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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小时候，家里有一个保姆，她姓彭，我叫他彭娘，她是我四川老家的一个妇女，在那个村子里面属于最穷的一类人。当时我父亲在重庆做事，家里需要请保姆，就从老家把她请来了，照顾我的哥哥姐姐们，等我生下来以后，她的主要工作就是照顾我。彭娘到我家后不久就爆发了抗日战争，日本飞机时不时会轰炸重庆，在那儿居住变得很不方便。父亲为了母亲和几个子女的安全，就让母亲和彭娘带着孩子先从重庆转移到成都。那时候我母亲肚子里正怀着我，本来母亲是不想要我的，因为在那个动乱的年代，虽然我父亲是一个职员，薪水不算少，但生活只会越来越困难。在抗日战争时期，通货膨胀，而且由于日本鬼子的侵略，物资运输变得很艰难，各处供应都不足，即使有钱也不一定能买到东西。再加上我前面已经有三个哥哥一个姐姐了，从数量上来说也已经够多了，所以，尽管由于没有避孕工具导致了我的出现，但他们并不打算让我出生，母亲于是到处求医问药，要来一些打胎的土方，但是那些药她一吃进去就吐。
后来我听母亲跟我说，那个时候彭娘劝她说：“你别这样了，你把这孩子生下来，有我帮着，咱们一定能把他拉扯大。”因此在1942年，抗日战争陷入最焦灼的相持阶段时，在成都的育婴堂街的一个小屋子里面，我母亲临盆了。
当时母亲在那种情况下还有抱怨，说：“你看，我前面这些儿子闺女都是在医院里面生的，条件多好，难道现在要把这孩子生在这个地方吗？”
彭娘就跟她说：“你放心，我晓得，你们孩子的七舅母，就是一个助产士啊，不也在成都避难吗？她一定会来。”彭娘又说，“你知道吗，我们在农村生孩子，哪里能到什么医院去，都是在自己家里接生。这接生啊我也懂一些，我都烧好了一大锅开水，准备好了干净的毛巾。有他七舅母来助产，有我帮忙，你着什么急啊？”
后来那天母亲就在育婴堂街把我生下来了，七舅母助产，彭娘帮着，挺顺利的。
我记得等我长大了一点儿，有一次彭娘还当着我的面跟母亲笑着说：“刘幺（因为我是我们家最小的一个孩子，四川话里最小的叫‘幺’，我姓刘，所以叫我刘幺）这孩子真不得了。落生的时候，我本来想拍拍他的屁股让他哭的，结果人家一出来就自己哇哇大哭，好有主意啊。一岁多的时候，我给他洗澡，他在澡盆里边就懂得用手使劲抓着毛巾。才那么点儿小，就知道护着自己！”
后来日军的飞机不光轰炸重庆，也轰炸成都，这下连成都也待不住了。母亲和彭娘只得带着我们几个孩子回到了农村，而父亲还得在重庆上班。终于到了1945年，日本鬼子投降了，抗战胜利了，我们全家才得以在重庆团聚。当时我们住在重庆南岸的狮子山上一个叫海狮路的地方。就是在那个地方，彭娘把我抚养长大。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家吃水全靠一个哑巴老头运送，说是老头，可能也就50岁的样子，在现在人均寿命比较高的情况下，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他还不算老，但当时只觉得是很老的一个老头。每隔几天，他会推着一个装着大水箱的车到我们家的篱笆院子里停下来，然后再用木桶一桶一桶地往我们家的草房里面运水。我们家当时有几间像样的房子，是我和父亲、母亲住。我的大哥哥在外地上学，我的其他几个哥哥姐姐则都在重庆城里面住校，只有周末才回家，父亲白天上班，所以平时白天就是母亲、我以及彭娘三个人在这院子里。
在我们住的房子对面，有两间草房，一间是彭娘的住所，一间是厨房。厨房里面有三个大水缸，水缸都有盖子，那水缸比当时的我还高。注好水以后，彭娘会往每个缸里扔一块明矾，我长大了才懂得，那东西可以净水。
每次送水的师傅给我们运完水以后，彭娘总会让他坐在一个小藤椅上，然后给他盛一大碗饭，从碗口那儿还鼓出来一截，像一顶大帽子似的，这样的一碗饭俗称帽儿头。彭娘还会从我们家烧的菜里面分出一大碗给他，这个师傅每次都吃得很香。不是每一家都会供应他饭食的，而彭娘不用我母亲嘱咐就会主动去做这些事。
有一次，送水师傅坐在藤椅上时卷起了裤腿，露出的腿肚子上净是一些划出的伤痕，因为他推那水车在狮子山上走动，有时候难免会被一些野草荆棘在腿肚子上擦出血痕。彭娘看见了，就连忙进屋让我母亲拿出药膏给老师傅抹。她这些与人为善、同情别人的不幸的很小的行为，在我幼小的心中播下了善的种子。
后来有一天，彭娘跟我父亲说，国民党在她老家那儿到处征兵，她儿子因为不愿意给国民党当兵，已经没法在老家待下去了。于是我父亲跟她说，让她儿子到重庆来。本来我是在我们家附近的一个小学上学，走过去很方便，但父亲故意把我转到了离家比较远的小学上学。这样彭大哥来了以后，就成了接送我上下学的保镖。父亲当时在重庆海关内有点儿地位，所以有关部门不敢过问彭大哥的事，他借此免于去当炮灰。
后来解放军进入了重庆，入驻海关之后，以军代表为主组成了一个重庆海关接收委员会，接收委员会里有一些原先潜伏在海关里面的地下党员，这时公开了身份。我父亲不是共产党员，只是一个旧职员，却被吸收进这个接收委员会。因为当时那些地下党员跟军代表汇报了一件事，军代表表扬了我父亲，说我父亲是一个正直的人。原来，我父亲在国民党溃退的时候，坚决不让他们把一些战略物资带往台湾，他把那些东西都留在了重庆，这些战略物资对新中国恢复生产起了很大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在北京成立了新中国的海关总署，我父亲被任命为统计处的副处长，正处长曾是一个地下党员。后来正处长因病不能上班，就由我父亲主持统计处的工作，他很得信任。
因为父亲的工作变动，我们全家从重庆先走水路，坐船出三峡，再从武汉坐火车到北京，住进了海关大院，我成了一个大院的孩子。
在狮子山居住的时候，我们家养了几只大鹅，其中有一只跟我关系最好了，我管它叫嘟嘟。我当时的个头跟那几只鹅一般高，我经常跟它们一起玩，我觉得鹅跟我一样，是平等的生命，鹅也把我认作它们当中的一员，我们相处得非常好。但是等我们快要离开重庆去北京的时候，有一天，我发现彭娘瞒着我把这些鹅都杀掉了，做成了菜。心疼嘟嘟的我于是赌气不跟彭娘说话了，可是我千不该万不该一直赌气到全家坐船离开重庆，都没跟彭娘说一句话。离开重庆那天，我头也不回就蹦蹦跳跳地下了山，跟着我的哥哥姐姐们上了船。等到了船上，我姐姐将一样东西递给我，她说：“你看这是什么？这是彭娘让我给你的，你的嘟嘟。”我一看，是把羽毛扇。
长大以后我才明白，有些事情我们是没有办法的。当时我们全家都要搬走了，这些鹅不宰了吃掉还能怎么办？我不懂事，但是彭娘懂得我心疼嘟嘟，于是把嘟嘟身上的羽毛缝制成了一把羽毛扇；我不理她，她就让我姐姐转交给我。
一见那羽毛扇，我当时就哭了。我忽然想起彭娘，我跟母亲说：“我要彭娘。”母亲就数落我说：“这时候你才想起彭娘，彭娘对你多好啊，你这没良心的，离开的时候，彭娘在坡上一直盯着咱们的背影，我们都回头跟她摆手打招呼，她拿起衣襟来抹眼泪，就希望你回个头，叫她一声。”
船已经开动，我带着悔恨远离了彭娘，没想到这次分开竟成了永别。据说彭娘在离世前口中不断念叨着她的亲人，她有儿子，有儿媳妇，有孙子、孙女，除了念叨他们，她还叨念一个人，就是“我的刘幺”。
在和这么淳朴的人的交往过程当中，我的灵魂得到了真善美的滋养。彭娘去世了，我怀念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