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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七年深秋，一艘轮船停泊在汉口码头上等待靠岸。浓雾笼罩着宽阔的江面，看不到江水和天空，也看不到不远处的其他船只，天地之间只剩浓白的雾。远方，一小片浓雾深处闪烁着淡白的光亮，那是太阳在照耀，可灼热锐利的阳光亦穿不透浓雾。间或有汽笛鸣响，那声音孤单、凄清，如盲人般在雾中胡乱摸索、碰撞。
仁受、秋园和他们五岁的儿子子恒正在这条船上，船将开往重庆。自十月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将其作为战时陪都起，国民政府大小官员便陆续撤往重庆，仁受也在其中。
仁受像头困兽，一会儿到甲板上加入同仁对时局的议论，一会儿在舱室里心神不宁地踱来踱去。战事越打越艰难，这一去就很难回头了。他没有别的牵挂，只想再看一眼又当爹又当妈，将他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的瞎眼老父。战事发展非人力所能控制，微弱的个人就像一段浮木，在时代的滔天大浪里载沉载浮，不知会被浪头打往哪一个驳岸。倘若这次见不到父亲，也许就永远见不到了。此地离湘阴甚近，不如带妻儿下船，看眼老父亲再走……一路上他都举棋不定、心事重重。
秋园忙着哄逗五岁小儿子恒，母子俩常常无知无觉地咯咯欢笑。秋园这年二十三岁，她北人南相，长得白皙、窈窕，身上那件深蓝底缀银色梅花的缎子夹袍更衬得她面目清丽。自打结了婚，仁受就是她的天，她依他如父如兄。秋园想得很简单：仁受说去哪儿就去哪儿，仁受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仁受看着秋园母子俩，愈发感到身上责任重大。时局如此混乱，一下船恐怕前途未卜；可此番若不见老父一面，今生或许再难相见……他在两种思绪中挣扎无果，索性出了舱室，径直走到甲板上向一位张姓同仁请教，此人素有“张半仙”之称。
“你替我算算，我究竟该下船还是跟着船走？”仁受焦急地问道。
张半仙回到舱室，郑重地替仁受打了一卦。卦象显示，仁受该下船，回湖南乡下看望老父。既然天意如此，不妨遵从。
仁受回到舱室，匆匆对秋园说：“把东西都收拾好，船一靠岸我们就下去。”
船在大雾中等待了三个小时，浓雾在阳光的驱赶下总算渐渐散去。船只鸣响汽笛，小心地向岸边靠去。
这艘船只是中途停靠武汉，下船的只有仁受一家。仁受拎着皮箱走在前面，秋园牵着子恒跟在后面，两名勤务兵挑着四个大箱子尾随其后。
过吊桥时，年轻的秋园抱起子恒，迈着轻捷的步子走了过去。从前的生活，也远远地留在了吊桥那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