴贴》抑或《丧乱贴》，都是不论单个汉字还是整体气势，皆安排得当，笔墨所到之处，一气呵成，流畅无比。
C35 《三博士来朝》（ Adoration of the Magi ）莱昂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243cm×246cm板上油画1481年意大利佛罗伦萨乌菲齐美术馆（Galleria degli Uffizi）
达·芬奇对线条和布局的掌控前无古人并远超同行。纵观艺术史，再无人能在平衡感与有机感上超越达·芬奇，也许新古典主义的代表安格尔摸到了一点儿边，安格尔的《土耳其浴室》与《泉》也一定程度上体现出这种平衡感与有机感。
C36 《最后的审判》（ The Last Judgement ）米开朗基罗·博那罗蒂（Michelangelo Buonarroti）13.7m×12m湿壁画1533—1541年梵蒂冈梵蒂冈博物馆（Vatican Museums）
与之相对，米开朗基罗的名作是画于梵蒂冈西斯廷教堂墙壁上的《最后的审判》 （C36） ，画中人物形象虽多，但并不具有生动的有机感。画面明显划分区域，且各区域中人物形象大势趋同。虽有众多主体形象，其数目甚至远多于达·芬奇的《三博士来朝》，但《最后的审判》的看点并非在大场面上，而是体现在个体形象中。米开朗基罗始终是优秀的雕塑家，在刻画个体人物形象时，其充满表现力的雕塑艺术审美便展现其中。
达·芬奇与米开朗基罗的对决，本质上是广义的古典和广义的浪漫的对决。古典讲究精确、典雅、平衡、节制，浪漫讲究想象力、表现力、对比度和放大的情感。这两种艺术追求的二元对立，其实在所有的艺术形式当中都可以找到。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之后的艺术家，如果要去概括他们的作品风格，大致可以归类到这两个范畴之内。威尼斯画派的一对师兄弟，师兄乔尔乔涅的画风沉静，刻画柔美，可以归类到广义的古典；师弟提香的作品，活色生香，色彩艳丽，看了让人凡心大动，可以归类到广义的浪漫。巴洛克时期的罗马，有风格互为对立的卡拉奇和卡拉瓦乔：卡拉奇的作品讲究匀称典雅，可以归类为广义的古典；卡拉瓦乔的作品离经叛道，讲究强对比和强烈的戏剧冲突，可以归类为广义的浪漫。同为巴洛克时期的北方画家，尼德兰的维米尔，照相机般的写实精确，色彩朴素平实，可以归类为广义的古典；佛兰德斯的鲁本斯作为巴洛克时期的集大成者，喜欢用对角线构图，最大限度地增加画面的戏剧性和律动感，色彩上极为明艳绚丽，可归类为广义的浪漫。一直到19世纪初，两大针锋相对的画派，大卫和安格尔师徒为首的“新古典主义”和德拉克洛瓦为代表的“浪漫主义”分别是标准的“古典”和“浪漫”。这种规律推行到其他艺术领域也成立，西方古典音乐中也有这样的二元对立。19世纪的勃拉姆斯和瓦格纳，就是广义的古典和广义的浪漫的典型代表。
从创作方式上，也可以分为广义的古典和广义的浪漫。古典派的作画方式，从拉斐尔开始，到安格尔达到顶峰，他们都要在正式进行油画创作前，先打好底稿，并对画面进行缜密的构思，可能要画几十张素描草图，详细研究好构图和布局，并规定好线条走向之后，才开始使用油彩。浪漫派的作画方式，以威尼斯画派的提香为首，到鲁本斯，一直到19世纪法国浪漫派的代表艺术家德拉克洛瓦，他们的创作方式更为直接，或是把线描稿转移到画布上随即开始创作，抑或是直接用颜色在空白的画布上创作，并不会如古典派一般在上油彩前反复地对素描进行推敲。
C37 《皮亚森人溃逃》（ The Rout of the Pisans at Torre San Vincenzo ）乔尔乔·瓦萨里（Giorgio Vasari）7.6m×13m湿壁画1568—1571年意大利佛罗伦萨维奇奥宫博物馆（Palazzo Vecchio Museum）
世纪之战的两幅画最终都没有画完，达·芬奇没有遵守合约，提前接了另一个订单。米开朗基罗也没有画完，就被召唤去了罗马给教皇修陵墓，西斯廷的天顶是后话了。之后佛罗伦萨的新执政官为了完成装饰任务，翻修了两面墙，找来瓦萨里创作了新的壁画 （C37） ，今天能看到的都是“决战”时的草图以及其他画家临摹的版本，实为艺术史上一大憾事！
达·芬奇与米开朗基罗都不能被认为是全职的画家，是因为在他们身处的年代，整个艺术的发展还没有成熟到分工细致的地步。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对众多艺术领域的探索为后世的艺术家留下了极其重要的学习材料，由他们二人奠定的广义的“古典风格”以及广义的“浪漫风格”，影响了后世几百年的艺术发展，一直到19世纪末，众多艺术大师仍然在他们的艺术中吸收养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