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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才高者，多命运多舛，仕途坎坷。若说一生富贵，仕途顺遂，且能够善始善终者，唐代有贺知章，宋朝有晏殊。
若以人比鸟类，他是苑囿中之孔雀；若以人比草木，他是丹墀旁之茶花。他十五岁入馆阁读书，颇具佳态，不必云中接翼，倚波探水，自成风流。
与大多数才子的悲情身世不同，晏殊是命运的宠儿。他生逢北宋盛时，于神童的光环下长大。
他被称为“宰相词人”，一生与富贵相随，悠闲惬意，无灾无恙。欧阳修曾如此评价他：“富贵优游五十年，始终明哲保身全。”
他为人清醒，处世从容，活成了文人想要的模样。他功名得意，荣华集身，享诗酒清欢，纵然案牍劳形。
他位高权重，从政多年，未有过辉煌的业绩，亦无惊艳的成就，但他凭借才华安稳地走过宋朝繁华的时光。
他是宋词婉约派的一代宗师。他的词，多有华贵之气，清丽而不失高雅。他亦有伤春悲秋之作，皆用以打发光阴，消遣闲愁。
晏殊生逢北宋盛时，未经战乱，且得君王恩宠，仕途顺达，免去了飘零之苦。他的词如他的人生，无忧无惧，波澜不惊。
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浣溪沙》这首词是晏殊词中之佳作，为世人所喜，不因岁月流逝而更改。
他亦叹春光易逝，只是他不似乱世中的文人，经风云变幻，历沧海桑田。他忧愁时，也显得恬静，不慌不忙。
槛菊愁烟兰泣露，罗幕轻寒，燕子双飞去。明月不谙离恨苦，斜光到晓穿朱户。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欲寄彩笺兼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写道：“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
叶梦得在《避暑录话》中写道，晏殊喜宴请宾客，“未尝一日不宴饮，每有嘉客必留，留亦必以歌乐相佐”。
他结交名士，为朝廷选贤任能，提拔了一批人才。范仲淹、欧阳修、韩琦、富弼等名臣，皆出自他门下。
晏殊生于北宋淳化二年（991年），别名“晏元献”，字同叔，抚州临川人。
他也是早慧之人，七岁即能挥毫入纸，点词成篇。
在十四岁时，他又遇着伯乐——北宋贤相张知白。张知白当时在江南，以神童之名荐之，召他入京。
次年，晏殊与诸进士一起，入殿应考。他虽年幼，但并未怯场，着笔落墨，展露风华。
待考诗赋时，晏殊见题是旧时习作，要求另换试题。他的才华、胆识和真诚的态度深得宋真宗看重，赐同进士出身。
虽然宰相寇準对此颇有异议，但真宗并未采纳寇準的意见。真宗授晏殊秘书省正字，留秘阁读书并深造。
他是幸运的，临着人生大考，几多从容，虽有坎坷，但终是有惊无险。
古人的功名，来之不易；纵有满腹文章，其进退成败，亦身不由己。
那些卿相内臣，哪怕随口一语，即可改人命运。若非真宗首肯，又对他眷顾有加，一念，或让他潦倒数载。
他身在京城，心入书海，垂帘下帷，埋头苦读，十八岁时，得任光禄寺丞。那时天下无事，才子士人嬉游燕赏，欢喜终日，唯有晏殊闭门读书。
真宗问他缘故，他回答：“臣非不乐燕游者，直以贫，无可为之。臣若有钱，亦须往，但无钱不能出耳。”如此回答，可谓诚实、坦荡，又恰到好处，故他深得真宗喜爱。
都说写诗作文，须穷而后工。若非生平起落，悲欢离合，怎会有千古文章？
正如欧阳修在《梅圣俞诗集序》中所说：“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自此起，这句话成了文人的一盏佳茗，给枯燥的文字生涯，增了几多念想。
然而，唐宋写诗填词之人成千上万，真正留名的又有几个？那些才学惊世之人，纵无贬谪流离，亦可留名，比如晏殊。
才学寻常、家世不济之人，若不得伯乐赏识，终是载薪之马，甚至一生坎坷，穷苦至老。他的笔墨亦不值一文，唯随身骨化尘罢了。
晏殊不同，他有才学，有身份，有地位。他无须历练，不必经穷苦，出入官场，犹能字字珠玑，词采过人。
其实，晏殊的前半生并不平静。几年内，他经历了父亡、母亡，丧妻。只是，他性情内敛，懂得适可而止罢了。
古人服丧，对仕途的影响甚深。若遇动荡，三年时间，足可换去半朝臣子。
晏殊是幸运的，他服丧期未满，就被召回任职，随真宗前往太清宫祭祀，随后奉诏编修宝训，“同判太常礼院”。
他的仕途，丝毫不受影响。只是，丧亲之痛他实难排解。
不久后，晏殊被提升为左正言、直史馆，做了昇王府记室参军。之后，他更是一路风光，迁为户部员外郎，兼太子舍人，直到做了翰林学士，迁为左庶子。
这时的晏殊，仅仅三十岁而已。那些或献赋，或隐居，或拜谒的人，百般折腾，亦未必能得半纸功名。
他知识渊博，反应敏捷。真宗每遇难处，总是用方寸小纸写下疑难，询问于他。
他知真宗之意，将答奏之言，私下封呈，不露风声，故被真宗器重，倚为股肱。
他一路升擢，可谓颇为坦顺，但命运出现起伏，则是从仁宗登基，太后听政开始的。
那时，仁宗才十三岁；太后遵从真宗的遗诏，在旁听政。同平章事丁谓、枢密使曹利用二人欲借机独揽大权。晏殊提出了“垂帘听政”的礼仪，即群臣都不准单独晋见太后。
接下来，他又一路升职，但因一次违背太后旨意，并些小事，遭御史弹劾，于天圣五年（1027年），被贬至宣州。不出几个月，又改知应天府。
这是晏殊第一次惨遭贬谪，那时的他已近不惑之年。半生坦途，已经让他在心底种下信念，即无论遭遇什么，生活终会雨过天晴。
他在应天府时，大力扶持应天府书院，重视教学。他听闻范仲淹为母守丧而居府中，即力邀其来书院讲学。
范仲淹亦是厚重之人，执掌教务，勤勉督学，以身示教，使书院的学风焕然一新。
自此，应天府书院（又称“睢阳书院”），与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岳麓书院合称宋初四大书院。
五代以来，书院屡遭禁毁，至晏殊始兴。晏殊后来任宰相，又与枢密副使范仲淹一起，倡导州、县立学，并进行教学改革，官学设教授之职。
自此，官学遍地，此举被称为“庆历兴学”。
晏殊亦是多情人，也有相思闲愁，只是那千丝万缕的情感，不知为谁。
绿杨芳草长亭路，年少抛人容易去。楼头残梦五更钟，花底离愁三月雨。
无情不似多情苦，一寸还成千万缕。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
红笺小字，说尽平生意。鸿雁在云鱼在水，惆怅此情难寄。
斜阳独倚西楼，遥山恰对帘钩。人面不知何处，绿波依旧东流。
之后，晏殊再度获诏入朝，拜御史中丞，迁兵部侍郎，再升任参知政事，加尚书左丞。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之职。
这时的他经历过一番游历，归来，穿金戴紫，富贵无边。
那时的天子，仁厚圣明。晏殊喝着丰年酒，填着婉约词，感受着赢家的人生。
燕子来时新社，梨花落后清明。池上碧苔三四点，叶底黄鹂一两声，日长飞絮轻。
巧笑东邻女伴，采桑径里逢迎。疑怪昨宵春梦好，原是今朝斗草赢，笑从双脸生。
也许他习惯了与真宗交流，遇事定敞开心扉，尽心以劝。明道二年（1033年），他被贬亳州。
直到五年后，仁宗召晏殊任御史中丞，复任三司使。相比于前半生的青云直上，此时的些许坎坷倒是无碍。
人生苦短，在有限的光阴里，终会有波涛起伏。
功名之外，于情场，想来他亦称心如意。他珍惜世间一切美好，享酒筵歌席，不负此生。
一向年光有限身，等闲离别易销魂。酒筵歌席莫辞频。
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
他的眼前人也许在远方，也许在身旁，但这个人一直萦绕在他的生命中，至死不渝。
晏殊的高峰是在官拜宰相，以枢密使加同平章事时。这时的他兼任宰相和枢密使之职，位极人臣。
虽然宋朝的宰相职权已经有所削弱，但其地位依旧是文人墨客心中的终极梦想。他想辞去枢密使之职，不过未得仁宗的允许。
这时，仁宗又重用范仲淹、富弼、韩琦等人，改革吏治。此次改革，牵涉范围太大，直接动了士大夫阶层的根基。
所以，改革失败亦是必然的。晏殊不是高歌猛进之人，他习惯了安稳、富贵，甚至为此事规劝过范仲淹，但并未奏效。
不久后，晏殊被罢相，贬为工部尚书知颍州，后又以礼部、刑部尚书知陈州、许州。
在晏殊生命中的最后十年，他并未住在京城，而是漂泊各处，形似漂萍。
晏殊六十四岁时回京就医，随在仁宗左右，为他讲解经史，出入都按宰相礼仪。次年，他驾鹤远行，仁宗亲往祭奠，诏令辍朝二日，以示哀悼。
晏殊慧眼识珠，得桃李满天下，范仲淹、富弼、韩琦等人，都与他有师生情分。
富弼还是他的女婿之一，是他在贫寒士子中识出的珍珠。
他的第七子晏幾道亦是婉约派词人，与他词风相似，造诣过人，世人称他们为“二晏”。
他有盛名，播于四海；有子，可以承业。他一生功名加身，富贵优游。人生至此，还有何遗憾可言？
他唯一错过的词人，可能就是柳永。柳永当年中了进士，但吏部不放官，他曾往晏殊的府上拜望。
晏殊并不欣赏柳永，“殊虽作曲子，不曾道‘彩线慵拈伴伊坐’”，与柳永划清界限。
晏殊为人不偏不倚，圆滑通达，善于隐藏自己，明哲保身。不管是写文填词，还是为人处世，他皆是点到为止。
他不会消费悲情，也不会分享得意。他的词仿佛是为别人而写，而他只是一名看客。
你无法从他的词里读出他的秘密。他与人交往，也保持适度的原则，不喜与人太过亲近。他虽喜宴请嘉客，诗酒唱和一番，但对心事始终有几分保留。
他甚至对性情中人心生不悦，颇感厌烦。乐观、旷达的欧阳修在他眼中，不过是“吾重修文章，不重他为人”。
他虽心中有数，自立规矩，但并非清淡潇洒，荣辱不惊。他曾因侍从迟到，用笏板打落人家的牙齿。他亦因遭谪贬时官奴唱一句“千里伤行客”，而大发牢骚。
当然，这是他少数情感激越的时刻，哪怕他刻意深藏。在这个繁芜的世间，浅尝辄止何尝不是一种处世哲学？
他这一生，写词万首，然而大部分词已散失，仅存《珠玉词》百余首。
王灼在《碧鸡漫志》中对晏殊的评价为“风流蕴藉，一时莫及，而温润秀洁，亦无其比”。
他的词，深受南唐词家影响。作为“江西词派”的领袖人物，他“上承南唐之风，下启苏秦先河”。他开创了婉约词风，给词坛带来繁荣之景象。
“梧桐昨夜西风急，淡月胧明，好梦频惊，何处高楼雁一声？”（《采桑子》）
人生恰如窗外的月色，朦胧疏淡，如月有圆有缺。纵将山水看透，沧桑历尽，人亦难做到彻底的清醒、纯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