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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八年为我们极端艰苦斗争之一年！此时，我们的根据地，只有弋阳九区四十余村，与横丰十余村，纵横不过六七十里。军队虽然是组织了，但枪枝不多，子弹缺乏，特别是军事干部的缺乏，我们拿住三个在白军内当过几个月兵的人，来做我军的队长班长，军队当然没有什么战斗力。进攻我们的白军，总是两营或一团，欺我军战斗力弱，每村少仅一排多则一连的驻扎，差不多将我们全部所有村庄都扎满了。并且天天派队围山搜山，弄得我们不但无扎机关之处，连藏身地也难找到。日间不能走路，要在夜间悄悄的走；大路不能行，要找偏僻的小路走；房屋不能住，要躲在树林里、岩石下或水沟里的茅棚里去住。一天要跑几次兵，晚间躲在茅棚里睡觉，也得留心警戒，稍一不慎，就有被敌人打死或被俘的危险；环境的险恶和困难，是无以复加。
但是，我们是为着主义的信仰，阶级的解放，抱定了斗争到底的决心，所以生活虽然痛苦，而精神还是非常愉快的。愈艰苦，愈奋斗！愈奋斗！愈快乐！有时，我们受着白军的追逐，飞快的爬山越岭；一脱离白军追逐时，我们又唱起革命歌来了，又找到群众开会谈话了。
在那种环境之下，我们能继续斗争，而不至于失败，是有下列几个原因：
一、我们当时的群众工作，是做得很充分的。我们是亲密的与群众联系在一起，大家都是家人兄弟一般。群众不怕受着白军怎样的摧残（这种摧残是异常毒辣的，要叙述出来，是要写一大篇），仍然斗争不懈。群众的房屋被烧毁了，饭锅被打破了，只剩个半口锅，用三个石头搁起来弄饭。我问他们：“同志们，很苦吧！”他们总是这样答复：“不要紧，革命成功了，就有好日子过了。”群众既如此坚决的参加革命，拥护我们，白军当然不奈我们何。
二、弋阳九区一带，不但地形很好，而且粮食也不缺乏，故能与白军周旋几年，不至失败。
三、就是白军的内部冲突，在一九二八年，军阀混战，经常发生狗打狗的，打了一回又一回。每打一回，进攻的队伍就要调走一次，给了我们休养整理的时间，就算这时间很短，也是很可宝贵的。这对于我们是多少有帮助的。
最紧急最困难的时候，要算是这年的五月了。白军来一次大举进攻，想一举歼灭我们，敌人把我们重要的村庄都占据着；我们的军队，还是经不住战斗。群众躲山过久，随身带的粮食吃光，也难得再支持下去，这时候的形势，确是十分危急！于是我们领导同志，都在一个名叫方胜峰的和尚庙里集会了。会中，有几个同志主张将队伍拖望白区跑，我与另几个同志，则坚决反对这个主张。我们认为有群众基础的地方，尚站不住脚，拖到没有群众基础的地方，还能存在不被消灭吗？而且，我们一跑，群众失掉了领导者，革命运动就要立刻失败。经过详细的讨论，都认为逃跑主义是错误的，乃决定好几种斗争方法，分头去进行。好的很，我们依照会中决定的方法去斗争，都得到一些新的胜利，局面又重新开展了。这次会议，的确是赣东北苏维埃革命运动的一个重要会议，如果这次决定逃跑，赣东北革命运动至少要有一个时期的停顿，说不定干部和队伍都要受着损失。
在渡过了这个难关以后的几个月，白军有时进攻，有时又退出去，我们没有得到发展，也没有受到损失。
十月尾，我潜赴湖口，出席江西全省党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是紧接着第六次全国党代表大会之后而开的，讨论了并决定了好几个重要问题。
我会毕回来之后，得悉由于邵式平诸同志对士兵运动的努力，有七十余名白军士兵，哗变来当红军。这不但突然增加了我们一倍以上的武装，而且给了我们一批中下级军事干部，使原无多大战斗力的红军，逐渐强大起来，而成为能战的红军——这就是红十军的基础。后来，这些干部，经过长久的锻炼，都成为红军的高级干部，如颜文清、匡龙海同志，都做了我们红军的师长，其余当任团营长的很多。他们历次作战，都很坚决勇敢，立下了不少可敬的战功。
在这年末，靠近九区的德兴磨角桥一带地方，有三十几个村坊的工农群众，举行年关暴动，成立了苏维埃政府，我们的苏区根据地，扩大了四十余里。
艰苦险恶的一九二八年，终于挣扎过去了。无论在苏区方面，红军方面，白区工作方面，都得到了一些新的发展，虽然发展是不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