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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造社会的价值包含着明确或隐含的假设，经过数百万年的发展，人们对这些假设达成了共识。毕竟，如果“你应该怎么做？”是一个短期问题，那么这个问题的长期版本就是“你应该怎么生存？”。因此，一种有效的思考方式是回顾遥远的过去，沿着进化链回到最基本的地方，去探寻价值判断是如何建立的。系统发育史上最古老的多细胞生物通常由相对未分化的感知运动细胞构成。 [3] 这些生物将环境的某些事实特征直接映射到细胞上，而且基本一一对应。刺激A带来反应A，刺激B带来反应B，没有混淆。自然界中那些较大型且容易识别的生物分化程度更高，构造更为复杂，而它们的感知和运动功能也有了分化和分工，于是承担前项功能的细胞负责侦测外部世界的形态，承担后项功能的细胞负责运动输出的模式。这种分化让生物可以识别更为多样的信息，也可以产生更多种行为反应。还有一类细胞是神经细胞，它们是感知和运动细胞之间的运算中介。对拥有神经系统的生物来说，相同形态的输入可能会因为环境或者生物内部状态的变化产生不同的运动输出。
随着神经系统的复杂化，神经中介层次不断增加，生物对简单事实做出的行为反应变得越发精密、复杂和难以预测。相同的事物或情境可以有不同的感知方式，同样的感知方式也能让不同事物产生不同行为结果。比如，同类动物实验中每次的受试情境再接近，对动物的控制再彻底，也很难让它们产生可预测的一致反应。感知与行为之间的神经组织分层越多，它们的分化就越明显。饥渴和攻击性等基本的动机系统会产生驱动力，从而进一步加大感知和行为的特异性和可变性。接下来取代动机但界线不明显的是情绪系统。认知系统则在进化中出现得很晚，最开始体现为想象力，后来在人类当中体现为成熟的语言能力。所以在最复杂的生物当中存在着从反射到驱动再到语言化行动这样一个等级化的结构，只有这个结构的组织明确了，才能作为一个整体指向特定的目标。 [4]
这个自下而上出现的等级结构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呢？答案已经说过了，是通过不断地合作与竞争，在生存和繁衍过程中对资源与地位的不断争夺而形成的。这个过程既发生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也发生在每个个体短暂的生命里。不同生物在争取地位的过程中被分配到不同的等级位置，这些无处不在的结构决定了生物住所、食物和配偶等重要资源的获取。
但凡具有一定复杂性和基本社会性的生物都拥有并清楚自己的位置。社会性生物都通过其他同类的价值判断和自己的地位来建立对价值的精确理解。
一言以蔽之，将事实转化为行动的内部等级体系，反映了外部的社会组织等级制度。以黑猩猩部落为例，黑猩猩对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和等级分层有着非常细腻的理解，它们知道什么资源重要，而谁又有特权获取。它们对这些细节如生死般重视，而其生死也确实取决于此。 [5]
新生儿具有特定的反射，比如吮吸、哭泣和惊吓。人类以此为起点，在成熟过程中发展出大量行为技能。在两岁或更早的时候，孩子就能用感官定位、直立行走、充分利用带有对生拇指的双手，并且通过语言和非语言沟通表达愿望和需求等。所有行为能力都被整合到愤怒、悲伤、恐惧、喜悦等复杂的情绪和动机当中，被有组织地用于满足儿童当下的具体需求，并逐渐在对长期目标的追求上激发它们。
发育中的婴儿还需要学会协调自己当下的主要动机和其他需求之间的关系，比如进食、睡觉和玩耍的愿望必须学会共存，才能皆可满足。同时，婴儿也需要协调自己的需求同社会环境的要求、规范和机会之间的关系。这种学习和完善的过程始于孩子和母亲的关系，以及在其有限接触的社会环境里自发的玩耍行为。随着孩子的成熟，当他的情绪和动机可以被归纳为一个有意识、可表达的抽象目标中时，比如“我们来玩过家家吧”，他就准备好和其他人玩耍了。这种玩耍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发复杂和成熟。 [6]
就像发展心理学家让·皮亚杰所观察的那样，玩耍行为的前提是孩子和玩伴拥有共同的目标。
树立共同目标以决定游戏的要点，将实现目标所要遵守的规则与之结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一个真正的微观社会。所有的社会均能被视为这种游戏的变体，也就是“E pluribus unum”
。因此，社会要保持健康运转，其基本规则就必须建立在随时随地都要求公平互惠的原则之上。游戏和解决问题的方案一样，都必须可重复才能经久不衰，因而就需要一些原则来支撑。例如，皮亚杰认为自愿进行的游戏要比在武力胁迫下进行的游戏更为持久，因为无论游戏的性质如何，一部分本可以花在游戏本身的精力都被浪费在了强迫进行这一行为上。有证据表明，这样的自愿游戏行为同样存在于人类的近亲物种里。
公平游戏的普遍原则包含了在合作与竞争中对情绪和动机的调节能力，以及在不同情境下建立互利关系的能力与意愿。而且生活更像是一系列游戏，不同游戏之间各有异同，不然也就没必要存在多个游戏了。从根本来说，游戏都有起点，比如幼儿园，0比0的比分，首次约会或入门级的工作等。从起点开始，人们需要遵循一定的方法来不断进步，并且试图实现特定的目标，比如从高中毕业，赢得比分，结婚或者事业有成等。因为这种共性，所有游戏都会自下而上地产生一种规则，或者说一种元规则，即最好的玩家不是某个单一游戏的赢家，而是被最多人邀请参与最多游戏的人。也许你现在还不能完全理解这一点，但正因如此，你才会和自己的孩子说：“输赢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玩游戏的方式！”
有意思的是，连老鼠都明白这个道理。极富创造力、勇气和天赋的学者雅克·潘克赛普（Jaak Panksepp）创造了一个叫情感神经科学的心理学子领域。他花了许多年研究游戏行为对老鼠的身体发展和社会化的影响。老鼠喜欢游戏，尤其是雄性幼鼠特别喜欢粗暴地打闹，以至于它们愿意通过主动工作（比如反复拉一个杠杆）来获得和另一只幼鼠玩闹的机会。
当两只幼鼠初次见面时，它们会估量彼此的能力并且确立一方的支配地位。如果一只幼鼠的体格比另一只大10%，那么它在每一次打闹中都会获胜，这个结果由实际的摔跤来裁定，更大的那只总会将对手压倒在地。如果你倾向于认为等级制度的建立等同于权力支配，那么更大、更有力量的老鼠肯定会胜利，故事也就结束了。但是除非两只老鼠只见一次面，不然故事绝对没有这么简单。
老鼠生活在社会环境里，会和同一批同类反复互动，所以游戏一旦开始就会继续下去，那么规则管理的就不是单个游戏，而是连续反复的游戏。当支配一方的地位建立之后，老鼠就会开始打闹，其方式和真正的打斗非常不同，就像和宠物狗打闹与被狗袭击很不同一样。更大的老鼠每次都能将对手压制，但这会打破元规则，也就是只在重复的游戏中可见的规则。
重复游戏的目的不是支配，而是让游戏持续下去。这并不是说最初建立的支配与被支配地位没有意义，因为当两只老鼠第二次见面时会各自扮演上次确立的角色。弱势的一方会承担起邀请强势的一方来玩耍的责任，强势的一方则有义务接受邀请。前者会欢快地跳来跳去，展现自己的意图。后者会行使自己的特权，表现出很酷和有点不屑的样子，而如果它是一只正派的老鼠，那就会同意游戏，因为它确实也想玩耍。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是，强势的老鼠必须让弱势的老鼠在相当比例的摔跤次数中获得胜利（潘克赛普估计比例是30%～40%），否则弱势的老鼠就会不再有邀请行为，因为游戏对弱势的老鼠来说不好玩了。所以，强势的老鼠虽然可以仗着力量大欺负弱势的老鼠，却会在“让游戏尽可能持久”这一最高层面上输掉游戏。这意味着什么呢？最重要的一点是，力量差异无法稳定支撑起一个等级制度，让持续互动保持在最优水平。
不仅是老鼠，一些灵长类动物群体中的阿尔法雄性也比比它们更弱小的同类更具社会性。它们靠的也不是力量。
何种游戏方式才能让你变成最受欢迎的玩家？培养怎样的内在品质才能实现这样的游戏方式？这两个问题是相互关联的，因为只有当你持续练习正确游戏的艺术时，相应的内在品质才能形成，并且能帮你越发熟练精准地游戏。你可以在哪里学习如何玩耍呢？如果你足够清醒，哪里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