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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豆南边的山村，除了温泉一无可取。这里有三十余家住户。这样的地方住宿费应当便宜。凭此理由，我选择了那个寂寞的山村。那是昭和十五年（1940）七月三日的事。当时我在金钱上小有余裕。然而之后的生活仍旧是一片黑暗。也许跟小说创作全然受阻亦相关。两个月间，如果完全写不出小说的话，我当然会变得身无分文。想来心中无底，但那有限的余裕对我来说，竟是那十余年来的第一次。我开始东京生活是在昭和五年（1930）的春天。当时我和H这个女人已经有了共同的家。乡下的长兄每月寄来足够的生活费，但愚蠢的两人尽管反复告诫自己奢侈是大忌，却每每到了月底就得拿出一两样东西去当铺。终于在第六年头和H分了手。我的物品只剩下了棉被、桌子、台灯和一个行李。巨额负债也令人悚然。过了两年，我受某前辈关照与平凡的女人成了亲。又过了两年总算松了一口气。贫穷中创作集已出版了近十册。即使没有约稿，我觉得只要拼命地写，带去卖出三两篇不是问题。创作是毫无亲切感的大人的工作。我只想写自己想写的东西。
虽然是异常不安状态下的余裕，我却从心底里感到高兴。至少可以一个月时间衣食无忧地从事自己喜好的创作。我感觉那时自己的命运像似谎言。恍惚与不安交错的异样的内心骚动，反而使我无法专心于工作。我痛苦不堪。
东京八景。我期冀有时间心境悠然、殚精竭虑地创作这个短篇。我想以诸般时段的风景为依托，写出我十年间的东京生活。我今年三十二岁。在日本的伦理中，这个年龄意味着已经步入了中年。哀哉，无可否认自己的肉体已衰、热情亦减。记住！你青春已逝。你是三十岁的男子，面容却似是而非。东京八景。我无意向人谄媚。那是我的青春诀别。
那家伙渐成俗物了啊。此般愚昧的闲言碎语，伴着微风不时传入我耳中。每次都在心中强硬驳回。错！我从来就是一个俗物。你没有意识到吗？与尔等所言正相反。当我把文学当作毕生事业时，愚人反倒认为我容易相处。我唯有暗暗耻笑。永远年少是戏子而非文学的世界。
东京八景。我此时此刻应当写的唯有这部作品。没有火急火燎的催稿。却有一百日元以上的余裕。我并非栖身于狭窄的房间，心中无着地踱来踱去，也无须唉声叹气怀着恍惚与不安的复杂心情。我必须不断地提升。
我买了一张东京市的大地图，从东京站坐上了去米原的火车。不是去玩。我在心中一遍又一遍地告诉自己，我要去殚精竭虑建造一座纪念碑，对自己一生至关重要的纪念碑。我在热海换乘了去伊东的火车，伊东下车又换乘了到下田的巴士，沿伊豆半岛东海岸南下走了三个小时，巴士摇摇晃晃开到那仅有三十户人家却看不见人影的山村。我想这里一宿不会超过三日元吧。仅有的四家小旅店鳞次栉比，粗陋得令人忧郁不堪。我选择了名为F的旅馆。四户当中差强人意。一个下作的女佣看上去心眼儿不好，她领我上了二楼，到了房间我差点儿哭起来。我已这般年龄，触景生情想起了三年前我在荻窪租的寄宿屋一室。那个寄宿屋在荻窪也是最下等的租屋。但这棉被储物室旁边的六榻榻米间，比那处寄宿屋的房间更廉价更萧条。
“没别的房间了吗？”
“嗯。到处都挤。这儿凉爽呢。”
“是吗？”
我像是被当成了傻瓜。也许是服饰不好的缘故。
“房钱三日元五十钱或四日元。午餐另外收费。行吗？”
“我要三日元五十钱的。午餐想吃的时候，我预订。我来这里学习十天左右……”
“请稍等。”女佣下了楼，过了一会儿又来到房间，“我说，久住的话是事先收费。”
“这样啊。给你多少才好呢？”
“嗯，多少都行。”她含糊其词。
“给你五十日元吧。”
“啊。”
我把纸币放在了桌子上。简直受不了。
“算啦。都给你吧。九十日元。我钱包里只剩下香烟钱了。”
为什么会来这种地方呢？
“对不起。我帮您保管。”
女佣走了。不必生气。我有重要的工作。我强迫自己相信，现时的身份正是相应的待遇，我从行李箱底里取出钢笔、墨水、稿纸等。
时隔十年的余裕就是这样的结果。我对自己说，这份悲哀也是宿命中理所当然的，唯有忍耐着在这里开始工作。
我并非来此游玩。我是来努力工作的。当晚便在昏暗的电灯下，把东京市的大地图铺展在桌子上。
好几年没这样铺展东京全图查看了。十年以前，第一次住在东京时，连买这张地图都觉得不好意思，几经踌躇，担心被人嘲笑是乡巴佬。最后终于下定了决心，用粗暴自嘲的语气买了一张，塞入怀中三步并作两步赶回了宿处。晚上关了房门，我悄悄铺展开那张地图。红、绿、黄的美丽图案，使我屏住气息盯视着地图。隅田川。浅草。牛込。赤坂。啊，应有尽有。想去，随时拔腿就走。我甚至感觉看到了奇迹。
此刻纵观东京市全貌犹如蚕食桑叶，想象那里的住民丰富多彩的生活姿态。在这样无趣的原野，来自日本全国的人们蜂拥而至，汗水淋漓互相拥挤，争夺一寸土地一喜一忧，嫉视反目，雌性召唤雄性，雄性半狂游荡。颇为唐突。我脑海中浮现出没有任何前后关联的、小说《埋木》中悲哀的一行——“恋爱”是“梦想美好、所为肮脏”，它与东京没有任何直接的关联。
户冢——我住的第一个地方。我小哥独自在此地租了一间房屋学雕刻。我昭和五年毕业于弘前高中，入东京帝大法文系。我对法语一字不识，却对法兰西文学讲义颇感兴趣，对辰野隆先生抱着懵懂的敬畏心。我租住了离哥哥家三町远近、新建寄宿屋靠里的一间房子。即便亲兄弟，同住一个屋檐下也会发生尴尬的事情，两个人都心照不宣。这种相敬如宾在无言中达成默契，我们便同住一城却相隔三町。三个月后，这个哥哥病死了。那年我二十七岁。哥哥死后我还住在户冢的那家寄宿屋。从第二个学期开始，我几乎不去学校。世人最恐惧背阴里的工作，我却不以为然。虚张声势的文学便是那类工作之一翼。我以轻蔑的态度处之。那个期间，我是纯粹的政治家。那年秋天，女人从乡下来了。我让她来的。那个女人是H。我和H是入高中那年初秋相识，一起玩了三年。她是个天真的艺伎。我为这女人在本所区东驹形木匠家二楼租了一个房间，却从未有过肉体关系。长兄为这女人专门从故乡赶来。七年前丧父的兄弟在户冢寄宿屋昏暗的房间里相会。哥哥面对急剧变化的弟弟的凶恶态度流下了眼泪。我坚称要跟此女结为夫妻，以此为条件，我把女人交给了哥哥。比起交人的傲慢的弟弟，接人的哥哥无疑体验了数倍的痛苦。交接前夜，我第一次拥抱了女人。哥哥带着女人回了乡下。那女人始终懵懵懂懂。只是回了一封事务性的、语气生硬的信笺——“平安到家”，便杳无音讯。女人像是心安理得。我却愤愤不平。我拼死战斗，不惜让所有的亲人惊愕，不惜让母亲品尝地狱之苦，你这个愚蠢的女人却自信满满，极不像话地令我身心俱疲。我想，她应该每天给我写信，应该更加喜欢我。但女人却懒得写信。我绝望了。从早到晚，我为那份救命的工作奔走。来者不拒。自己那方面能力的限度渐渐显现。我感受了双重绝望。银座后街的酒吧女喜欢我。人人皆有一次被爱的、不洁的时期。我邀请女人一起去镰仓投海。破灭之时便是死亡之时。日常性的反神工作亦已破灭。有些接受下来的工作肉体都无法承受，只因不想被人说卑怯。H只想着自己的幸福。不配做女人。不了解我的痛苦，才有此等报应。活该！对我来说，众叛亲离是最痛苦的事情。因为H，我让母亲、哥哥、阿姨不得安宁。此般觉醒是我投海情死最为直接的一个原因。女人死了，我活着。关于死者，以前的作品中屡屡涉及。这是我一生的污点。我被关进了拘留所。调查的结果，缓期起诉。那是昭和五年岁末的事情。哥哥们对死而复生的弟弟百般体贴。
长兄把H从艺伎圈中解放出来，翌年二月送还于我。长兄有守约洁癖。H带着悠闲的表情来了，在五反田岛津公爵的分块出售的土地附近，我租了间三十日元的房子。H辛勤地干活儿。我二十三岁，H二十岁。
五反田是愚蠢的时代。我则完全无意识。丝毫看不到重新出发的希望。偶尔朋友来访，我便异常高兴。丑态的前科，自己却不以为耻，反倒暗自夸耀。其实是一个寡廉鲜耻的低能的时期。几乎还是不去学校。讨厌所有的努力。傻乎乎地看着H度日。愚蠢！什么都不做或磨磨蹭蹭开始一点儿创作上的准备。但是此番完全没了热情。游民的虚无。这就是我最初在东京一隅拥有家室时的模样。
那年夏天我搬到了神田同朋町。晚秋又搬到神田和泉町。翌年早春，又搬到淀桥柏木。因协助自杀，两度关进拘留所。每次出来，我都按照朋友的建言搬家。无任何感激亦无任何嫌恶，只是有气无力的态度。倘若那样对大家好，我愿意配合。我与H二人混沌中，迎送着雌雄穴居的一日一日。H很快活。一天两次三次对我爆粗口，之后自顾自地开始学英语。我给她做了学习时间表。她好像很难记住。英语好歹能读懂罗马字，却莫名其妙地半途而废。写信还是不行，不想写。我给她打了初稿。她却喜欢装模作样的样子。我被警察带走，也没有搅乱我的思想。时不时还把那些思想理解为侠义，自得其乐。同朋町、和泉町、柏木，我已经二十四岁。
那年晚春，我又被迫搬家。估计警察要来，我便逃跑了。这次的问题略微复杂。我对乡下的长兄编瞎话，让一次性寄来两个月生活费，然后拿着钱撤离了柏木。我将家产、家具分给四处的朋友保管，只带着随身物品转移到日本桥八丁堀木材店二楼的八叠房间。我变成了生在北海道，名叫落合一雄的男人。惶恐不安。担心钱不够花，我无能地掩饰自己的不安——总会有办法的。明天怎样？我没有任何思想准备。无所作为。偶尔去学校，在礼堂前的草坪上默然地躺上几小时。一天，听一名同一高中毕业的经济系学生说了一件烦心的事。我感觉受到了耍弄一样。真没想到。反倒憎恨告知我的学生。我得去问H，想必她明白。我匆忙返回了八丁堀木材店二楼，却实在难于启齿。初夏午后，西边的太阳照射进西房间，很热。我让H买了一瓶Oraga啤酒
。当时是二十五钱。喝了一瓶，还想要，H就爆粗口了。这一来我也没了顾忌，若无其事地将学生那里听来的事告诉了H。H怒火中烧地皱起眉头，用乡下话骂道，蠢猪。只是骂了一句，就静静地继续缝补衣物。竟完全没有纠缠不清的迹象。我对H增加了信任。
那天晚上我读了本不好的东西。卢梭的《忏悔录》。卢梭也是因为妻子以前的事尝尽苦头。看到这里，我也备受煎熬。我又开始对H疑窦丛生。那晚终于说了出来。学生那里听到的一切都是真的。更有甚之，深挖下去，简直令人感到处处都是疑点。我中途放弃了追究。
我在那方面没有责备他人的资格。镰仓事件当作何解？我那一夜真是闹翻了锅。那一天，我才意识到H就像掌中珠玉一样值得珍惜和骄傲。我是为她而活着的。我以为自己拯救了一个纯洁无垢的女人。就像H所言，如勇者一般单纯。在朋友面前，我以其为骄傲。H是个性情刚烈的女人，因此跟我结识之前才能够守身如玉。实在无法以语言来形容，或许是庆幸。愚蠢的东西。我不知道女人是何物。我丝毫不憎恨H的欺骗。甚至觉得告白中的H可爱。我想抚摸她的后背。我只是感觉遗憾。我厌倦了。我想用棍棒粉碎自己的生活。总之我已无法忍受。我自首了。
检察官的调查告一段落，死而复生的我再次走在东京的街上。栖身的地方唯有H的小屋。我急忙去了H的居处。凄寂的再会。我们彼此卑屈地笑着，有气无力地握了握手。离开八丁堀，我们搬到了芝区白金三光町。这是一处很大的闲置房，租了离开一点距离的一间。故乡的哥哥们惊愕之余，还是悄悄送钱来。H像是什么事都没有发生，神清气爽。我却一点点地从傻瓜的形象中觉醒。写了遗书。百页的作品《回忆》。现在，《回忆》成为我的处女作。我曾想不加修饰地描写自己幼时的罪恶。那是二十四岁秋天的事情。我坐在有些距离的一室，眺望蓬蓬枯草的宽大废园，明显失去了笑容。我打算再度赴死。说句良心话，活该！心情倒不坏。我，还是把人生看成戏。不，把戏看作人生。如今，对谁都没有用处了。唯一的H也沾上了他人手垢。完全失去了生存下去的意念。作为愚蠢的该当毁灭的草民，我下定了决心赴死。我想忠实地扮演时代大潮分配我的角色——必定输给他人的、悲哀卑屈的角色。
但是人生不是戏剧。第二幕无人知晓。有人以“毁灭”的角色登场，最后却并不退场。我想在这个小小的遗书中记录幼年及少年时代的告白，我曾是那样一个脏乎乎的孩子。不料遗书反倒产生了猛烈的患忧，为我的虚无点燃起一盏幽暗的烛灯。死而复生。唯有《回忆》一篇，无论如何都令人不满。反正写到这里了。我想写下全部，把迄今生活的全部倾诉出来，无一遗漏。想写的太多了。首先要写镰仓事件。不行。那有遗漏。又写了一篇，还是不满。唉声叹气。又开始下一部作品。不打句号，只是小逗号的连续。永恒来临的那个恶魔，将要把我吞噬。螳臂当车。
我二十五岁那年是昭和八年（1933）。我这年三月必须大学毕业。然而遑论毕业，连考试都没参加。故乡的哥哥们皆不知情。净是蠢事。为表歉意，只有如期地学校毕业。大家没准儿暗暗地期待着，这点儿诚实还是有的吧。然而，我却是个彻头彻尾的背叛者。我根本无意毕业。欺骗信赖自己的人乃疯狂地狱。之后的两年间，我栖身于那个地狱。来年一定毕业。请再宽限一年吧。我对长兄哭诉请求，最终还是背叛。那年也是如此。翌年还是如此。在将死的猛省和自嘲的恐怖中，死而复生的我推出的只是一系列自私的、称之为遗书的作品。如果作品可以成立，也许那小子表达的不过是青涩、矫情的感伤。但是，我为这感伤赌上了性命。我把写好的作品储藏在三四个大纸袋里。作品的数量也逐渐增多。我在那个纸袋上用毛笔写了“晚年”。本想作为那一系列遗书的铭题，乃结束之意。刚好带有草坪的闲置房有了买家，我们便想当年初春离开那里。学校肄业，故乡寄来的生活费也便减了许多。必须更加节俭才行。杉并区天沼三丁目。我租住了朋友家的一间屋子。他在报社工作，一名优秀的市民。在那之后的两年里，我们住在一起，实在让他担惊受怕。我更加无心学校毕业。我像似一个傻瓜，全副身心只为完成那本著作集。因怕别人闲言碎语，我对那个朋友甚至对H，都在说着权宜之计、明年毕业的谎言。差不多一周一次，我穿好制服离家去学校。在学校的图书馆，我随便借几本书翻翻，一会儿打瞌睡一会儿草拟作品，傍晚离开图书馆回天沼。无论是H还是那位朋友，都没有丝毫怀疑。表面上相安无事。心里却暗自焦虑。不过，此时此刻我是心情舒畅的。只想趁着家乡寄来的钱还没用完，赶紧完成作品。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写出的作品被我撕了。我眼睁睁被那个恶魔吸干了骨髓。
一年过去了。我没有毕业。哥哥们暴怒。我又哭诉。我说明年一定毕业。显然是说谎。此外，我已没有再要汇款的借口。实情并非对谁都能说。我不想制造同案犯。我只想让自己彻底成为流浪儿。于是周围人的立场也已明确，从此绝不可再度受我任何牵连。为写遗书，再给一年，这种奇怪的愿求难于启齿。我自己最最厌弃的，也是偏执的所谓诗性梦想家。如果我说出那种不现实的话，哥哥们即便想汇款也只有中止。如果知道实情还要汇款，后世人就会将他们当作我的同案犯。那太讨厌了。我只有欺骗哥哥做个奸诈佞辩的弟弟，盗贼强夺三分理，但毕竟异常认真地有过考量。我照旧一周一次穿上制服去学校。无论是H还是报社的旧知，都对来年的毕业抱着美好的念想。我焦虑不堪。日复一日，前程漆黑一片。我不是坏人！欺骗他人，却是地狱。不久，我搬到了天沼一丁目。三丁目上班不方便，友人于当年春天移居一丁目的市场后街。荻窪站附近。他邀请我们跟他一起过去，便租住了他家的二楼。我每天夜晚睡不着。饮用廉价酒。咳痰不止。我想也许生病了。还不至于。我想快点完成那个纸袋里的作品集。自私的一厢情愿，还是想留给大家作为道歉。这是我力所能及、殚精竭虑的所为。那年晚秋，总算写完了。二十几篇中，只选出十四篇，剩下的作品连同写错的原稿一起烧毁。行李不少。我拿到院子里，一把火烧了个干净。
“嗳，为什么烧了？”H当晚突然问道。
“没用了。”我微笑着回答。
“为什么烧了？”她重复着同样的话，哭了。
我开始整理身边物品。借人的书籍分别归还，信件和笔记本卖废品。在“晚年”的袋子里，另外偷偷放了两封信。做出准备停当的样子。我每晚出去喝廉价酒。我害怕和H见面。那时，有个学友问我要不要办同人杂志。我含糊其词。若取名《蓝花》，倒是可以做。玩笑中的意外收获。各方同志自报姓名。其中两人与我突然亲近起来。我在此燃烧了所谓青春的最后热情。临死前夜的乱舞。一起喝醉，殴打低能的学生们。我爱污秽的女人，将她们当作亲人。H的衣柜，在她不知不觉间空空如也。纯文艺册子《蓝花》于当年十二月出版。出了一本，同伴们便鸟兽散。毫无目的的异样狂热令人惊愕。剩下的只有我等三人，被说成三笨蛋。但这三人是我终生的朋友。他们让我受益匪浅。
第二年三月，又到了毕业的季节。我参加了某报社的入社考试。无论同居的朋友还是H，都以为我为了临近的毕业在忙碌。我说要当新闻记者，平凡地度过一生，逗得一家开心欢笑。反正早晚露馅，只想多一天多一刻维持和平，我诚惶诚恐因应着时间、场合，拼命地编织使人惊愕的谎言。我总是这样。然后急切地考虑赴死之事。终究要露馅，使人感受数倍的强烈惊愕或愤怒，令人兴奋的现实却难于启齿，只是一刻一刻地掉入自己虚伪的无底地狱。当然自己并不打算去报社，也不可能通过那样的考试。完美的欺骗阵地，眼看就要破灭沦陷。我想死期到了。三月中旬我独自去了镰仓。那是昭和十年（1935）。我企图在镰仓的山上缢死。
那是镰仓跳海骚动五年后的事情。我会游泳，很难在海里淹死。我选择了曾确切耳闻的缢死。但我再次功败垂成、死而复生。我的脖子，说不定粗得超出常人。脖子勒得又红又烂，我神魂颠倒地回到了天沼的家。
试图自己规定自己的命运，失败了。我摇摇晃晃地回到家中，却打开了一个陌生的奇妙的世界。H在门口轻柔抚摸着我的背脊。其他人都说，太好了，太好了。人生的温柔令我目瞪口呆。长兄也从乡下跑了过来。虽然被他痛斥，我还是非常想念他。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体验了那般奇妙的感情。
意想不到的命运倏然展开。几天后，剧烈腹痛，熬了一昼夜没睡，用汤婆子温暖腹部。我迷迷糊糊地叫了医生。被子铺在救护车上，我被送到了阿佐谷外科医院。马上手术。盲肠炎。看医生耽误了，用汤婆子也是错的。腹膜上流出了脓，手术困难。手术后的第二天，喉咙里都咯出了血块。以前胸部的病变，突然显露在表面。我变得孱弱不堪。连医生都明摆着抛弃了我。但罪孽深重的我却一点点恢复过来。过了一个月，只有腹部的伤口愈合了。但我作为传染病患者，又被转移到世田谷区经堂内科医院。H一直在我身边。她笑着告诉我，医生说了不能亲吻。那家医院的院长是长兄的朋友。我受到了特别的照护。租了两间大病房，把全部的家产家具都搬进了医院。五月、六月、七月，差不多到了豹脚蚊肆虐季节，病房挂上了白蚊帐，我按照院长的旨意搬到了千叶县船桥町。海岸。在城郊租下了一处新建的房子。本来是转地疗养，对我而言却是坏事。地狱大动乱开始了。我在阿佐谷外科医院的时候就沾染了讨厌的恶习，使用麻醉剂。起初，医生也是为减轻我患部的痛苦，早晚换药的时候使用。但不久以后，没有药就睡不着觉。我对失眠痛苦的忍耐力极度脆弱。我每天晚上看医生。这里的医生并不介意我的身体，无论何时都温柔地接受我的请求。转移到内科医院后，我仍然执拗地麻烦院长。院长很不情愿，平均三次满足我一次。已经不是肉体的需求，而是为了消灭自己的惭愧与焦躁。我没有忍受寂寞的力量。搬到船桥后去镇医院，陈述了自己的失眠和中毒症状，死乞白赖地索求药品。后强迫懦弱的镇医生开具证明书，从镇上的药店直接购药。醒悟时，我已变成凄惨的中毒患者。不久又有了钱。我从长兄处每月领取九十日元生活费。当然除此而外临时索取，长兄也唯有拒绝。我没有努力回报兄长的爱。任意慢待生命。那年秋天以后，偶尔出现在东京街头的我已是脏兮兮的半狂人。那个时期自己无情的身姿，我心知肚明无以忘怀。我成为日本第一的陋劣青年。曾经借了十日元二十日元到东京，在杂志社编辑面前哭泣。太过执拗，被编辑呵斥制止。那时我的原稿也有可能成为一点经济来源。我躺在阿佐谷医院和经堂医院期间，依靠朋友们奔走，我纸袋中“遗书”中的两三篇，发表在一流的杂志上。作为反响有支持也有詈骂，统统给我强烈的刺激，令我在狼狈与不安中神魂颠倒。药品中毒更趋恶化，痛苦之余，我贸然去杂志社求见编辑或社长，祈求预支稿费。自己苦恼不堪，却未意识到一个理所当然的事实——其他人活得也不容易。那个纸袋里的作品一篇不留全部卖光，已经无物可卖。完成作品是需要时日的。材料亦已枯竭，什么都写不出来。当时文坛指评我“有才无德”，我自己相信“有小德而无才”。我没有所谓的文才。我除了一味冲撞，没有其他的办法。我不知好歹。过度拘泥一宿一饭的恩义之类固有的道德冥顽不化，反之却是自暴自弃寡廉鲜耻之类型。我生长在家教严格的保守型家庭。借钱是十恶不赦的罪过。想靠借钱来解套，只会留下更大的债务。为消除欠债的愧疚，我自作自受使自己的药品中毒益发严重。药费的支出也在直线增加。我曾哭泣着走过白昼的银座。我需要钱。我差不多借了二十个人的钱，简直像抢钱一样。欲死不能。把那些借款还清后，我想去死。
没人愿意搭理我。搬到船桥一年了，昭和十一年（1936）秋，我被装上汽车运送到东京板桥区的某医院。睡了一夜，醒来一看是在脑病医院的一个房间。
在那里生活了一个月，一个秋高气爽的午后，终于允许出院。我和来接我的H两个人坐上了汽车。
相隔一个月重逢，两人都沉默着。汽车开始跑，过了一会儿，H开口说：
“那药戒了吗？”气愤的语气。
“我现在开始不信一切。”我说了医院留下的唯一记忆。
“是么？”注重现实的H，似乎将我的话理解成金钱之类的意思，她深深地点了点头说：“人是靠不住的。”
“我也没法相信你！”
H带着气呼呼尴尬的表情。
我住院期间，船桥的家废止，H住到了杉并区天沼三丁目的公寓一室。我在那里安顿下来。两家杂志社来约稿。出院当晚，我就开始了写作。写完两部小说，我拿着稿费去了热海，一个月没完没了无节制地饮酒。我不知道这之后该怎么办。从长兄处，每月生活费已经领取了三年。住院前的山样负债，仍旧残留着未还。我计划着在热海写一部更好的小说，用赚来的钱，偿还眼下忧心忡忡的负债。但计划归计划，哪里有心写小说啊？我不堪忍受自己周围的荒凉，每日饮酒消愁。我痛切地感到自己是个没用的男人。在热海，我反而借了更多的钱。干什么都不行。我完全一副颓败的模样。
我回到天沼的公寓，脏兮兮的肉体横撂在铺席上，放弃了所有念想。我已经二十九岁。一无所有。唯有一身棉袍。H也只有一身衣服。我想，我们已是最底层了吧。靠着长兄每月的补贴，过着虫子一样寂默的生活。
但那还不是最底层的深渊。那年早春，我与一位油画家进行了一次意料之外的谈话。非常亲密的朋友。我听了他的话，几近窒息。H犯了悲哀的错误。我突然想起从那个不祥的医院出院时，汽车里我曾语无伦次地胡言乱语，H竟表现出惊慌失措的样子。我为H吃了很多苦，只要活着就想跟她一起生活。可我不擅爱的表现，H和油画家或许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即使商量，我也无能为力。我不想伤害任何人。三人之中我最年长。我想自己沉静下来，找出最好的方向。但同样是我，又过分地颠三倒四、狼狈周章、惊慌失措，反倒被H们轻蔑、蔑视。我一无所成。渐渐地，油画家表现出逃跑的迹象。痛苦中，我也觉得H可怜。H也像是准备赴死。不堪忍受时，我也会想死。两个人一起死。就算是神也会原谅我们的。我们像亲密的兄妹一样踏上旅途。水上温泉。那夜我俩在山上自杀了。我想不能让H死。我努力了。H还活着。我也完全地失败了。因为抗药性。
我们终于分道扬镳。我没有勇气再留住H。可以说是舍弃。我无法继续人道主义的装腔作势，我无法继续忍耐下去，否则显而易见，日后必将堕入日常中的丑恶地狱。H独自回了乡下的母亲家。我没有油画家的消息。我开始了自己做饭的公寓生活。我学会了喝烧酒。牙齿脱落。面目可憎。我搬到了公寓附近最下等的寄宿屋。我觉得那里更适合于自己。若站在门边，看这世上最后一眼，月影之下，枯野游走，松树伫立。我在四叠半的寄宿屋中独自饮酒。醉了便出得屋外，倚着寄宿屋门柱小声吟歌，尽是些乱七八糟的作品。除了两三位难以割舍的亲友，已无人理睬我。我渐渐也明白了这个世界是如何看待我。我是愚蠢傲慢的无赖、白痴，还是卑劣狡猾的好色之徒、假冒天才的骗子，我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攒下钱就狂言自杀、恫吓乡下的亲人们。我像猫狗一样虐待贞淑妻子，最终将其赶出家门。世间流传着关于自己的形形色色的传说，充斥了嘲笑、嫌恶与愤怒，我彻底地被人葬送了，受着废人的待遇。我心知肚明，不想迈出寄宿屋一步。没有酒的夜晚，仅有的快乐是啃着咸饼干阅读侦探小说。杂志社、报社的约稿统统不见。我什么都不想写。写不出来。虽说没人盯着要那场病中的借款，我却连夜里做梦都感到痛苦。我已经三十岁了。
什么转机把事情弄成这样呢？我必须活下去。故乡老家的不幸予我当然的力量吗？长兄当选为议员，却因违反选举罪被起诉。我敬畏长兄谨严的人格。周围一定有坏人。姐姐死了。侄子死了。表弟死了。我皆有耳闻。很早以前，我就和故乡的亲友不通音信。接二连三的故乡的不幸，将我躺卧的上半身略微扶起。我因故乡房子的宽大而耻辱。有钱人家的孩子是不利条件，我因此自暴自弃。不正当的恩惠，讨人厌的恐怖感，使我自幼感受着卑屈和厌世。有钱人孩子命中注定的信仰，我不下大地狱谁下大地狱？逃跑者的卑屈。作为出色的恶业之子，我努力求死。然而一夜之间我发现，我算什么有钱人家的孩子，我是连身上穿的衣服都没有的贱民。从故乡寄来的生活费，过了今年也就没了。户籍已分开。我出生成长的故乡的家，现在也处于极度的困厄之中。我已失去了生来对人诚惶诚恐的特权，反而是倒过来了。我已有了那般觉醒。此外卧床于寄宿处一室，连要死的气魄都丧失殆尽，身体却令人惊异地突然康健起来，这个事实也是重要的原因。另外还可以举出年龄、战争、历史观动摇、嫌恶怠惰、对文学的谦卑、神的存在等诸如此类。但人的转机到底是什么？备觉空洞。即使那个说明极端正确，也必定有谣言生发的缝隙。人并非瞻前顾后，选择行路的方向。很多时候，人们不知不觉地走在风景不一的原野上。
三十岁那年初夏，我第一次发自内心地立志于文笔生活。想起来，那是姗姗来迟的志愿。为活着而写。我的寄宿屋没有像样的锅碗瓢盆，我只有窝在四叠半的小屋里拼命地写作。宿处的晚饭剩在碗柜里，我悄悄地捏成饭团，准备深夜工作时肚子饿了食用。这次写的并非遗书。一个前辈鼓励我。即便世人统统憎恨嘲笑，唯有那位前辈作家始终默默地支持我。我必须回报他珍贵的信赖。不久完成了作品《弃姥》。真实描写了和H一起的水上温泉赴死。作品很快有了买家。有个编辑没有忘记我，一直等待我的作品。我没有浪费那笔稿费，从当铺买了一件外出的衣服，穿着去了甲州山旅行。我又想构思一部长篇小说。在甲州竟然住满了一年。长篇小说未完成，发表了十余个短篇。各方传来了支持和鼓励。我觉得文坛真是个难得的地方。能够一辈子生活在文坛，实乃幸运。第二年，即昭和十四年（1939）正月，我在前辈的照顾下平平淡淡相亲结了婚。不，不平淡。我身无分文地举行了婚礼。在甲府的市郊，我们租了两间小房子住下。月租金六日元五十钱。我连续出版了两部创作集，稍微有了一点余裕。我一点点地偿还自己忧心忡忡的借款。这可是个了不起的事业。那年初秋，我们移居到东京市外三鹰町。这里已经不是东京市。从荻窪的寄宿屋夹着一个书包去甲州时，我的东京市生活已经中断了。
我现在是一个文稿生活者。出去旅行，住宿登记本上也直接写着文笔业。虽有痛苦，少有言说。比以前更加痛苦的时候，我却脸上装出微笑。傻瓜们说我庸俗了。每天，武藏野的夕阳很大。仿佛咕嘟咕嘟煮熟了落下山去。我盘腿坐在看见夕阳的三叠房间，寂静地边吃饭边对妻子说：“我是这样的男人，不会出人头地也不会有钱。但是我会守护好我们的家。”这时突然想到了东京八景。过去像走马灯一样在心中回旋。
这里虽属东京市外，附近的井之头公园却是东京的名胜之一。不妨把武藏野的夕阳加入东京八景。为了想定余下七景，我翻阅着自己心中的相册。但是这种情况下，成为艺术的却不是东京的风景而是风景中的我。艺术欺骗了我吗？我欺骗了艺术吗？结论：艺术即我。
户冢的梅雨。本乡的黄昏。神田的祭礼。柏木的初雪。八丁堀的烟花。草坪的满月。天沼的秋蝉。银座的闪电。板桥脑科医院的大波斯菊。荻窪的晨雾。武藏野的夕阳。回忆中暗淡的花瓣纷纷扬扬，整理至难。其实，生拉硬扯地将八景归纳到一起并非难事。不一会儿，我又发现春天和夏天的二景。
今年四月四日，我拜访了小石川的大前辈S先生。五年前生病时，让S先生挂心了。最终被严斥，几乎断绝关系。今年正月新年，特去道歉致谢。后则许久没有联络。那日拜访，为请先生担纲挚友著书出版的纪念会。先生在府。表达了愿求后，先生说起绘画和芥川龙之介的文学。他照样以沉重的语调说：“我曾经感觉以前对你过于刁难，现在看来，反倒有好的结果，我很高兴。”我们一起开车去了上野。在美术馆看了西洋油画展。劣作居多。我站在一张画的前面。S先生也来到我的身边，近观那幅绘画。
“欠火候。”先生随意说道。
“嗯，不好。”我也态度明确地说。
这是H的那位油画家的画作。
走出美术馆，又一起去茅场町看了正在试映的电影《美丽的战争》。之后去银座喝了一天茶。到了傍晚，听说S先生从新桥站乘公共汽车回家，我也一起走到了新桥站。途中我把东京八景的计划告诉了S先生。
“好一个武藏野大夕阳啊。”
S先生站在新桥站前的桥上低声说。
“变成画了啊！”指着银座桥的方向。
“啊。”我也停下脚步，眺望着。
S先生重复着“变成画”的感叹，像自言自语。
比起眺望的风景，我更想把眺望风景的S先生和他差点儿断绝师徒关系的不肖弟子编入东京八景。
那以后过了约莫两个月，我有了更加明亮的一景。某日，妻妹寄来快件：“明日T终于要出发了。听说在芝公园可以见一面。明早九点，请到芝公园来。请兄长代我向T好好转达一下。我是笨蛋，跟T什么也没说。”妻妹二十二岁，个子很小，像个孩子。去年和T君相亲订婚，但T君订婚后便应征入伍进了东京一个联队。我也曾遇见穿着军服的T君聊了三十分钟，是个爽朗、优雅的青年。明天终于要出发去战场了。收到那封快信不到两个小时，妹妹又寄来快信。“仔细考虑了一下，觉得刚才的请求微不足道。对T什么也不用说了。唯请送别。”我和妻子都笑了出来。妻妹一个人手忙脚乱的样子如在眼前。两三天前，妻妹就去T君的父母家搭帮手了。
第二天早上，我们早起去了芝公园。增上寺院内聚集了众多送行的人。一个老人穿着金秋色的团服，拨开人群来去忙碌。我拉住他问道T君的部队，说是在山门前休息五分钟，就要出发。我们从寺院里出来，站在山门前，等待T君的部队到来。此时，妻妹也拿着小旗和T君的父母一起来了。我和T君的父母初次见面。还没有正式地成为亲戚，不擅交际的我便没有郑重其事地致礼。只是用眼神微微示意。
“怎么样，紧张吗？”我跟妻妹搭话。
“没什么呀。”妻妹笑得很敞亮。
“怎么会这样？”妻子皱起了眉头，“怎么那样笑？”
来为T君送行的人很多。六杆写着T君名字的大旗排列在山门前。在T君家工厂做工的工匠、女工也请假前来送行。我离开了大家，站在山门旁边。我性格乖僻。T君家很有钱。我却牙齿脱落、衣衫不整，没穿裙裤也没戴帽子。我只是个穷酸文士。T君的父母肯定在想，儿子未来媳妇的亲戚怎么脏乎乎的。妻妹来找我说话，他们马上过来说：“你今天的重要任务是跟在爸爸身边。”T的部队左等右等不来。十点、十一点、十二点。女校的修学旅行团体乘坐游览巴士，分几组眼前开过。巴士车门上贴着写有该女校校名的纸片。也看到故乡女子学校的校名。长兄的长女应该也在那所女校。没准儿也在车上。我在东京名胜增上寺山门前不由得想，我这笨蛋叔父也许在傻傻地眺望她悄然伫立的身姿。大约二十辆车接连经过山门前，巴士的女售票员每次都对着我开始说明。开始装作镇静，最后我也试着摆了个姿势。像巴尔扎克像一样悠然地抱着胳膊。我感觉自己成了东京名胜之一。过了一会儿，有人叫喊“来了、来了”，转眼间满载士兵的卡车开到山门前。T君竟会驾驶达特桑，坐在大卡车的驾驶室。我在人群的后面呆呆望着。
“哥。”不知不觉间来到我身边的妹妹小声道，她用力推着我的背。振作起来一看，驾驶室下来的T君对我行着举手礼，他像是首先发现了人群最后站着的我。我迟疑了一瞬，踌躇地环视身旁，确定是在向我行礼。才决意拨开人群，和妹妹一起走到了T君面前。
“以后的事情不用担心。妹妹虽然这么笨，但是女人最重要的心思你应该知道的。一点都不用担心。我们一起承担。”我破天荒地、一本正经地说。一看妹妹的脸，我紧张得稍稍仰起头望着天。T君红了脸，默默地又行举手礼。
“那么，你没有什么话要说吗？”我笑着问妹妹。
“没有，没什么说的了。”妹妹低下头说。
出发的号令已下达。我又躲到了人群当中，妹妹又在背后推我，一起来到了卡车驾驶室下。不远处，只有T君的父母站在那里。
“你放心去吧。”我大声说。T君的严父，蓦然回头看了看我的脸。从严父的眼神中，隐约看见心中不悦的神情——这出风头的小子何许人也。可我当时并不理会。我意识到人的尊严自有极限立足点，瞻前顾后不如死了的好。我的征兵身体检查是丙类合格，穷困潦倒，但此时此刻舍我其谁。东京名胜以更大的声音喊道：
“一切都不用担心！”
从现在开始，T君和妹妹的婚事，万一出现了什么困难，我这个不顾世间体面的异道人，定会成为他俩最后的倚靠。
得增上寺山门一景，感觉自己的作品构思已臻完美，宛若绷紧的满月之弓。几天后，我带着东京市大地图、钢笔、墨水、稿纸，义无反顾地踏上了伊豆的旅途。到达伊豆的温泉旅馆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出发十天了，像是仍旧滞留在温泉旅馆。不知在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