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本序

太宰治是一个极具个性、才华横溢的日本现代作家，在二十世纪日本文学史上齐名于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等大家。代表作有《斜阳》《人间失格》《维扬之妻》《丑角之花》《二十世纪的旗手》等。战后名作《斜阳》的书名一度成为流行语。太宰治是二战后日本“无赖派”文学最具代表性的作家，该派文学虽有消极的病态表现，但契合战后日本国民共通性的心理趋向，引起极大反响。“无赖派”又称“新戏作派”，即与日本江户时代的“戏作”文学类型近似，基本特征是游戏式的世俗性、自嘲与反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社会的基本文化特征正是彻底的虚脱感、道德的崩溃和精神的“解放”。“无赖派”作家可谓应运而生。不妨说该派作家的共通特征恰巧吻合于太宰治、坂口安吾之类作家的个体精神气质。“无赖派”作家为确保作为人的“真实性”，自然而然地借用了“戏作”文学的文体特征和表现技法。著名文学史论家小田切秀雄又将他们称作“反秩序派”。

另一方面，太宰治还是日本“毁灭型”私小说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作品影响力经久不衰。“私小说”被称作日本现代文学的一个传统。著名文学评论家中村光夫称，几乎所有日本现代作家都曾写过私小说。日本私小说有两大类别——调和型与毁灭型。调和型私小说作家面对作品表现的中心矛盾，总可找到解决的出口，代表性作家是志贺直哉（《暗夜行路》《和解》）等；太宰治则是毁灭型私小说作家的代表，此类作家的作品人物乃至作家自身，常常找不到解决中心矛盾的方法，最终只有趋于毁灭（病死、自戕等方式）。此类作家的代表还有葛西善藏、嘉村矶多、西村贤太等。太宰治最为典型，不仅在作品中反复表现人物的晦暗心境，失去做人资格，失去谋生手段，同时不断地让人物殉情求死。太宰治现实中也不断地殉情，最终与情人山崎富荣在玉川上水跳河身死。

对于这样一位作家，奥野健男（著名文论家）却说，“无论喜欢还是讨厌太宰治，肯定还是否定他，太宰作品总有一种不可思议的魔力，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太宰笔下生动的描绘都会直逼读者的灵魂，让人无法逃脱。”

太宰治的重要作品多数已有译本，如代表作《斜阳》《人间失格》《维扬之妻》《丑角之花》，另有《东京八景》《惜别》《右大臣实朝》《弃姥》《女人的决斗》《家庭的幸福》《玩具》《虚构的春天》《鱼服记》《苦恼的年鉴》《故乡》《清贫谭》和《二十世纪的旗手》等。也有一些散文、随笔、信札如《〈井伏鳟二选集〉后记》《致川端康成》等。

众所周知，自二十世纪初鲁迅、周作人翻译、介绍日本近代文学以来，国内的日本文学翻译、研究取得了十分可观的成就。这里特别强调的是，国内相关研究界、翻译界长期以来，虽涉及众多近现代日本作家的绍介、翻译与研究，但真正达到热门关注程度的日本作家却屈指可数。受到热门关注的纯文学作家有芥川龙之介、永井荷风、谷崎润一郎、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大江健三郎和村上春树（并非纯粹的纯文学作家）……毫无疑问也包括太宰治。夏目漱石和森鸥外也备受关注，但似乎并未达到热门关注的程度。

太宰治在日本现代文学史上是极其重要的作家，奇怪的是，如前所述，无论喜欢或不喜欢，他生前及逝世以后（一九四八年去世以后，迄今已七十余年），始终拥有众多的拥趸读者。在日本、中国都是一样的。新时期以来上海译文出版社最早翻译出版的日本文学作品，就是太宰治的《斜阳》（张嘉林译）。初读作品，那般黏黏糊糊、暗郁的自我心理表现，给读者的感受未必舒服。当时的中国读者，或许并不适应阅读此类作品。但是出版社为何首先选择了这部作品翻译出版？几十年过去了，中国读者为何一如既往地喜欢太宰治？探究此类作品接受过程中的功能性作用或反应，显然十分重要。《斜阳》等代表作品已翻译出版了近二十个版本。《人间失格》也有多个译本，甚至有译本两年销售了六十万部。毫无疑问，这是一个中国相关学界和读书界异常关注的作家、作品对象，从阅读或接受心理的角度探究，也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二〇一三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我主编的《外国中短篇小说藏本——太宰治》，我翻译了其中的《斜阳》，其他几部代表作如《丑角之花》《人间失格》等，因故请他人翻译（当时《人间失格》译作《丧失为人资格》）。这次人文社重新编集、出版太宰治经典作品集，首先收入的作品自然是《斜阳》与《人间失格》，此番亲自翻译了《人间失格》。这部小说堪称“绝笔”。翻译中感触至深，认定要真正看懂、理解太宰文学，精读《人间失格》是不可或缺的。有人将《人间失格》与夏目漱石的《心》相提并论，称作日本近代（现代）文学的两大杰作。除这两部作品，尚亲自翻译收入了其他十部中短篇《弃姥》《逆行》《东京八景》《丑角之花》《鱼服记》《维扬之妻》《女学生》《奔跑吧，梅洛斯》《二十世纪的旗手》。这十部作品中最精彩的是《丑角之花》和《二十世纪的旗手》。

下面简单介绍一下太宰治代表作品的创作特征。首先是《斜阳》。《斜阳》的人物配置并不复杂，四个主要人物是和子、母亲、弟弟直治和作家上原。不妨说四个人物体现不同形式的“毁灭”或“破灭”，有人称之为“毁灭”四重奏。作品的时代背景正是战后一九四五年东京遭空袭，太宰治疏散至老家津轻，翌年返回三鹰家中，一九四七年完成《斜阳》。当时的太宰治三十八岁。有人认为，这部作品跟一九四八年的《人间失格》一样，是一部体现反省和暗郁基调的作品。这种看法不无道理，但也有不同的观点认为，从小说的时代背景上讲，战前、战时以天皇为中心，为国尽忠且有皇族-华族（贵族）-士族的身份制度；战时社会主义思想受到严厉压制，战后在组织上、权力上发生了反弹式的扩大。这些在两部作品中皆有反映，战败后的日本处于美国占领军管制之下，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和民主主义传到日本。说到底，战败初期的日本处于混乱的状态中，外来思想的接受也是半强制性的。在美国式民主主义的名义下，身份制度趋于解体；在财政困难的境况下，贵族的财产被剥夺。二战结束后，身为贵族的和子和母亲在伊豆山庄过着没落贵族似的生活，她们原住东京西片町，却在山庄迎来初春。家境每况愈下，十年前父亲过世后，靠叔父的支援为生。生活渐趋困窘。和子与母亲每日的功课，只是编织、读书、干点儿农活儿。这样的生活中叔父告知弟弟还活着，同时提到无力继续提供生活援助。战后的世态如此，国家的财政困难、存款的冻结乃至高额财产税，使所谓的贵族不堪重负。叔父劝和子去皇族府上做女佣，和子却无法屈就，跟母亲也发生一系列纠葛，苦闷中靠典当衣物维持生活。弟弟战场回来后，摆脱了鸦片却每日饮酒。一回家就吵着要钱，随后去东京见学生时代结识的作家上原。和子跟上原一面之缘，却让上原吻了自己。当时的和子已婚，夫妇不和。以上原的一吻为契机，和子离婚了。和子给上原写信说：“并不稀罕钱也并不想做小说家的妻子，只想为你生个孩子。”一个夏天，和子给上原写了三封信。这告白式的书信体，也被称作“私小说”的样式特征之一。和子的信没有回音。直治照常回家要钱去东京喝酒。这种状态下，临近秋天的季节，母亲死于肺结核。葬礼结束后，和子去东京见到上原。上原却与六年前判若两人。上原的酒友统统是富人。他们看不起贵族出身的直治，认为其贵族身份徒有其名，只知饮酒作乐却无生活能力。上原一副颓废模样，有钱却没有工作热情。面对这样的上原，和子心灰意冷，虽说充满屈辱感，还是跟上原一夜共衾。翌日凌晨，直治竟在自己的居处自杀了。

有人称，《斜阳》是日本版的《樱桃园》（契诃夫著）。这部小说的许多情节乃至人物，与太宰治的私人生活密切关联。例如和子的原型正是太宰治的情人太田静子。和子与静子有许多共通点，名家出身、孩子早夭、离过一次婚等。小说中的日记、书信等也与静子的手笔一致。在战后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太宰治描写了被时代潮流拨弄的主人公。和子与母亲虽为贵族却不像贵族。小说家上原经济富裕，实际上却是出身于乡村农家的乡巴佬。战后的日本社会处在大转换或颠覆之中，一切不顺畅。和子穷困潦倒，却强烈地希望保持贵族的尊严。上原衣食无忧，却丧失了艺术创作的热情。正是在这种混乱或颠覆式的破灭中，太宰治准确刻画了特定时代特定人物的本质。这也是战后“无赖派”文学一度走红的根本原因，坂口安吾、织田作之助和石川淳，皆以不同的形态反映、描画或表现了战后的日本人、社会或世态。

另一代表作《人间失格》的结构独特，人物配置也复杂、有趣，作品中的第一人称“我”究竟是谁？小说中似乎存在两个“我”，一个是前言、后记中宛若作者的“我”，还有一个则是“手记”中的主人公“我”。直观上两个“我”并无关联，哪个“我”代表了太宰本人亦属未知。事实上“手记”中的“我”虽时不时以“自己”的称谓取代，但显而易见，“手记”中的“我”才是太宰治本人的化身。小说以三部“手记”的形式构成，占整部小说百分之九十的篇幅。对这部作品，评论家福田恒存的解说如下：“太宰治发现了苛责自己的‘神’，却未能发现原宥自己的‘神’。”熊田一雄则在论文中强调，“《人间失格》与日本的神智主义相关，作品中展现的宗教式的世界观是‘自己=罪/世界=恶’，这与基督教的定式某种意义上相反，基督教的定式是‘神的爱/人的罪’。” 详细论证姑且不谈，可见太宰治《人间失格》所表现的绝非一般意义上的自我堕落或毁灭。令人吃惊的是，太宰治的《人间失格》至二〇〇九年，总印数逾六百万部，被誉为近代日本文学的古典或范本，至今仍在年轻读者中人气超大。有读者称，自己通过这部作品“获得了拯救” 。

如前所述，一般认为太宰文学与二十世纪日本文学的“私小说”传统相关。这里有必要简单梳理“私小说”的基本特征或概念本质，否则难以读懂太宰治。顾名思义，“私小说”最重要的样式特征便是第一人称主人公（但有时也是第三人称），此外有危机感、排斥虚构、强调绝对的写实，即原样不变地真实地复制现实中的作家“自我”，包括作家的精神体验。那么，除了虚构，太宰治显然符合“私小说”的基本规约。一般说来，太宰治被归之为毁灭型“私小说”的代表作家。此类作家的“毁灭感觉”“毁灭意识”仿佛与生俱来，根植于作家特有的、内在的“自我”精神基因，并在特殊的环境或人生境遇中磨砺得异常纯粹而绝对。评论家奥野健男被称作日本太宰治研究第一人。他将《人间失格》称作太宰文学的“集大成”或“太宰治的内在精神自传”。同时指出“该作与传统‘私小说’不同的是，没有拘泥于所谓经验事实而是依据‘虚构’的方法，表现了更趋深层的原初体验。”一句话，有观点认为太宰治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纯粹的“私小说”作家，他的同一性建立在虚构、谐谑的基础上，或体现了一种逆向的同一性。当然也有观点认为，单向同一性并不具有决定性意义。在太宰治异常独特的文学世界中，看似体现“第一性”存在的作家经验似乎变成了“第二性”的存在。事实上，从内在精神本质上讲，太宰治这样的作家一出生便具有了所谓的“私小说”性。

太宰治正是一位天生的、原初性的、逆向性的、体现特定概念特性与本质性精神特质的私小说作家。这里不妨引用大江健三郎关于私小说和太宰治的一些说法。大江说，“私小说的传统中是有一些大作品的，岩野泡鸣是我最喜爱的作家之一。但私小说未揭示个体在社会中的角色。我的作品发端于我的个人生活，但我试图揭示社会问题。”大江的说法一定意义上是对的：他至少证明了，私小说这样文学样式并不像一般人表面理解的，只是消极地表面化地复述自己亲身经历的现实生活，私小说同样需要虚构。或者可以说，私小说并不是一种所谓的文学样式，只是关联于某种特定精神气质的文体。私小说作品形态迥异，形形色色。但文体上却有相近相似之处。或许正因如此，虽历时百余年，关于私小说的定义仍处于莫衷一是的混沌状态中。也许一种更加模糊的说法反而接近于特定文学的本质。私小说或许只是一种基于文学、文化历史传统的精神气质。作为特定国家的作家，可以亲近或拒斥某种特定的文学样式、类型或方法，却无法拒斥基于民族文化传统的精神气质。因此中村光夫称，几乎所有的日本现代作家都曾写过私小说。

日本著名文论家柄谷行人曾在论著《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中提及私小说，他说：“重要的并非芥川龙之介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文学动向的敏感，也不在其有意识地创作那般‘私小说’，重要的是芥川把西欧的动向与日本‘私小说式的作品’结合在一起，使此类‘私小说式的作品’作为走向世界最前端的形式具有了意义。”他说“私小说作家其实无法理解（芥川的）这种视角，（唯美派作家）谷崎润一郎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在那些‘私小说’作家的观念中，他们以为是在自然而然地描写‘自我’，与西欧作家的所为一致。实际上芥川看到的并非‘自白’与‘虚构’，而是‘私小说’具有的‘装置形态’问题。”

什么是柄谷行人所谓的“装置形态”？显然是一个值得深究的重要问题。总之，将某某作家称为私小说作家，并没有太大的意义。一般认为私小说作家是绝对排斥虚构的，其实亦不然。有人认为将大江健三郎称为私小说作家有矮化之嫌。实际上，尽管大江健三郎也曾否认自己是私小说作家，但他非常坦然地承认了自己的许多作品（尤其是《个人的体验》），创作的出发点与私小说有着密切的关联。大江健三郎的小说充满了虚构，但虚构与写实并不绝对地相互排斥，二者和谐共处。有趣的是太宰治的小说也充满了虚构。太宰治的所有作品都充斥着虚构，最大的虚构就是自杀和情死。按照一般逻辑，既然私小说作品的人物和内容必须与现实一致，那么必然先有经验，后有表现。问题是许多经验无法实证其先后，尤其是心理经验与情感经验。

大江有一个关于太宰治的有趣建言。在说到毁灭型私小说作家太宰治时，他认为作家的描写或表现无论怎样写实——像私小说作家强调的那样作品中的描写与现实全然如一，事实上不可能。为此，大江说，假如有人告诉太宰治这个真实，并让他离开那样的创作语境三年，太宰治或许就不会自杀了。大江健三郎的这个说法证明了私小说的虚构性、太宰治作为私小说作家的逆向式的纯粹性。但是太宰治怎会不知自己在虚构，怎么可能脱离那样的生存语境？太宰治的生命轨迹是命定的，无法更改，太宰治对自己的一切皆有清醒的认识，否则哪里还有如此充满个性和艺术家魅力的“私小说”作家太宰治呢？

综上所述，自己也曾将日本私小说简单地看作西方自然主义文学的末流抑或变种，也曾以为私小说作家的写作方式是消极的、纯粹纪实的，因而正如有些作家所强调的，潜意识中也认为私小说作家缺少的是文学创造力。但事实上，我们看到的文学现象却是自田山花袋以来形形色色的私小说作家、眼花缭乱的作品。尤其太宰治的文学感受力和创造性可谓空前绝后。太宰治的每一部作品都在书写勾勒绝对的人性，太宰治每一部作品的表现技巧或方法、人物构置或感觉，都是没有雷同、别出心裁的。尽管在人物的精神气质上可以找到某种共性，但太宰治所追求的，显然不是单纯的现实与表现的同一。

毋宁说太宰治的《丑角之花》等也是典型的复调小说。小说具有对话性。小说中的第一人称“我”和作品主人公大庭叶藏，处于一种极其微妙、趣味盎然的关联性之中。太宰治的文学感受性绝不局限于写实性的自然主义文学。且看《二十世纪的旗手》，简直是一部精致的现代主义经典小说和顶级水准的现代主义自由诗，堪谓东方或日本的《恶之花》。

惩罚，惩罚，神的惩罚，市民的惩罚，困难不幸，爱憎转变，没人的时候偷偷戴上金冠照镜子，带着犯罪感窃笑。神不宽恕。你就是神啊。天然寒风一般让人讨厌。严峻、执拗，压住我的脖子，咕嘟咕嘟沉入水底挣扎，人的孩子在溺死的瞬间趁着稍有松懈，悄然上浮，喜见阳光。（《二十世纪的旗手》）

我知道早晚埋身异乡泥土，手执无果命运。不知不觉间，我陷入虚幻的恋爱。名不副实。看不见恋爱的样子。撕心裂肺——即便嘴上不说——不义。只一句告白。我是甘愿朝圣并非日后恋爱。我不过要抹煞真心一心朝圣。我想要的东西不是全世界，不是百年名声。我想要的只是一朵蒲公英花的信赖，或一片莴苣叶的抚慰，为此断送了一生。（《二十世纪的旗手》）

一般认为《恶之花》兼具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特征，画出了忧郁和理想冲突交战的轨迹。太宰治又何尝不是？

下面，简单梳理太宰作为作家的创作经历与现实经验。通过现实经历的对比或比照，读者或可清楚地发现，这位作家的人生经历与其作品中描述的情节故事乃至人物命运何其相似！解析、阅读其重要代表作品的同时，想必也会对“私小说”的本质特征、概念内涵形成新的认识。

太宰治（一九〇九—一九四八），原名津岛修治，其主要作品发表于二战前后，除《奔跑吧，梅洛斯》，多数作品给人一种阴湿的暗郁感，比如《斜阳》《人间失格》《丑角之花》等，均涉及自杀未遂或药物中毒。

太宰治的故乡在日本青森县北津轻金木村，父亲津岛源右卫门，是县内屈指可数的大地主。太宰治在家里十一个子女中排行第十。父亲曾任县议会议员、众议院议员和贵族院议员等职务，工作繁忙。母亲多病。太宰治出生后不久即由奶妈抚养，未足一年奶妈辞职，便辗转到了姨母家，三岁到上小学由十四岁的女佣近村照料。一九一六（大正五）年入金木第一普通小学。成绩优秀，被称作建校以来的秀才。普通小学毕业后，他在明治高等小学校借读一年。一九二三（大正十二）年三月四日，父亲源右卫门患肺癌故去。当年四月，太宰治入旧制青森中学，离家开始寄宿生活。因成绩优秀，从一年级第二学期开始一直到毕业都担任班长。四年结业时的成绩，在一百四十八名同学中排名第四。中学期间，他爱读芥川龙之介、菊池宽、志贺直哉、室生犀星等人的作品，阅读井伏鳟二的《幽闭（山椒鱼）》后兴奋不已。

在学期间十七岁时，太宰完成一部习作《最后的太阁》，又与文友一起发行了十二期同人杂志《蜃气楼》，表现出日后成为作家的志向。一九二七（昭和二）年以优秀成绩考入旧制弘前高等学校文科，当时的弘高是全寮制，第一年可以住在家里，第二年必须入寮（学生宿舍）。但太宰的母亲放心不下，谎称身体病弱让他一直住在公寓。七月二十四日暑假返乡，受芥川龙之介自杀事件的冲击，返回弘前公寓后，一度幽居情绪低落。

一九二八（昭和三）年发行同人杂志《细胞文艺》，受当时流行的无产阶级文学影响，以辻岛众二的名义刊发连载小说《无限地狱》，仅发行一回即中辍。此期间结识了艺伎小山初代（一九一二—一九四四）。一九二九（昭和四）年以弘前的高等学校罢课事件为原型执笔《学生群》，参选改造社悬赏小说的征集却最终落选。十二月十日黎明服镇静剂自杀未遂，后在母亲夕子的陪同下于大鳄温泉静养至翌年一月七日。太宰治将自杀的理由归咎于自己身份与思想的差异，他在《苦恼的年鉴》一作中这样写道：“我并非贱民，却上了断头台。”这年一月十六日以后，弘高的左翼学生频频遭到特高逮捕。有人认为，太宰的自杀未遂也是为躲避特高的拘捕，他从津岛家事先获得了情报。

一九三〇（昭和五）年，弘前高等学校文科甲类的七十六名学生毕业，太宰治的成绩是第四十六名。太宰治不谙法语却憧憬法国文学，辗转拟入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法国文学科。当时东大英文科和国文科有入学考试，法文科免试。不料太宰提交申请之后，一九三〇年法文科入学也开始要考法语。失望的太宰与其他报名者一起到考场请愿，与考官辰野隆理论后好歹入学。

入学后却跟不上课，便想着转到美学专业或美术史专业。为做小说家，又做了井伏鳟二的弟子。十月，小山初代在太宰的劝导下离开住所到东京。津岛家强烈反对太宰与艺伎的婚姻。十一月长兄文治到东京劝说，太宰却坚持要与初代成婚。文治最终认可了这桩婚事，条件是太宰治除籍津岛家且约定大学毕业前，家里每月提供一百二十日元生活费。原本期待分到家产的太宰治沮丧不已。除籍十日之后的十一月二十八日，便与银座酒吧“好莱坞”十八岁的女侍田部召子，服下镇静剂跳了镰仓腰越海自杀。召子一命呜呼，太宰却生还。此等事件，在太宰的《东京八景》和《人间失格》之类作品中皆有描述。当时的新闻报道称——发现他们喝了镇静药，倒卧海岸边。太宰被追究“助人自杀罪”，但在文治等人的斡旋下缓于起诉。

太宰与初代，后在南津轻郡碇关温泉的柴田旅馆私下举办了结婚仪式。新年初，太宰治与长兄文治立下字据，只要不出问题正常地大学毕业，每个月就会保证一百二十日元的汇款。初代二月到东京，两人开始了新婚生活。一九三二（昭和七）年太宰决意当作家，开始创作《回忆》《鱼服记》，且在文治的帮助下脱离了左翼活动。一九三三（昭和八）年在杂志《周日东奥》（当年二月十九日发行）以太宰治的笔名发表《列车》，又参加同人杂志《海豹》，创刊号刊载了《鱼服记》。一九三五（昭和十）年在《文艺》二月号发表了《逆行》。

一九三五年年初的《逆行》，曾列选第一届芥川奖候补作品，最终却落选（当年的获奖作是石川达三的《苍氓》）。选考委员之一川端康成的评语述及太宰治的私生活，“作者时下的生活阴霾笼罩”。太宰治则在文艺杂志《文艺通信》十月号上反击：“莫非真正的正常生活就是养小鸟儿看跳舞。”同年结识佐藤春夫，拜为老师。佐藤春夫也是第一届芥川奖选考委员，对太宰的评价却很高。于是期待第二届芥川奖获奖，佐藤也表示后援，结果第二届出现“获奖者空缺”。一九三六（昭和十一）年，其镇静剂中毒益发严重。在佐藤春夫的劝告下，他在济生会芝医院住院十天。六月二十一日砂子屋书房刊出了他的处女短篇集《晚年》，特意给他寄了样书，致函拜请选考时予以关照。不料第三届芥川奖评选又有了新的规定，曾经列选候补作品的作家排除在评选对象之外。

此后镇静剂中毒愈发严重，最多一天注射五十支。初代的和服当掉了，还四处找朋友借钱。初代找到井伏鳟二哭诉。十月十三日，文治委托津岛家熟识的两个商人中畑庆吉和北芳四郎，将太宰治强制送进东京武藏野医院，同年十一月十二日获准出院。翌年一九三七（昭和十二）年，津岛家的亲戚、习画学生小馆善四郎却告白了自己与初代的不贞行为。三月下旬，太宰与初代在水上温泉服安眠药自杀，未遂，六月即与初代分离。

一九三八（昭和十三）年，经井伏鳟二绍介，太宰认识了山梨县甲府市出身的地质学家石原初太郎的四女石原美知子。此时太宰给媒妁人井伏又写了一份“结婚誓约书”，反省了之前乱七八糟的生活状态，决意忠实于家庭，称“再度发生破坏婚姻的状况请将自己视同癫人弃之”。翌年一月八日，在井伏鳟二家中举行了结婚仪式。同一天，一对新人移居甲府市街以北的甲府市御崎町（现甲府市超日五丁目）。九月一日，迁居东京府北多摩郡三鹰村下连雀。在这个精神安定期，他发表了一系列优秀的短篇作品《女学生》《富岳百景》《紧急诉讼》《奔跑吧，梅洛斯》等。其中《女学生》受到川端康成的高度评价，称邂逅这部作品乃是时评家偶然的幸运。此后稿约遽增。

一九四一（昭和十六）年接到文士征兵令，但因检查身体的结果是湿润性肺炎，因而被免除征用。同年认识太田静子。战时的太宰继续着旺盛的创作活动，创作了《津轻》《御伽草纸》、长篇小说《新哈姆雷特》和《右大臣实朝》等。一九四五（昭和二十）年三月十日，东京遭到大空袭，于是疏散到美知子的故乡甲府。七月六日至七日，甲府空袭使石原家完全烧毁。后又疏散至津轻的津岛家，在那里迎来了战争结束。

这年十月至翌年一月，太宰在河北新报连载了《潘多拉的盒子》。一九四六（昭和二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返回东京，开始构思契诃夫《樱桃园》那样的没落贵族题材小说。一九四七（昭和二十二）年二月在神奈川县下曾我地方与太田静子重逢，借阅其日记用于创作。同年三月二十七日结识美容师山崎富荣。描写没落华族（贵族）的长篇小说《斜阳》，连载于《新潮》杂志。年末的十二月十五日出版单行本，成为畅销书。太宰也一度成为流行作家，“斜阳族”成了流行语。《斜阳》完稿前后，太宰承认跟作品中人物、和歌诗人太田静子生有一个女儿，名叫太田治子。

十月前后，新潮社的野原一夫目击了太宰在富荣屋里大量咯血。富荣习以为常，平静地清理现场。一九四八（昭和二十三）年太宰完成了《人间失格》和《樱桃》的写作，这两部作品可称作他的绝笔。富荣是个精明强干的急性子女人，也是太宰治的情人兼秘书。她辞掉美容师工作，还将二十万日元存款供太宰治使用。令人震惊的是一九四八年六月十三日，太宰治又与情人山崎富荣在玉川上水投河自杀，两人的遗体在六天后的六月十九日被人发现。

这一天正是太宰治的生日。他在死前完成了短篇小说《樱桃》，于是生前一位有过交往的同乡今官一提议，将其忌日命名为“樱桃忌”。

关于这个事件，当时就有种种臆测，如起因于富荣的无理殉情说、假装殉情失败说云云。津岛家的常客、服装商人中畑庆吉曾将三鹰警察署的刑警带到了投河自杀的现场，据称看到了木屐踩下的脚印，也看到牵手滑落时试图停下的明显手印。庆吉推测“下了一周雨，却还留下这般明显的痕迹，想必死前有过强烈‘拒斥’感”；又说，“开始想必就是太宰的一句玩笑——‘去死吧’，富荣也便简单地回复一句——‘行啊。’死前，两人却执着于生的渴望”。中畑征求了三鹰警察署署长的意见，署长也确信“不是单纯的自杀”。

之后《朝日新闻》和《朝日评论》刊载了太宰的未完遗作《Goodbye！》。有趣的是作家檀一雄的一个说法：

绝笔写到十三回具有暗示性，基督教的忌数是十三，这或许是太宰治最后的谐谑。当然还有一个更现实的说法，即作者长期苦于健康状态不佳，一个儿子且患忧郁症加智力障碍。而在太宰治逝世临近五十周年的一九九八（平成十）年五月二十三日，遗属公开了太宰的九页遗书。遗书写给“最爱”美知子，说明了其自杀的动机是“厌倦了继续写小说”。遗书以毛笔工整地写在半纸上，有署名，可查知这样的遗书原本是作品的手稿。

所有这些，皆可作为其代表作《斜阳》和《人间失格》的背景参照。在太宰治的作品中，有一部连载评论《如是我闻》，可看作太宰对既成文坛的宣战或宣言。死后刊出最后一回。

最后关于津岛家的家谱有种种说法。其中一说早期是卖豆腐的小商。太宰在一九四六年发表的《苦恼的年鉴》中写道，“我出生的家庭没有值得炫耀的家谱。我的祖先不知从何处流离至此定居，不过是津轻北部的一介百姓。我正是一个无智贫农的子孙，头等大事是吃饱肚子。生家多少开始有点儿名气是在曾祖父的时代。”曾祖父是个油商，后靠放贷发了财。津岛家后成为县内屈指可数的大地主。如所周知，三岛由纪夫也选择了自杀辞世，其政治倾向另当别论，文学方面的才能和评价是已有定论的。有趣的是，三岛由纪夫从作家个性和创作倾向上讲，与太宰治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三岛曾屡次表明自己讨厌太宰治。在《小说的休假》中，他说，“首先我讨厌那张脸；其次我讨厌乡巴佬的时髦追求；再次则是讨厌他不合时宜的演技。”又说“太宰治的性格缺欠可以冷水擦身、器械体操或有规律的生活根治”，“不肯配合的病人没有真正的病人资格”。在其他的座谈会或相关书简中，三岛也有类似记述。晚年在一桥大学一次研讨会上，三岛说：“我与太宰具有对照性，愈发地趋于相反的方向；但是没准儿，根本上两人又有着某种暗合。所以相互反感，所以背道而驰。”三岛对于太宰的厌弃，只能说明一流作家也会天性不合，却无法左右太宰治文学独有的价值、读者对他的喜爱与评价。

魏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