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祖高皇帝的“免死铁券”

戏说历史的影视剧中常有“免死金牌”，倒并非戏说。

明朝开国君主——太祖高皇帝朱元璋就有类似的做法，给开国元勋颁赐显示皇恩浩荡的牌子，不过并非小小的金牌，而是大大的铁牌，称为“免死铁券”。根据文献记载，它的形制是这样的：“其形如瓦，面刻诰文，背镌免罪、减死、俸禄之数，字嵌以金。”我们大致可以知道，这是用铁铸成瓦片状的物件，唯一的含金量，是在镌刻的文字上嵌入金粉而已。镌刻的文字并不仅仅限于“免死”之类寥寥几个字，而是一篇两三百字的文章。比如，开国元勋、俸禄五千石的魏国公徐达的“免死铁券”，就有258个字。

洪武三年（1370），太祖高皇帝大封功臣的同时，颁赐了一大批“免死铁券”。享受如此恩宠的大臣有：徐达、李文忠、邓愈、汤和、李善长、冯胜、耿炳文、傅友德、唐胜宗、陆仲亨、费聚、赵庸、华云龙等三十余位。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人们不免对“免死铁券”的内容感兴趣，那上面到底写了些什么？不妨举两个重量级人物——中央朝廷一、二把手的例子。

魏国公徐达的“免死铁券”上这样写道：“朕闻自古帝王创业垂统，皆赖英杰之臣，削群雄，平暴乱。然非首将智勇，何能率统而成大功……尔达起兵以来，为朕首将十有六年，廓清江汉楚淮，电扫两浙，席卷中原。威声所振，直连塞外……朕念尔勤劳既久，立功最大。今天下已定，论功行赏，朕无以报尔，是用加尔爵禄，使尔子孙世世承袭。朕本疏愚，皆遵前代哲王之典礼，兹与尔誓：除谋逆不宥，其余若犯死罪，尔免二死，子免一死，以报尔功。于戏，高而不危，所以常守贵也；满而不溢，所以常守富也。尔当慎守斯言……”

韩国公李善长的“免死铁券”，文字套路是一样的，由于功劳不同，措辞略有出入：“朕闻古帝王之成大业者，实由天假英贤以辅之，故威德加于四海，而天下定矣。朕起自草莱，提三尺剑，率众数千，居群雄肘腋间，未有定期。而善长来谒辕门，倾心协谋，从渡大江。于是定居建业，威声所至，无不来附。不一二年间，集兵数十万，东征西伐，日不暇给。尔独守国，转运粮储，供给器仗，未尝缺乏。况剸繁治剧，和辑军民，无有怨谣之言。此上天以授朕，朕独知之，其人人未必尽知也……比之于尔，萧何未必过也。今天下一家，尔年已高，朕无以报尔，是用加尔爵禄，使尔子孙世世承袭……除谋逆不宥，其余若犯死罪，尔免二死，子免一死……”

列位看官一定有点不耐烦，连篇累牍地引用毫无文采的官样文章，未免令人倒胃口。是的，笔者在引用时也感到乏味，不知这些文字出于哪一位御用秘书之手。倘若朱元璋自己来写，肯定不会这般索然无味。这位出身贫农当过游方和尚的皇帝，没有什么文化，他起草的公文是毫无八股腔的口语体，极有特色。不信？请看他写给大将军徐达的手谕：“说与大将军知道……这是我家中坐着说的，未知军中便也不便，恁只拣军中便当处便行。”他写给李文忠的手谕：“说与保儿、老儿……我虽这般说，计量中不如在军中多知备细，随机应变的勾当，你也厮活落些儿也，那里直要我都料定。”要是“免死铁券”由他自己来写，一定生动活泼、趣味盎然了。

既然拙文讲的是“免死铁券”，介绍它的文本，就是题中应有之义，尽管索然无味，也得耐心读一读，作为下文的铺垫。

“免死铁券”大同小异，都是皇帝用诚恳语调称颂大臣功绩，作为报答，给予世袭的爵禄，并且可以父子两代同享免除死罪的特权，云云。在人们心目中，皇帝的金口，是说一不二的。

果然是这样吗？那些拿到“免死铁券”的开国元勋，真的可以“免死”吗？事实表明，大多数人都没有享受到“免死”的特权，而是死于非命，太祖高皇帝的允诺竟然如此一分不值！

奇怪吗？一点也不奇怪。皇帝最为忌惮的就是这些位高权重的功臣会威胁到他的皇权，以及他的子孙。明史专家吴晗1934年写的《胡惟庸党案考》一针见血地指出：“胡惟庸的本身品格，据明人诸书所记是一个枭猾阴险专权树党的人。以明太祖这样一个十足自私惨刻的怪杰自然是不能相处在一起。一方面深虑身后子懦孙弱，生怕和他自己并肩起事的一般功臣宿将不受制驭，因示意廷臣，有主张地施行一系列的大屠杀，胡案先起，继以李案，晚年太子死复继以蓝案。胡惟庸的被诛，不过是这一大屠杀的开端。”朱元璋这个出身最为卑微的庶民皇帝，竟然演出了史无前例的大杀功臣的惨烈一幕，被杀的功臣及其家属，数以万计，令人毛骨悚然。其中当然包括拥有“免死铁券”的人。

朱元璋册封李善长为韩国公，岁禄四千石，但在把他与萧何相媲美的同时，就在考虑削夺他的职权了。原因就在于，以李善长为首的淮西集团势力过于膨胀，成为威胁皇权的潜在因素。由谁来取代李善长？朱元璋颇伤脑筋，这种事只能同并非淮西集团的“浙东四先生”之一的刘基商量。人称“诸葛孔明再世”的刘伯温，博览群书，料事如神，被朱元璋视为心腹，推崇为“我的子房（张良）”。两人之间就此展开一场密谈。交谈中，朱元璋两次提出，希望由刘基取代李善长，起到平衡与制约淮西集团的作用。

刘基得知皇上要撤换李善长，出于公心，劝导主公收回成命：“善长勋旧，能调和诸将。”朱元璋听了很感动，说道：“是数欲害君，君乃为之地耶？吾行相君矣！”那意思是说，他多次要害你，你还为他讲好话，我要任命你为丞相了。刘基深知在淮西集团当权的情势下，他孤掌难鸣，坚决辞谢。

朱元璋继而提出他的丞相人选：杨宪、汪广洋、胡惟庸。刘基一一否定：杨宪有相才而无相器，做不到“持心如水，以义理为权衡”；汪广洋过于褊浅，还不如杨宪；胡惟庸则好比一匹劣马去驾车，必然会翻车坏事。于是朱元璋感叹道：“吾之相，诚无逾先生。”我的丞相人选，诚然没有一个超过先生。言外之意，你才是不二人选。刘基诚恳辞谢：“臣疾恶太甚，又不耐烦剧，为之且孤上恩。天下何患无才，惟明主悉心求之。目前诸人，诚未见其可也。”

刘基的见解是高明的。一方面，从大局考虑，不撤换李善长，有利于政局稳定；另一方面，他已经萌生退意，故仿效张良，急流勇退，不想卷入权力旋涡，招来杀身之祸。这位再世孔明，果然有先见之明，朱元璋心目中的人才——杨宪、汪广洋、胡惟庸，先后受到重用，也先后被朱元璋处死。刘基如果出任丞相，恐怕也是凶多吉少。

胡惟庸其实是一个宵小之徒，由于李善长的提拔，才步步高升；也由于李善长的推荐，才被朱元璋任命为中书省左丞相。此人逢迎有术，深得皇上宠幸，形成“一人独相”的局面。《明史·胡惟庸传》写道：“帝以（胡）惟庸为才，宠任之。惟庸亦自励，尝以曲谨当上意，宠遇日盛。独相数岁，生杀黜陟，或不奏径行，内外诸司上封事，必先取阅，害己者辄匿不以闻。四方躁进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职者，争走其门，馈遗金帛名马玩好，不可胜数。”活脱脱一副小人得志不可一世的嘴脸。他自以为有皇上宠幸，有李善长这样的元老重臣为后盾，可以为所欲为。

胡惟庸居然把持朝廷多年，对官员的生杀升降，不请示皇帝，自作主张；中央和地方官员给皇帝的奏折，必须先经过他审阅，凡是对他不利的，一律扣押。朱元璋用人多疑，在任命胡惟庸为左丞相的同时，重新起用汪广洋为右丞相，利用他和胡惟庸的矛盾，充当耳目，监视胡惟庸。因此，朱元璋对于胡惟庸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这位权势欲极强的皇帝，绝对不能容忍大权旁落。

洪武十三年（1380），他突然宣布处死胡惟庸，罪名是“擅权植党”。胡惟庸的死，是咎由自取，无可非议。问题在于，皇帝要除掉的并非一个人，而是要株连一个庞大的“胡党”——“胡惟庸党”。当时株连被杀的就有御史大夫陈宁、御史中丞涂节，以后陆续株连被杀的“僚属党羽”及其家属，据说有三万多人。

皇帝的目标显然不仅仅是陈宁、涂节之类，而是李善长这样的开国元勋。这种心态被敏感的官员察觉，立即投其所好，纷纷请求株连李善长、陆仲亨等人。奇怪的是，皇帝没有同意，说道：我起兵时，李善长来投奔，当时我二十六岁，善长四十岁，他的建言大多符合我的意思。陆仲亨当时十七岁，父母兄弟都死了，跟随我出来打天下。这些人都是我初起时的股肱心腹，不忍心杀他们。

这是实情掩盖下的谎话。并非“不忍心”，而是不能下手。因为已经给李善长、陆仲亨等人颁赐了“免死铁券”，上面刻了“除谋逆不宥，其余若犯死罪，尔免二死，子免一死”字样，仅仅是“擅权植党”是不能处死的。因此必须把“胡惟庸党案”的罪状逐步升级，罗织“谋逆”罪，才可以把拥有“免死铁券”的开国元勋置于死地。

果然，洪武二十三年（1390），胡惟庸党案逐步升级为“谋逆”，并且牵连到李善长等人。朱元璋振振有词地说：满朝都是胡党，必须彻底肃清，并且用《昭示奸党录》这样的正式文件公布于天下。现在人们看到的有关这一案件的记载，无论《明太祖实录》还是《明史》，其源盖出于此。

确定李善长串通胡惟庸谋反的“罪证”有两条。其一是他的弟弟、胡惟庸的侄女婿之父李存义的供词，其二是李善长家奴卢仲谦的告发。《明太祖实录》与《明史·李善长传》所说大致相同，其情节之跌宕起伏犹如小说。

《明史·李善长传》很少细节描写，唯独这一情节大肆渲染：“命逮存义父子，鞫之，词连善长，云：惟庸有反谋，使存义阴说善长，善长惊叱曰：‘尔言何为者，审尔，九族皆灭。’已，又使善长故人杨文裕说之云：‘事成当以淮西地封为王。’善长惊不许，然颇心动。惟庸乃自往说，善长犹不许。居久之，惟庸复遣存义进说，善长叹曰：‘吾老矣，吾死，汝等自为之。’或又告善长云：将军蓝玉出塞至捕鱼儿海，获惟庸通沙漠使者封绩，善长匿不以闻。于是，御史交章弹劾。而善长奴卢仲谦等，亦告善长与惟庸通赂遗，交私语。”

《明太祖实录》煞有介事地写道，胡惟庸登门拜访李善长，屏退左右，密语良久，“人不得闻，但遥见颔首而已”。胡惟庸欣然告辞，派遣指挥林贤“下海招倭军，约期来会”，又派遣元朝旧臣封绩带信给北元政权，“请兵为外应”。

一场子虚乌有的“逆谋”——“通倭”“通虏”的反叛阴谋，如此这般虚构成功，人们再一次领教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句成语的精髓。

罪状罗织完成，朱元璋发话了：“善长元勋国戚，知逆谋不发举，狐疑观望怀两端，大逆不道。”你李善长既是开国元勋，又是皇亲国戚（儿女亲家），知道胡惟庸的“逆谋”，居然不揭发，不报告，狐疑观望，首鼠两端，如此大逆不道，理应满门抄斩。很快，圣旨下达：处死李善长及其妻女弟侄。七十七岁的李善长一门七十多人被杀，只有长子李祺因为有其妻临安公主庇佑，而幸免于难，李祺的儿子李芳、李茂也因此逃过一劫。

受此案株连，同时被杀的功臣还有：吉安侯陆仲亨、延安侯唐胜宗、平凉侯费聚、南雄侯赵庸、荥阳侯郑遇春、宜春侯黄彬、河南侯陆聚等。唯一的定罪根据，就是陆仲亨的家奴告发，说陆仲亨勾结唐胜宗、费聚、赵庸等侯爵，与胡惟庸共谋不轨。《明史·陆仲亨传》的这种说法，显然出自官方文件《昭示奸党录》。

毫无疑问，这是一桩冤案。一年后，郎中王国用向皇帝递交《论韩国公冤事状》，为李善长鸣冤。这份状子其实是才子解缙起草的，以雄辩的事实反驳“串通胡惟庸谋反”的诬陷不实之词。大意是说：李善长为陛下打天下，是第一功臣，假使帮助胡惟庸成事，也不过是第一功臣。况且他已经年迈，根本没有精力，何苦如此！李善长一向“子事陛下，托骨肉至亲，无纤芥之嫌”，“未有平居晏然，都无形迹，而忽起此谋者”。说得朱元璋哑口无言，默认是枉杀。

当时的宣传，一律按照《昭示奸党录》这样的官方文件为准绳，真相究竟如何，明朝人也感到扑朔迷离。不过对于此案持怀疑态度者也不乏其人，王士骐《皇明驭倭录》就对胡惟庸“谋反”的说法表示怀疑；谈迁的《国榷》明确说：“惟庸非叛也”，乃“积疑成狱”。不过是怀疑而已，没有展开论证。吴晗的长篇论文《胡惟庸党案考》，广泛发掘史料，考证辨析，才使真相大白。他的结论是：第一，“在胡案初起时胡氏的罪状只是擅权植党，这条文拿来杀胡惟庸有余，要用以牵蔓诸勋臣宿将却未免小题大做。在事实上有替他制造罪状的必要”；第二，“李善长之被株连，其冤抑在当时解缙所代草之王国用疏辞辨之甚明”。

既然胡惟庸并无“谋反”动机与行动，那么李善长等人串通胡惟庸“谋反”，便成为无稽之谈。

朱元璋真是煞费苦心，既要大封功臣，颁赐“免死铁券”，又要大开杀戒，诛戮功臣；既要消除皇权的潜在威胁，又要避免言而无信之讥。在所有的“免死铁券”中，都有这样一句看似不经意的话语：“除逆谋不宥，其余若犯死罪，尔免二死，子免一死。”预先埋下一个钉子：“逆谋不宥”——谋反罪不得免死。有了这一条，后来大杀功臣就谈不上言而无信了。

被朱元璋誉为“立功最大”的徐达，是否可以“免死”呢？

徐达南征北战，立下丰功伟绩，但从不居功自傲，一向恪守为臣之道。朱元璋经常设宴款待，以“布衣兄弟”相称，徐达并不沾沾自喜，反而愈加恭慎。朱元璋多次对他说：徐兄功劳大，至今还没有安定的居所，我想把吴王旧邸送给你。徐达再三推辞。有一天，朱元璋邀请徐达在吴王旧邸饮酒，乘他酒醉，命人把他抬到吴王寝宫就寝。徐达醒后大惊失色，跑到阶下叩头，连呼死罪。朱元璋大为喜悦，随即吩咐有关部门在吴王旧邸前为他建造甲第，并且在牌坊上题写“大功”二字。胡惟庸出任左丞相，想结好于徐达，徐达鄙薄其为人，不予理睬。胡惟庸设计陷害，贿赂徐府门房福寿，指使他诬告主人。福寿不为所动，向徐达如实禀报，使得胡惟庸的卑劣伎俩未能得逞。因此徐达时时向皇帝提醒，胡惟庸此人不可重用。

洪武十七年（1384），因过于辛劳，徐达在北平患病，是极为凶险的背疽（毒疮），朱元璋派遣徐达的长子徐辉祖前往慰劳，把他召回南京。次年二月，徐达突然死去。关于他的死因，《明史·徐达传》没有说明，只有简单的四个字：“病笃，遂卒。”吴晗《朱元璋传》根据其他史料，给出了答案：徐达患背疽，忌吃蒸鹅，朱元璋特地赏赐蒸鹅，派遣使臣送到徐府。徐达流着泪当着使臣的面吃下，不多日就死了。此说似乎不可思议，其实不然。徐达一向是胡惟庸的死对头，当然无法列入“胡党”之中予以整肃，况且还有“免死铁券”在手，并无“谋逆”，可以免死两次。要他死，只有这种不露痕迹的手法了。可见“免死铁券”对于徐达而言，实际上并没有发挥作用，他死的时候只有五十四岁。朱元璋的表演技巧着实高明，他停止上朝，前往哭临，居然“悲恸不已”，事后还追封徐达为中山王。

皇帝赏赐的“免死铁券”不是护身符，充其量只能算是荣誉证书，他可以变着法儿让你死，你还不能说他出尔反尔、言而无信。太祖高皇帝实在是高！ hSJzM6ocbVb034ip7Lq8vuzHUjhO/7dLq4Utfm/+CU9eznP/xbNx7M4A4RL5OzA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