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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一生中，母亲对我的影响非常之大。总的来说我和母亲的关系是比较融洽的，但是没有想到在我参加工作以后，在20世纪60年代，我和母亲之间却发生了一次严重的心理碰撞。
我参加工作的时候，母亲给我准备了她亲手缝制的被褥和枕头，还给了我一只箱子，装了我的衣服、用品什么的。我带着这些东西住进了单位的宿舍，开始了我的社会生活。
1966年春天，我在北京一所中学任教。就在那个春天，我棉被的被套糟朽不堪了，那是母亲将我“放飞”时，亲手给我缝制的。它在为我忠实地服务了几年后，终于到了必须更换的极限。于是我给在张家口的母亲写信要一床被套。这对于我来说是自然到极点的事。母亲很快寄来了一床新被套，但同时我也接到了母亲的信，她那信上有几句话我觉得极为刺心：“被套也还是问我要，好吧，这一回学雷锋，做好事，为你寄上一床……”睡在换上母亲所寄来的新被套的被子里，我有一种悲凉感：母亲给儿子寄被套，怎么成了“学雷锋，做好事”，仿佛是“义务劳动”呢？现在我才醒悟，母亲那是很认真很严肃的话，就是告诉我，既已将我放飞，像换被套这类的事，就应自己设法解决。她是在提醒我，自己的事要尽量自己独立解决。
父亲母亲早晚有一天会变得更老，而且按正常的生命规律，他们会在我离世之前就先走，我怎么能靠他们一辈子？我应该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所以打那以后，我到百货商店给自己置备了针线，开始自己补衣服、钉扣子。母亲给我的第二床被套坏了以后，我就没有再提出请她给我寄被套之类的要求。我自己去买了布，虽然当时有购买限制，但是人人都有布票，还有棉花票。买了布以后自己缝制有困难，我就去街道上找那种提供缝制服务的合作社，用自己挣的工资付了钱，等被套缝好后我取回来晾在绳上，经太阳曝晒，消了毒，我再拿来盖。
所以，在我娶妻生子之前，我就有了相当的独立生活的能力，这要感谢我的母亲。
我这一代人结婚以后，国家当时出台了新的计划生育政策，号召“只生一个好”，以此控制人口数量，后来就出现了很多的独生子女。独生子女多了以后紧跟着出现一个社会问题——有一部分年轻人始终不能够养成独自解决生活问题的能力，什么事都要家里的父母长辈给解决，父母的担子变得特别重，有的还把这份担子搁在爷爷奶奶、姥爷姥姥身上。由此诞生了一个新的词叫“啃老”。
前些年老是看到这样的报道，说有的大学生上大学以后，第一件事就是把所有的脏衣服打包寄回家，等家里洗好、晾干、熨平了再给寄回来——生活不能自理，而且他们觉得父母长辈给自己解决这些问题是理所应当的。这就是所谓的“啃老”，是不对的。
我的父母对我很好，辛苦地把我养大，让我受教育，但是当我受完教育去工作以后，他们就将我放飞，让我独自在社会的天空里面翱翔，从生活中这些小的事情做起，慢慢地，大的问题自己拿主意，自己面对各种人生的挑战。后来等我成家立业了，我终于把这些心事跟母亲说了，母亲笑了，她说：“当时我把第二床被套给你寄去的时候，其实在我心里面也是对你有气的，你这么大个人了，你都工作拿工资了，你都不想着怎么来反哺父母，解决父母的一些问题。当然了，你父亲的工资比较高，我们也不缺什么。可是呢，你完全没有这个想法，没有想过补父母生活之不足，而是盯着父母，有事就向父母伸手。虽然当时我给了你一床被套，可是我心里头还是挺别扭的。”
我们俩面对面把这话说开以后，忍不住都笑了。看着当初那个写信向她要被套的孩子变成熟了，母亲很高兴。这就是我母亲给我的另一份精神滋养。
后来我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题目是《远去了，母亲放飞的手》。我好比是一只发育完善的飞鸟，我挥动自己的翅膀向辽阔的天空飞去，而母亲高高举起双手，她把我放飞，她很欣慰，我飞走，我很兴奋。母亲去世以后，我很怀念她。这篇文章是我在母亲去世后写的。文章的末尾，我这样写道：
静夜里，忆念母亲，无端地联想到两句唐诗：“惟怜一灯影，万里眼中明。”那本是唐人钱起为日本僧人送行而写的。营造的，是一个法舟在海上越飘越远，那舟窗中的灯，却始终闪亮在诗人心中的意境。我却觉得这两句诗恰可挪来涵括对母亲的忆念。她遗留给我的明心之灯，不因我们分离的时日越来越长而暗淡熄灭；恰恰相反，在我生命的途程中，是闪亮得愈见灿烂，只是那明心之光润灵无声，在一派肃穆中伴我始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