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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惟庸名列《明史·奸臣传》，对他而言并无不公，此人本来就是一个宵小之徒，为人阴险狡猾，惯于钻营，一旦大权在握便得意忘形。如果按照老百姓“好人/坏人”模式来衡量，他肯定不是一个好人。他被处死后株连数以万计的“胡党”，绝大多数却并非奸臣，不少还是功臣。历史上开国皇帝杀功臣，屡见不鲜，不足为奇。“胡惟庸党案”是此类事件又一次重演，不过奇特得令人震惊，却又迷雾重重。
由于胡惟庸被株连的官员成千上万，官场上一片恐怖气氛，人人自危，噤若寒蝉，文人学者多不敢记载此事。《明太祖实录》大抵是依据当时官方公布的《昭示奸党录》之类官方文书来撰写事件的始末，清朝人编写的《明史》也没有跳出这一窠臼，因此后人阅读这一段历史，不免扑朔迷离。1934年，吴晗在《燕京学报》发表论文《胡惟庸党案考》，才使真相大白：其一，胡惟庸是一个“枭猾阴险专权树党的人”，被“自私惨刻的怪杰”朱元璋处死，是咎由自取；其二，所谓胡惟庸及其党羽企图谋刺皇帝、勾通倭寇之类罪状，一概子虚乌有，是为了株连“胡党”而虚构的。
胡惟庸和李善长是同乡，都是濠州定远（今安徽省滁州市定远县）人，朱元璋奉郭子兴之命打下和州（今安徽省马鞍山市和县），他前往投奔，在元帅府当差，后来外放宁国知县、吉安通判、湖广佥事，逐渐晋升为太常寺卿，洪武三年（1370）进入中书省，任参知政事。这一切离不开李善长的提拔。
中书省是丞相的办事机构，是朝廷的中枢，因此成为皇帝和大臣关注的焦点。当时最有可能取代已经失宠的李善长的是杨宪。朱元璋多次说：“杨宪可居相位。”把他由御史中丞调任中书省左丞之职。杨宪其人优点突出，缺点也突出，刘基说他“有相才无相器”，是有道理的。史书对他的评价是：“有才辨，明敏善决事，然忮刻，有不足于己者，辄以事中伤之。在中书，欲尽易省中故事，凡旧吏皆罢去，更用己所亲信者。”胡惟庸对这个山西阳曲（今山西省太原市）人耿耿于怀，和左丞相李善长说：“杨宪为相，我等淮人不得为大官矣！”李善长心领神会，终于抓住了杨宪的把柄。
事情是这样的：朱元璋鉴于李善长有病，把陕西参政汪广洋晋升为中书省左丞。当时杨宪是右丞，厌恶汪广洋位在自己之上，每每独断专行，不把汪广洋放在眼里。汪广洋初来乍到，十分低调，依违于其间，杨宪仍不满意，嗾使侍御史刘炳弹劾汪广洋“奉母无状”，使其遭到皇帝谴责，调回陕西。杨宪还不罢休，奏请皇帝把汪广洋调往海南，朱元璋很不高兴，对杨宪有所怀疑。李善长抓住时机，上了一道奏疏，指责杨宪“排陷大臣，放肆为奸”。不明内情的刘炳继续攻击汪广洋，朱元璋发觉是诬陷，逮捕刘炳。刘炳终于交代，他所做的一切都受杨宪指使。于是，朱元璋老账新账一起算，处死杨宪、刘炳，召还汪广洋，恢复其中书省左丞之职，后来还加封其为“忠勤伯”。洪武四年（1371）正月李善长罢官后，汪广洋出任中书省右丞相，胡惟庸出任中书省左丞。胡惟庸的官职低于汪广洋，却“专决省中事”，反过来指责汪广洋“无所建白”，终于导致右丞相汪广洋被贬为广东行省参政。朱元璋以为胡惟庸是一个干才，在洪武六年（1373）七月升任他为右丞相，并且按照他的推荐，任命陈宁为御史大夫，涂节为御史中丞。洪武十年（1377）九月又升任胡惟庸为左丞相，虽然朱元璋再度起用汪广洋为右丞相，对胡惟庸有所制约，但仍改变不了胡惟庸“独相”的局面。《明史·胡惟庸传》写道：
自杨宪诛，帝以惟庸为才，宠任之。惟庸亦自励，尝以曲谨当上意，宠遇日盛。独相数岁，生杀黜陟，或不奏径行，内外诸司上封事，必先取阅，害己者辄匿不以闻。四方躁进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职者，争走其门，馈遗金帛名马玩好，不可胜数。
在此之前，御史大夫韩宜可就对胡惟庸与陈宁、涂节之流恃宠擅权，有所不满，当面向皇帝递交弹劾奏疏，措辞十分尖锐：“三人险恶似忠，奸佞似直，恃功怙宠，内怀反侧，擢置台端，擅作威福，乞斩其首以谢天下。”朱元璋当时满以为胡惟庸是人才，对他宠信有加，看到韩宜可请求处死胡惟庸、陈宁、涂节的奏疏，大为愤怒，破口大骂：“快口御史，敢排陷大臣耶！”当即把他押入锦衣卫诏狱（遵照皇帝诏令关押人犯的监狱）。不久，国子监助教吴伯宗察觉胡惟庸的奸恶，不愿同流合污，被胡惟庸贬官至凤阳。吴伯宗上书皇帝：“惟庸专恣不法，不宜独任，久之必为国患。”这次似乎引起了朱元璋的重视，把他从凤阳召回，赏赐衣钞，让他出使安南（今越南顺化以北），返京后调入翰林院。
胡惟庸是个厉害的角色，听不得反对意见，报复心理极强。为大明王朝立下丰功伟绩的大将军徐达，为人正直，早就看穿了胡惟庸的奸猾本性，向朱元璋从容进言，希望他有所提防。胡惟庸得知后，蓄意报复，用重金收买徐府门房福寿，诱使他诬陷徐达。幸亏福寿不为所动，事态才没有恶化。刘基曾经在朱元璋面前把胡惟庸比喻为劣马，胡惟庸指使亲信诬陷刘基祖坟有“王气”，居心叵测，朱元璋信以为真。据传刘基病重时，朱元璋命胡惟庸派医生去诊治，却使刘基中毒而死。胡惟庸与李善长关系愈来愈密切，把自己的侄女许配给李善长的侄子，结成姻亲。自以为背景强硬的胡惟庸，得意忘形，贪贿弄权，更加肆无忌惮。
胡惟庸的擅作威福，激化了相权与皇权的矛盾，朱元璋感到前所未有地大权旁落。此前左丞相李善长小心谨慎，右丞相徐达经常统兵在外，后来提拔的右丞相汪广洋只知饮酒而不管事，相权与皇权的矛盾是隐而不显的。权势欲极强的朱元璋，用人多疑，颇有心计，在任命胡惟庸为左丞相的同时，重新起用汪广洋为右丞相，希望他们互相牵制。后来他逐渐发现胡惟庸的“奸状”，而汪广洋“依违其间，无所救正”，甚为不满。洪武十二年（1379）九月，占城（今越南中南部）国王派遣使臣前来朝贡，胡惟庸没有向他报告，他从太监那里得到消息，愤怒地指责中书省，胡、汪二人一面顿首谢罪，一面诿过于礼部，朱元璋更怒不可遏。正巧这时御史中丞涂节揭发：刘基是胡惟庸毒死的，汪广洋应该知道。朱元璋怒上加怒，谴责汪广洋“朋欺”，也就是朋比为奸欺君罔上，撤销其右丞相官职，贬往广东，行至半途，又追加罪状，下旨“赐死”。对于胡惟庸而言，这是一个不祥之兆。
洪武十三年（1380）正月春节期间，朱元璋突然宣布，以“擅权植党”罪处死左丞相胡惟庸。处死首相，是一件非同寻常的政治事件，朱元璋为此发布了一系列诏书，但都没有涉及“谋反”之事。在第一道诏书中，他告诫文武百官，朝廷设立中书省“以总天下之文治”，设立都督府“以统天下之兵政”，设立御史台“以振朝廷之纲纪”，“岂意奸臣窃持国柄，枉法诬贤，操不轨之心，肆奸欺之弊。嘉言结于众舌，比朋逞于群邪”。因此他主张“革去中书省”，提升六部职权，并且用商量的口吻问道：“卿等以为何如？”第二道诏书继续清算胡惟庸等人的罪状：“丞相汪广洋、御史大夫陈宁，昼夜淫昏，酣歌肆乐，各不率职，坐视废兴，以致胡惟庸私构群小，夤缘为奸，或枉法以惠罪，或执政以诬贤。”在正式宣布废除中书省与丞相制度的诏书中，他引经据典：“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不闻设立丞相。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虽有丞相，然其间亦多小人专权乱政。”因此决定废除中书省与丞相，“大权一归朝廷”，“以后嗣君毋得议置丞相，臣下敢以此请者，置之重典”。此后他特命儒臣编撰《相鉴奸臣传》，并亲自为此书写了序言，依然是针对胡惟庸，“不守人臣之分，恃要持权，窥觇人主之意，包藏祸心，舞文弄法”。自始至终没有一字一句牵涉“谋反”情节。
平心而论，用“擅权植党”罪处死胡惟庸，绰绰有余。对于胡惟庸而言，可谓咎由自取。问题在于，朱元璋要除掉的并非胡惟庸一个人，而是一个庞大的“胡党”。御史大夫陈宁、御史中丞涂节以“胡党”罪被杀，受牵连的“僚属党羽”达三万多人。
一些官员察觉皇帝的心态，投其所好，纷纷请求株连李善长、陆仲亨等开国元勋。朱元璋没有同意，他这样说：我当初起兵时，李善长来投奔，说终于重见天日了。当时我二十六岁，善长四十岁，他的建言大多符合我的意思。陆仲亨当时十七岁，父母兄弟都死了，他害怕被乱兵所杀，抱了一升麦子躲在草丛中。我叫他出来，跟随我打天下，以功封侯。这些人都是我初起时股肱心腹，我不忍心杀他们。
这其实是真实的假话。罗织起来的“胡党”，极大部分是捕风捉影、恶意诬陷的。最为令人不可思议的“胡党”分子，是明朝制定礼乐制度的大儒宋濂，以及浦江（今浙江省金华市浦江县）义门郑氏。
洪武十三年（1380）十二月，已经退休的宋濂，因为孙子宋慎的关系，被罗织为“胡惟庸党”，从金华家乡押解南京。朱元璋要把他处死，马皇后从旁阻拦，说：民间延聘一位老师，尚且能够始终不忘恭敬，宋先生亲自教导太子和诸王，怎么忍心杀他？况且宋先生住在金华家中，怎么知道朝廷的事情？这一番话说得朱元璋哑口无言，只得把死刑改为流放。宋濂在发配四川茂州（治所在今四川茂县）的途中，死于夔州（治所在今重庆奉节）。
金华浦江义门郑氏家族，是几百年累世同居的孝义之家，受到地方乡邻敬仰。他们近乎隐居，和胡惟庸毫无关系。可能是因他们的家训《郑氏规范》有宋濂撰写的序言，而受到牵连。有人诬告他们“交通胡惟庸”，因而也被“指为胡党”。
当然，朱元璋发动“胡惟庸党案”，主要是针对朝廷中掌握实权的元老重臣。仅仅“擅权植党”罪是不够的，必须继续罗织，使胡惟庸的罪状不断升级，从“通倭”（沟通倭寇）、“通虏”（沟通北元）到“谋反”。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朱元璋在洪武十五年（1382）设立了特务机构锦衣卫。锦衣卫的职掌，《大明会典》把它概括为两点：“直驾侍卫”与“巡察缉捕”。事实上锦衣卫令人望而生畏的并非“直驾侍卫”，而是“巡察缉捕”。它的镇抚司专门从事侦查、逮捕、审问人犯，并且有自己的监狱——直接听命于皇帝的“诏狱”。《明史·刑法志》说：“锦衣卫狱者，世所称诏狱也……幽絷惨酷，害无甚于此者。太祖时，天下重罪逮至京者，收系狱中，数更大狱，多使断治，所诛杀为多。”
锦衣卫秉承皇帝旨意，逮捕“胡党”，刑讯逼供，罗织罪状，编成《昭示奸党录》，作为惩处“胡党”的依据。此书现在已不易见到，钱谦益是见到过此书的，他写的《太祖实录辨证》说：“国初《昭示奸党》凡三录，冠以手诏数千言，命刑部条列乱臣情辞，榜示天下，至今藏贮内阁。余得以次第考之。”其中的一条，说的是胡惟庸和他的同党阴谋发动宫廷政变的情节：
自洪武八年以后，（胡）惟庸与诸公侯约日为变，殆无虚日。或候上（指皇帝）早朝，则惟庸入内，诸公侯守四门；或候上临幸，则惟庸扈从，诸公侯分守信地，皆听惟庸调遣，期约举事。其间，或以车驾不出而罢，或以宿卫严密，不能举事而罢。皆惟庸密遣人麾散，约令再举。五年之中，期会无虑二百余。
这段文字分明是在揭露胡惟庸等人企图行刺皇帝，从洪武八年到十三年，这伙“胡党”密谋活动竟有两百多次！五年间怎么可能不露一点痕迹？而且洪武十三年处死胡惟庸时，为何只字未提？
有些“胡党”的招供编入了《大诰》之中，例如“李茂实胡党第七”这样写道：当初，不知李茂实是胡党。由上元县民孙才四介绍，投靠胡惟庸门下，引诱邻里乡民充当义兵。胡惟庸被处死后，李茂实逃窜，直到洪武十九年（1386）在沙县客店被捕。李茂实招供：洪武九年见到胡惟庸，在他家饮酒后，在西厅宿歇。次日，胡惟庸给李茂实一百三十个银锭，作为招募义兵的经费，云云。
这种语无伦次的文字，作为胡惟庸“谋反”的证据，只有锦衣卫那些头脑简单的打手才会相信。稍有头脑的人必然会反问：假如胡惟庸真想“谋反”，他的“胡党”里有不少开国元勋，手下兵多将广，哪里用得到老百姓的“义兵”呢？权倾一时的首相，即使要“谋反”，也绝不会和李茂实之辈商量，并且留他在家过夜。诸如此类的供词，破绽百出，荒诞不经，是不言自明的。
《大诰》有一条“指挥林贤胡党第九”，涉及“谋反”的主要情节——“通倭”，这样写道：指挥林贤在南京时，已与胡惟庸交往，结成死党。胡惟庸派遣亲信陈得中，与日本朝贡使节归廷（归廷乃人名）密谋，由林贤前往日本请求国王发兵，打着进贡来朝的幌子，配合胡惟庸谋反。
《明太祖实录》关于胡惟庸“通倭”“通虏”的记载，就是根据《昭示奸党录》《大诰》写的——“惟庸使指挥林贤下海招倭军，约期来会。又遣元臣封绩致书称臣于元，请兵为外应”。吴晗《胡惟庸党案考》明确指出这些纯系捏造，他说：“在胡案初起时胡氏的罪状只是擅权植党，这条文拿来杀胡惟庸有余，要用以牵蔓诸勋臣宿将却未免小题大做。在事实上有替他制造罪状的必要。明代的大患是南倭北虏，人臣的大罪是结党谋叛，于是太祖和他的秘书们便代替胡氏设想，巧为造作，弄一个不相干的从未到过北边的江苏人封绩，叫他供出胡惟庸通元的事迹，算作胡党造反的罪状。后来又觉得有破绽，便强替封绩改籍为河南人，改身份为元遗臣，又叫他攀出李善长，引起第二次屠杀。一面又随便拣一个党狱中人林贤，捏造出一串事迹，算他通倭。”
洪武二十三年（1390），朱元璋指使亲信精心策划，唆使李善长家奴卢仲谦，无中生有地告发李善长与胡惟庸勾结，串通谋反。“谋反”的罪状是要满门抄斩的，看得出来，朱元璋想要斩草除根。他振振有词地说：李善长既是开国元勋，又是皇亲国戚，知道胡惟庸的“逆谋”而不揭发，狐疑观望，首鼠两端，大逆不道。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七十七岁的李善长一门七十多人被杀，只有长子李祺因为有妻子临安公主的庇佑，才幸免一死。
接着又有吉安侯陆仲亨家奴出来告发，说陆仲亨勾结唐胜宗、费聚、赵雄等侯爵，“与胡惟庸共谋不轨”。家奴的诬告成为定罪的唯一依据，结果统统满门抄斩。
在朱元璋心目中，“满朝都是胡党”，必须彻底肃清，并且把《昭示奸党录》公布于天下。据史家记载，肃清的“奸党”，包括家属在内，约有三万人之多，令人毛骨悚然。
陆容在《菽园杂记》中说，他弱冠时在太仓兴福寺见到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和尚，此老年轻时曾参与纂修《永乐大典》，颇有见识。老僧曾对客人说：“洪武间，秀才做官喫多少辛苦？受多少惊怕？与朝廷出多少心力？到头来，小有过犯，轻则充军，重则刑戮。善终者十二三耳。其时士大夫无负国家，国家负士大夫多矣。”当时士大夫能够逃过杀身之祸的不过十之二三，毫无疑问是国家有负于士大夫。想不到出家人对尘世的是非看得那么透彻。
后世的史家对“胡惟庸党案”颇持怀疑态度，王士骐《皇明驭倭录》就对胡惟庸“通倭”“谋叛”的说法表示质疑：“近年勘严世蕃亦云交通倭虏，潜谋叛逆，国史谓‘寻端杀之，非正法也’。胡惟庸之通倭，恐亦类此。”谈迁《国榷》明确说，“（胡）惟庸非叛也”，乃是“积疑成狱”，可谓一语道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