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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间草木山石，楼台殿宇，本为凡物，因了文人钟爱，诗客吟咏，也有了灵气，生出情韵。
岳阳楼，不过是一处几经风雨、久历沧桑的楼台。岳阳楼始建于三国，因北宋滕宗谅重修，邀好友范仲淹作《岳阳楼记》而名留千古。
此后，岳阳楼被称作“天下第一楼”。它傍着洞庭烟水，倚着君山，俯瞰千古。在之后的岁月，它也有过兴废劫毁，经荣辱恩怨，依旧安然无恙。
《岳阳楼记》记载：“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
范仲淹心怀大爱，“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他满含慈悲，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磊落襟怀。
他从词风鼎盛、百花璀璨的大宋走过，仅有五篇词作留世，却篇篇经典，耐人品味，余韵悠悠。
范仲淹出身官宦世家，其父范墉早年在吴越为官。宋朝建立后，范墉追随吴越王钱俶归降大宋，曾任武宁军节度掌书记。
但范仲淹的身世却是凄苦的：他两岁时父亲病逝，母亲改嫁朱文翰，他亦随着继父改了姓名，被唤作朱说。
他后来得知身世，无比伤感，立志远行，前往应天府求学。
那时的范仲淹，博通儒家经典，有济世情怀。
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他二十七岁，参加科考，中乙科第九十七名，被任为广德军司理参军。
范仲淹有了官职，便将母亲接来颐养天年，并在两年后，升文林郎，恢复本名。
在他为母守丧时，身为南京留守的晏殊闻其才名，邀请他到书院任职。范仲淹在书院主持教务，勤勉致知，赢得许多声誉。后上疏陈言，奏请改革吏治。
在宰相王曾诸人的帮助下，仁宗召范仲淹入京，任秘阁校理，负责校勘典籍诸事。
范仲淹品如霁月，行事风格多刚猛铿锵，不畏权贵。他见仁宗在位，却是太后主政，便借着仁宗要率百官祝寿之事，上书言事。
他谏言仁宗以家礼则可，不必引百官朝拜，免损威严。然而，仁宗并未答复。他冒死上书太后，让她还政仁宗。
那时的范仲淹，无丝毫怯懦与畏惧，勇往直前。幸而，在那大宋鼎盛时期，他未因此惹来杀身之祸。晏殊知道后，大惊失色，生怕他的轻率累及己身。
历来，在朝官员每逢贬谪，总是师友相从，利益相关。范仲淹未因此自惭，他写信陈由，细数利害，“奈何后代必有舅族强炽，窃此为法，以仰制人主者矣”。
范仲淹还是走了，在一场必输的争斗中，他选择转身离去。他流落江湖，亦心忧天下，悲悯众生。
直到几年后，太后身亡，仁宗亲政。仁宗才召范仲淹回京，拜为右司谏。
当太后去世，大臣们讥议其过失时，范仲淹却认为太后养护仁宗有功，当掩饰其过失，成其美德。
在风雅的宋朝，他不耽于个人诗意而精致的生活，活得那般执着、认真。
他亦有许多吟咏之作，但更多的是为政、为民而写。范仲淹是大宋文人的典范，是当时官场的砥柱。
昨夜因看蜀志，笑曹操孙权刘备。用尽机关，徒劳心力，只得三分天地。屈指细寻思，争如共、刘伶一醉。
人世都无百岁。少痴騃、老成尪悴。只有中间，些子少年，忍把浮名牵系。一品与千金，问白发、如何回避。
忍把浮名牵系，他也知多少争斗都是徒劳心力。
他的心中，有太多的忧虑，太多的不安。他过于纯粹、正直，进亦忧，退亦忧，才会让他看淡兴衰，一往无前。
他忠心耿耿，却不迂腐。他鄙夷宵小，但非鲁莽无谋。他或为一个不相干的人，搭上前程；或为一件可争可不争的事，触怒权贵。
他的刚正，必为弄权者所忌。宰相吕夷简与皇后有隙，趁她误伤仁宗，吕夷简协同内侍阎文应等人主张废后。
范仲淹却觉不妥，欲奏明仁宗，不得。他率官十数人跪伏垂拱殿外，请求召见。吕夷简出来传话。范仲淹据理力争，令吕夷简哑口无言。
次日，范仲淹本欲趁早朝之机，当面谏诤，却等来了一纸诏书。
他和那些一起进谏的官员，悉数遭贬，无一幸免。
仕宦生涯，浮沉本是常态，他无惧世事变迁。
他先知睦州，后知苏州。在苏州，他率领民众疏通河渠，兴修水利，引湖水入海。
他忙于政务，甚至无闲暇多看一眼这婉约的江南。
偶有诗作寄兴，他亦叹人世蹉跎，不如那江上往来的渔舟，出没风波，自在闲逸。
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无论是在江湖之远，还是在庙堂之高，他都竭尽心力。时不我待，在历史奔腾不息的浪涛中短暂停留，也许就会被湮没。
范仲淹回到京城，升为吏部员外郎、权知开封府，整肃官衙，剔除弊政。当时流传着一句话：“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希文。”
他因不满宰相把持朝政，任人唯亲，进谏《百官图》，陈述积弊，并劝仁宗亲掌升迁之事。吕夷简也不妥协，反说他越职言事，离间君臣。
于是，范仲淹再次遭贬。
虽然这次争端让许多与范仲淹相交之人遭牵连，但一年后，吕夷简被免除宰相之位。范吕之争，已经毫无意义，倒是仁宗下诏，禁止官员们互结朋党。
月华如练，残酒未醒。坚韧如他，亦有温柔缠绵时，连眉间也有一抹淡淡愁怨。
纷纷坠叶飘香砌，夜寂静，寒声碎。真珠帘卷玉楼空，天淡银河垂地。年年今夜，月华如练，长是人千里。
愁肠已断无由醉，酒未到，先成泪。残灯明灭枕头欹，谙尽孤眠滋味。都来此事，眉间心上，无计相回避。
“眉间心上，无计相回避。”人生寂寞如雪。坎坷的仕途中，他也许一直独行，也许一直有位佳人默默相伴，患难与共。
因他屡遭贬谪，梅尧臣书《灵乌赋》以劝，他回作《灵乌赋》，称“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尽显气节。
他不怯懦，更不妥协。
北宋景祐五年（1038年），元昊称帝，建国名大夏，并率兵进犯城池。康定元年（1040年）三月，仁宗召范仲淹回京，授以官职。
同年七月，范仲淹升为龙图阁直学士，与韩琦并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他智勇双全，在官场政绩非凡，以铮铮铁骨，于边塞再起风云。
数年间，他出入边塞，守在边关，与敌军对峙，临危不惧，气吞山河。
硝烟散去，落日孤城，羌管悠悠，有一种说不尽的苍凉。在这时，范仲淹写下了几首千古名词。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
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
“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如此清妙绝佳的词句，真是百读不厌。
很难想象，这样婉约清丽之词，竟出自大宋的一位名臣、名将之笔。
他亦有羁旅哀愁，有相思之苦，有柔情万千。他在边塞，思念遥远的恋人，但边关战事紧迫，怎可念儿女情长，风花雪月？
为着战事，范仲淹殚精竭虑。他思之再三，建议仁宗先以军威恩信招纳西羌，让元昊的大军没了向导，再徐图西夏。
此策略效果显著。他对来归附的羌人视若城民，约定赏罚。时日久了，羌人遂脱离西夏之控制，甘愿为宋效力。
庆历三年（1043年），元昊请求议和，边事渐宁。仁宗召回范仲淹，授枢密副使。
比起许多贤臣，范仲淹遇着明主，又是几多幸运。
仁宗又擢欧阳修、余靖、王素和蔡襄为谏官，故一时贤良在堂，天下熙熙。
他们深知范仲淹的才品，故上言举荐。仁宗欲拜范仲淹为参知政事，他推辞不就，直到八月，方领了职。
仁宗多次召见贤良，征询国事。范仲淹回他，朝中积弊已久，非朝夕能改。仁宗亲笔下诏，开天章阁，陈设笔砚，以待金言。
范仲淹诚为惶恐，作《答手诏条陈十事》，上书言事。
正是范仲淹的心忧天下、赤胆丹心，才有了仁宗视他如宝、待为卿相。
也正是仁宗的奋发图强、锐意进取，才有了范仲淹的犯颜直谏、舍生忘死。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又正是仁宗与诸贤臣的互相成就，才造就了“仁宗盛治”。或者，恰是这种浮华的假象，误了宋朝许多后来的才子。
随着“庆历新政”的实施，朝中官员恩荫锐减，磨勘严密。这让一些人郁郁不乐，又惴惴不安。于是，毁谤之言渐出，朋党之论又起。
适逢边事正急，范仲淹请求外巡。几番折腾，遂被免去参知政事之职，以资政殿学士知邠州，兼任陕西四路宣抚使。
范仲淹因病痛难熬，请求他任，以避严寒。随着诸贤离京，新政渐被废止。
庆历六年（1046年），他抵达邓州，修览秀亭，筑春风阁，建百花洲，并设立花洲书院。他每逢闲暇，即到书院讲学，以振文运。
他在邓州任知州三年，百姓安居，民风淳朴。他的《岳阳楼记》正是在这里写成的。他亦因此闻名遐迩，赫赫扬扬。
他忧国忧民的情怀，不因年龄的增长而渐至衰微。
他强撑病体，先后在杭州、青州留下身影，并为当地留下许多传说。至今，青州城外的范公亭，依然苍翠如初，看过客往来。
他在前往颍州，扶疾上任的路上，驾鹤西辞。仁宗悲痛万分，御笔亲题“褒贤之碑”，赠吏部尚书，谥号“文正”。
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是历史的一缕清风，拂过众生的记忆。
千百年来，或许无人记得他曾经有过的功绩，但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博大襟怀，始终令人感动。
“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此时虽是盛夏，但荷风阵阵，我见此词，已觉秋意。
若不读史书，不知他的故事，我当真会误以为范仲淹仅仅只是大宋王朝里一个婉约的词人，一位温柔深情的男子。
其实，那漫长的仕宦生涯，或荣或辱，或成或败，皆可省略。
一首词，一篇小文，即是他的一生一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