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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对我们古老文明的惊讶与慨叹，是一种由文化血统带来的由衷自豪。
我不知道本书的写成，有多少是出于一家著名刊物主编的“威逼”与“利诱”，有多少是出于自愿，因为在写过《故宫的隐秘角落》之后，我隐隐地有了写故宫“古物”的冲动。
有一点是明确的：这注定是一次费力不讨好的努力，因为故宫收藏的古物，多达一百八十六万多件（套）。我曾开玩笑，即使我可以一天写五件，要全部写完，需要一千年，相当于从周敦颐出生那一年（北宋天禧元年，公元1017年）写到现在，而实际上我写一件古物，常常需要一个多月。这实在是一件幸福的烦恼：一方面，这让故宫成为一座“高大全”的博物馆，故宫一家的收藏超过90%是珍贵文物，材美工良，是古代岁月里的“中国制造”；另一方面，这庞大的基数，又让展示成为一件困难的事，迄今为止，尽管故宫博物院已付出极大努力，每年的文物展出率，也只有0.6%。也就是说，有超过99%的文物，仍难以被看到，虽近在咫尺，却远似天涯。至于书写，更不能穷其万一，这让我感到无奈和无力。这正概括了写作的本质，即：在庞大的世界面前，写作是那么微不足道。
这让我们懂得了谦卑。我曾笑言，那些给自己挂牌大师的人，只要到故宫，在王羲之、李白、米芾、赵孟頫前面一站，就会底气顿失。朝菌不知晦朔，而蟪蛄不知春秋，这不只是庄子的提醒，也是宫殿的劝诫。六百年的宫殿（到2020年，紫禁城刚好建成六百周年）、七千年的文明（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文物贯穿整个中华文明史），一个人走进去，就像一粒沙被吹进沙漠，立刻不见了踪影。故宫让我们收敛起年轻时的狂妄，认真地注视和倾听。
故宫让我沉静——在这座宫殿里，我度过了生命中最沉实和安静的岁月，甚至听得见自己每分每秒的脉搏跳动；但另一方面，故宫又让我躁动，因为那些逝去的人与事，又都凝结在这宫殿的每一个细节里，挑动我表达的欲望——
我相信在它们面前，任何人都不能无动于衷。
我把这些物质称作“古物”，而不是叫作“文物”，正是为了强调它们的时间属性。
每一件物上，都收敛着历朝的风雨，凝聚着时间的力量。
1914年在紫禁城内成立中国第一个皇家藏品博物馆，就是以“古物”来命名的。它的名字叫——古物陈列所。如一百多年前《古物陈列所章程》所写：“我国地大物博，文化最先。经传图志之所载，山泽陵谷之所蕴，天府旧家之所宝，名流墨客之所藏，珍赆并陈，何可胜纪……”
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1928年北伐成功后，南京国民政府颁布《故宫博物院组织法》，将故宫博物院的内部机构，主要分成“两处三馆”，分别是秘书处、总务处、古物馆、图书馆、文献馆，正式使用了“古物”一词，而且“古物”的范围，含纳了图书、文献之外的所有文物品类，古物馆的馆长，也由当时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先生兼任，副馆长由马衡先生担任（后接替易培基先生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可见“古物”的重要性。
物是无尽的。无穷的时间里，包含着无穷的物（可见的、消失的）。无穷的物里，又包含着无穷的思绪、情感、盛衰、哀荣。
面对如此磅礴的物质书写，其实也是面对无尽的时间书写。我们每个人，原本都是朝菌和蟪蛄。
当我写下每个字的时候，我知道自己陷入了不可救药的狂妄，仿佛自己真如王羲之《兰亭集序》所说，可以“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
但我知道我不是写《碧城》诗的李义山，“星沉海底当窗见，雨过河源隔座看”，一个人面对岁月天地，像敬泽说的，“是被遗弃在宇宙中唯一的人，他是宇航员他的眼是3D的眼。”
我只是现实世界一俗人，肉眼凡胎，蚍蜉撼树。我从宫殿深处走过，目光扫过那些古老精美的器物，我知道我的痕迹都将被岁月抹去，只有这宫殿、这“古物”会留下来。
我笔下的“古物”，固然不能穷其万一，甚至不能覆盖故宫博物院收藏古物的六十九个大类，但都尽量寻找每个时代的标志性符号，通过一个时代的物质载体，折射同时代的文化精神，像孙机先生所说的，“看见某些重大事件的细节、特殊技艺的妙谛，和不因岁月流逝而消褪的美的闪光”
。我希望通过我的文字，串连成一部故宫里的极简艺术史。（本书也因此获得中国作家协会的重点项目扶持，当时书名拟为《故宫里的艺术史》，但这终究不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艺术史，于是改用了这个相对轻松的书名。）
我认真地写下每一个字，尽管这些文字是那么的粗疏——只要不粗俗就好。我知道自己的笔那么笨拙、无力，但至少，它充满诚意。
它是对我们古老文明的惊讶与慨叹，是一种由文化血统带来的由衷自豪。
尽管这只是时间中的一堆泡沫，转瞬即逝，但我仍希求在“古物”的照耀下，这些文字会焕发出一种别样的色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