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平生最难忘的人

我母亲的形象如此深刻地烙印在我的脑海中，以致我上小学一年级时似乎还认为每个老师都是她的化身。放学的铃声一响，我会立刻飞奔回家，边跑边想自己能否在她完全变身前赶回我们的公寓。可是毫无例外，每次我到家的时候，她都已经在厨房里，为我准备牛奶和饼干。然而，她这样的成就并没有让我停止妄想，反倒让我对她的本领佩服得五体投地。更何况，没当场逮到她变身反而让我感到如释重负——即使我仍不停地努力。我知道关于母亲的本性，父亲和姐姐则全然不知，要是我在她毫无防备的情况下撞见她，这种自我想象的背叛会压在我的肩头，这可是当时五岁的我所承受不了的。我想我甚至担心过，要是亲眼看见她从学校飞进卧室的窗户，或者看见她从隐形中四肢一点点显形，套着围裙，我大概会被灭口吧。

当然，每逢她要求我把白天幼儿园里的一切都告诉她的时候，我总是小心翼翼，乖乖照办。我不会装作理解她那无处不在的暗示，但是这肯定和她要搞清楚我以为她不在场时是个什么样的孩子有关——这一点毫无疑问。这种想象（以这种特殊的形式）一直延续到我上小学一年级，而它所造成的结果之一，就是我成了个诚实的孩子，因为我知道自己别无选择。

啊，还是个非常聪颖的孩子。每次讲到我那位脸色蜡黄、身材过胖的姐姐，母亲都会说（当着汉娜的面也一样——诚实也是她的处世之道）：“这孩子没什么天分，不过我们也不指望那种没影儿的事儿。愿上帝保佑她，她还算用功，尽了自己的力，所以拿什么成绩都没关系。”讲到我，她那埃及人长鼻子和能言善辩、喋喋不休的嘴巴的继承者，母亲则会带着她特有的克制说：“这个小土匪？他甚至用不着翻书——门门功课都是A。简直是爱因斯坦再世！”

那么对这一切，我父亲又是怎么看的？他总是痛饮不止——当然不是像非犹太人那样干掉威士忌，而是喝矿物油和氧化镁乳剂。他嚼泻药，早晚吃全麦维麦片，吞下成磅的袋装混合果蔬干。他很痛苦——那真是活受罪——因为便秘而痛苦。她的无处不在和他的便秘，我的母亲从卧室的窗户飞回家，我的父亲读着晚报、屁眼里塞着栓剂……凡此种种，医生，就是我对我父母、他们的特质、他们的秘密所保有的最初印象。他常用平底锅煮的番泻叶，加上在他直肠里融化于无形的栓剂——这些就是他的法术：煮着脉络分明的脱水绿叶，用勺子搅动着这发出难闻气味的液体，然后小心翼翼地把它倒进滤网，再顺着他那一脸的倦容和苦相，倒进他只进不出的身体。接着，他会弓着身子默默对着那只空玻璃杯，仿佛在等待远方雷声的指引，等待奇迹降临……孩提时的我有时也会坐在厨房里和他一起等。但是奇迹从来没有发生，至少不是按照我们所想象和祈祷的样子进行，好比撤销死刑判决、让鼠疫彻底消失之类的。当广播放送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消息时，我记得他曾大声说道：“这也许管用。”但是对这个男人而言，所有的通便法都是徒劳：他的肠子被愤懑和挫败的铁掌紧紧攥住。而他妻子对我的特别宠爱，也加诸了他的不幸。

就连他自己也宠爱我——这真是雪上加霜。连他也看出，我身上蕴藏了使这个家庭变得“跟某人一样有出息”的机运，能让一家人赢得荣誉和尊敬——虽然在我小时候，他向我谈起他的雄心壮志时，绝大多数是就金钱层面来谈的。“可别像你这个蠢老爹——”他会一边这么说，一边和那个坐在他大腿上的小男孩开玩笑，“漂亮的娶不得，心爱的娶不得——要娶就娶个有钱的。”不，不，他一点儿也不喜欢被人瞧不起。他像条狗一样地工作——只为了一个他未注定拥有的未来。从没有人真正带给他满足，回应他适宜的善意——我母亲没有，我没有，甚至我那位可爱的姐姐也没有，他还认定我姐夫是个共产党（即便他现在已经与人合伙开了一家很赚钱的饮料公司，在西奥兰治也有了自己的房子）。而对他敲骨吸髓的，绝不是那个资产十亿的新教企业（或是像他们自己一厢情愿认为的“机构”）。“这是全美最乐善好施的金融机构。”我记得父亲这样声称，那时他第一次带我到他在波士顿与东北人寿保险公司的大办公室，去看属于他的、由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组成的一小方地盘。是的，在他儿子面前，他说话的时候带着“本公司”的自豪。当众声讨公司来自贬身价可说不通——毕竟在经济大萧条时期，他领的是公司发的工资，公司配给他的专用文具，那艘“五月花”号下面就印了他的名字（所以“五月花”号自然也就成了他的标志，哈哈）；而且，每年春天——适逢公司大发善心的季节——我父母还可以去大西洋城享受一个精彩的周末，不仅全程免费，连下榻之处也是称得上高档的非犹太饭店，在那里领受（连同大西洋中部各州所有突破年销——年度预销数字——的保险代理人一起）柜台人员、侍者、行李员的滋扰威胁，更别提那些一脸茫然的自费旅客了。

此外，他总是激情满怀地相信自己正在推销的东西，而这恰恰是另一个使他痛苦不堪、精疲力竭的原因。晚饭后，当他再度穿上外衣戴上帽子，踏出家门开始工作，他不只是在挽救自己的灵魂——不，他也在挽救某个放任他的保单失效，而连带危及了他家人“在雨天里”的安危的可怜混账。“亚历克斯，”他总会这么向我解释，“一个男人要应付雨天，就得备一把伞。你不能连把伞都没有，任老婆孩子挨雨淋！”对于那时才五六岁的我来说，他的话听起来大有道理，甚至令人动容，不过显然那些缺乏经验的波兰人、逞凶斗狠的爱尔兰人，以及住在贫困街区的黑人文盲们，对他的“雨天论”无法苟同，而“全美最乐善好施的金融机构”却总是派他到那些街区兜揽生意。

那些贫民窟里的人嘲笑他。他们根本不听他那一套。他们一听见他敲门，就把空瓶空罐朝房门扔过去，喊着：“滚吧，家里没人。”他们放出狗来咬他不肯罢休的犹太屁股。然而，过了这么多年，他还是设法积累了一些公司表彰他销售能力的徽章、锦旗和勋章，够挂满一整面无窗长廊的墙壁，长廊里有叠放在一箱箱纸盒里的逾越节餐盘，还有用厚厚的防潮纸裹得密不透风的“东方”地毯。既然他都能从石头里榨出血来，公司难道不该奖赏他，视为一个奇迹吗？怎么不让他乘着成就的东风青云直上，“总公司”高高在上的“总裁”怎么就不打听打听他的业绩与成就，在一夜间把他从一个年薪五千美元的保险代理人提拔成一个年薪一万五的地区经理？不，公司让他留在原位。还有谁能在这么贫穷荒凉的地方做出如此惊人的成绩呢？不仅如此，在波士顿与东北人寿保险公司的全部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一个犹太经理（这不符合我们的标准做法，亲爱的，正像他们在“五月花”号上所说的），而以他高中二年级的教育水平，确实不适合成为保险界的杰基·罗宾森。

长廊上还挂着尼·埃弗雷特·林达伯里的照片，他是波士顿与东北人寿保险公司的总裁。这张上了框的照片是对我父亲保险业绩第一次达到百万美元的表彰，或者也许是达到一千万美元。“林达伯里先生”，“总公司”……父亲讲到这些时，像在说华盛顿白宫里的罗斯福……而自始至终，他对公司恨得牙痒痒，特别是林达伯里，他那玉米缨子似的头发、新英格兰式斩钉截铁的言辞，还有他那几个在哈佛就读的儿子、上精修学校的女儿，哦，他们一家子都聚在马萨诸塞，那些异族男的猎狐！打马球！（有一天晚上我听见他在卧室门口大吼大叫）——使得他，你懂吧，在他妻小的眼里当不成英雄。他忿忿不平！怒不可遏！没人能真正使他得到解脱——除了他自己。“为什么我连自己的肠子都蠕动不了！我受够了那堆李子干了！为什么我老是头疼！我的眼镜呢！谁拿了我的帽子！”

我父亲就是以这种粗暴蛮横、自暴自弃的态度（在他那一代犹太男人里，以这种态度对待自己家人的真是屡见不鲜），对待我母亲，我姐姐汉娜，特别是对我。我，将从他昔日被囚禁之处展翅高飞：这就是他的梦想。而我的梦想是它的必然结果：他也会由我的解放中解脱，摆脱愚昧无知、剥削、籍籍无名。时至今日，在我的想象中，我们的命运依然像野草般竞相蔓生，也依然有太多时候，每当我因某本书某个段落中的逻辑或智慧而大为折服时，我立刻不由自主地想到：“要是他能读读这个就好了。没错，读一读，并且去理解——”你看，都三十三岁的人了，我还在期待，还在巴望着“要是怎样的话”……在我大一那年，当时的我，不折不扣就是个拼命要让自己父亲理解的儿子——在那个时候，反正最重要的事不是要让他头脑开窍，就是要改变他的生活——我记得刚开始在大学图书馆里找到一些知识性期刊，便将其中一本的订阅表格撕下，在上面填写上他的名字和我们家的地址，还寄出匿名的礼品订购单。但当我闷闷不乐地回家过圣诞假期，准备指责他一番时，却怎么也找不到《党派评论》。《柯利尔健康》杂志和《展望》杂志都在，但是他的《党派评论》呢？还未拆封就把它扔掉了——我浸淫在傲慢与伤心的情绪中想着——这个蠢货、智障，我这个毫无文化涵养、庸俗至极的父亲，把它当成了垃圾邮件，读都不读就扔掉了！

从这段幻灭的历史中再往前推。我记得某个星期天早晨，我将棒球投向父亲，却等不到球高高飞起，从我的头顶上飞掠而过的光景。我八岁了，生日礼物是我人生中的第一副棒球手套和一个硬式棒球，以及一只我还无法全力挥动的标准球棒。父亲一大早就戴了他的帽子、穿着外套、打上领结出门了；他足蹬一双黑皮鞋，胳膊下夹着那本记录谁欠了林达伯里先生多少钱的巨大的黑色账册。每个星期天早晨，他都会跑一趟有色人种的街区，因为——诚如他所说——那是他逮住那些不愿意支付基础保费的赖账家伙的最佳时机。其实那不过是每周一毛或一毛五的小钱。那些丈夫坐在外面晒太阳，他就在附近伺机而动，试图趁他们还没有来得及用成瓶的“摩根·戴维斯”酒把自己灌得烂醉、人事不省之前，从他们身上捞几个钱。他像一颗子弹从小巷里飞身而出，捉住那些往返自家与教堂的虔诚清洁女工、那些白天在别人家干活平日晚上躲着他的女人。“哦——哦，”有人喊道，“那个卖保险的来了！”就连孩子们也逃之夭夭，藏了起来——那些孩子，他厌恶地说道，告诉我，这些想要改变自己命运的黑人还能有什么指望？如果他们连人寿保险有多重要都无法理解，他们又怎么能提升自己？他们死后连一点破铜烂铁都不留给他们心爱的人吗？因为，“他们的一切”也都会随之消亡，你知道——“哦，”他生气地说道，“‘那是当然的呀！’”拜托，那种连把像样的能遮风挡雨的伞都没有，还妄想把孩子留在大雨里的人，还算个人吗！

我们站在学校后面那一大片土操场上。他把账册放在地上，身上一袭外衣和棕色软呢帽，向投手板走来。他戴着方形的钢丝边眼镜，他的头发（就是我现在的发型）有着钢丝棉般的颜色和质地，像一片野生灌木丛；而那整夜静置在浴室玻璃杯里，对着马桶微笑的两排牙齿，现在正大方地向我微笑，向他的挚爱、他的亲骨肉，这个雨水永远不会淋到他头上的小男孩微笑。“好，了不起的棒球手，”他边说边拾起我那支新的标准球棒，往靠近中央处紧握——而使我非常惊讶的是，他的左手搭上了本该右手握住的地方。瞬间一阵伤感向我袭来，我难过得不能自已：我想要告诉他，嘿，你手的位置错了，但是我说不出口。我怕我会哭出来——或者他会哭出来！“来呀，好家伙，投球吧。”他喊着，我照办了——并且，除了之前对父亲的那些怀疑，当然，我又多了一个发现，他绝不是什么“金刚”查理·凯勒。

好一把雨伞。

真正无所不能的人得数我母亲，连她自己都不得不承认可能她真的太能干了。而像我这种机灵、善于察言观色的小孩，怎么会怀疑这件千真万确的事呢？比如，她做的果冻里有桃子片悬浮其中，就悬在那里，根本就无视重力法则。她烤的蛋糕吃起来有香蕉的味道。她宁可流着眼泪，受着折磨，自己磨辣根，也不去熟食店买现成的瓶装辣酱。她“仿佛一只鹰隼般”（她是这么说的）盯着肉贩子，以确保他没忘记把她要的碎肉放进符合犹太教规的绞肉机里。她会打电话给我们这栋楼里把衣服晾在屋后晾衣绳上的所有女人——那天她大发慈悲，连住在顶层那个离了婚的非犹太人也通知了——叫她们快，赶紧把洗好的衣服收进去，一滴雨已经落在了我们家的窗玻璃上。这女人身上安了什么雷达探测器！这还是在雷达发明以前的事儿！她身上的精力！使也使不完！她挑出我算数中的错误，检查我袜子有没有破洞，审视我的指甲、脖子，和身上每一处关节、缝隙，以确定我干净无垢。她甚至让冰凉的双氧水流进我的脑袋，只为了清理藏匿在耳朵最深处的垢屑。那玩意噗噗砰砰地鸣响，我的双耳好像浸满了冒泡的干姜水，把那些隐藏的黄色耳垢分解成小碎片，再带到耳面上来，这显然是损害听力的做法。这样的医疗程序（虽然可能挺古怪的）当然耗时，并且耗力——但是，既然事关健康和清洁、细菌和生理上的分泌，她必会尽其所能，以免危害他人。她为死者点亮蜡烛——别人常常忘记，她却总是虔诚地铭记在心，甚至用不着在日历上标示提醒。乐于奉献融在她的血液里。去扫墓时，她说，自己好像是唯一保有“常识”、遵守“一般礼节”的人，记得去清除亲戚们墓边的野草。春日初霁，她就已将樟脑丸放在屋内所有毛呢制品边上，避免虫蛀之害，也把卷起来捆好的地毯拖到我父亲的奖章室里。她从不以她的房子为耻：让陌生人走进屋内，随便打开哪个柜橱、抽屉，她没有什么可丢脸的。必要的话，在浴室地板上吃东西也没问题。当她输了麻将，她便把它当作一项运动，而不是像某些她认识但她才不会将她们的名字说出来即使是蒂莉·霍克曼也太琐碎不值得一提就让我们忘掉她吧事情就此打住。她做针线，打毛活儿，缝缝补补——她衣服熨得甚至比那个黑鬼还棒。那是个笑嘻嘻、十分孩子气的黑人老太太，母亲的朋友们都爱占她的便宜，只有母亲对她以礼相待。“只有我对她好。只有我会在午饭时把整罐金枪鱼给她，我说的可不是便宜货。那可是美人鱼牌，亚历克斯。我很抱歉，我无法当个小气鬼。对不起，但是我无法那样生活，就算那两罐得花上四毛九。多萝西来的时候，埃丝特·瓦塞尔贝格总会在家里四处丢下一些两毛五的镍币，事后再数算，确认一毛不少。可能我太善良了。”她悄声对我耳语，同时把滚烫的水浇到清洁女工方才用来吃午饭的盘子上，她是个像麻风病人般孤独的女工，“但是我不会做那样的事儿。”一次多萝西碰巧回到厨房，当时我母亲还站在标着“H”的水龙头前，让热水倾注在刚于这个黑鬼粉色厚唇进出的刀叉。“哦，多萝西，现在要弄掉银器上的蛋黄酱有多费劲儿呀，你知道的。”我那位舌灿莲花的母亲这么反应——就这样，她后来告诉我，靠着她的灵机一动，总算没伤害这个黑女人的感受。

我不乖的时候，就被锁在公寓外面不让进家门。我站在大门前面不断地擂门，擂门，直到我发誓我一定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为止。但是我究竟干了什么呢？我每天晚上将头一天的晚报小心翼翼地铺平在油毡地毯上，然后才在晚报上擦皮鞋；事后我也从来没有忘记拧紧鞋油罐的盖子，并且把所有用具物归原处。我从底部往上卷牙膏管，以画圆的方式刷牙，从不上下刷；我开口闭口“谢谢”“不客气”“对不起”“可以吗”。在汉娜生病或者晚饭前拿着蓝色铁皮罐，出去为犹太人国家基金募捐的时候，虽然没轮到我摆放餐具，我却主动过去帮忙，谨记餐刀和汤匙永远在右，叉子在左，餐巾要折成三角形放在叉子的左边。我从来不吃肉菜盘子里的奶制品，从不。不过呢，在我生命中有那么一年左右的时光，经常一个月不到我就犯了不可原谅的错误，以至于家里要我收拾东西走人。但我到底干了什么呢？母亲，是我啊，那个在学校开学前花好几个晚上，彻夜用漂亮的古英文字体，在彩色的课程分隔卡上工整地写下科目名称的小男孩啊，他还耐心地给整学期的三孔笔记本的活页孔贴上保护贴，无论是有格子的还是没格子的都一样。我会携带梳子和干净的手帕，从来不让我的高筒袜耷拉到皮鞋鞋缘，我很注重这个；我的家庭作业总在老师吩咐的几周前就做完了——承认吧，妈，我是我们学校有史以来最聪明、最整洁的小男孩！因为我，老师们（正像你知道的，正像她们已经告诉你的）得以高高兴兴回到她们的丈夫身边。那么我干了什么呢？谁能回答这个问题，请起立！我这个坏孩子，她连一分钟也不愿意让我再呆在家里头了。有次我说姐姐是“臭屁大粪”，母亲马上抓了块棕色洗衣皂把我的嘴巴洗了一遍；这我可以理解。但是，把我扫地出门？我究竟做错了什么！

善良的她会为我准备好午餐让我带上，但是，当我穿着外套和高筒雨靴出了门，发生什么事情就与她毫不相干了。

好啊，我说，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吧！（我也会演——我可不是白呆在这个家里的。）我不需要这包午餐！我什么东西都不需要！

我再也不爱你了，再也不爱一个像你这么顽劣的小男孩了。我会一个人和你爸还有汉娜住在这儿，我母亲说道（她真是个遣词造句的大师啊，能一下子就击中要害，要你的命）。汉娜可以帮星期二晚上来打麻将的女士们设桌摆牌。我们再也不需要你了。

谁在乎啦！我走到门外，走进漫长、昏暗的走廊。谁在乎！我会光着脚丫子在大街上卖报纸。我会搭上运货的卡车到我想到的任何地方去，天地是我家，席地而睡，我想——就在这时候，我看见立在我们家门垫旁的空牛奶罐，仅仅如此，就使我失去的一切刹那间在我的头顶上爆裂了。“我恨你！”我边号叫边用穿着雨靴的脚踢门。“你最坏！”面对这污言秽语，面对这穿过公寓楼道传来的反叛的咚咚响声，我母亲和楼里的另外二十个犹太女人竞相充耳不闻，她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把我们家的门加上双重门锁。就在这时，我开始捶门求她让我进去。我跪倒在门垫上，求她饶恕我的罪过（可那又是什么呢？），向她保证，今后我们的生活一定会完美无缺，那时候我相信这一切就会这么没完没了地下去。

接着几个晚上我都不想吃饭。大我四岁的姐姐就提醒我一件事，其实我并没有忘记：如果我拒绝吃饭，母亲绝不会容忍这种任性——以及我这极端愚蠢的行为。为了我好，她是绝不会退让的。都是为了我好，她才要我做这做那的——我还不听她的吗？难道我到现在还不明白，她是省下自己嘴里的给我吃吗？

但我并不想要她嘴里的。我甚至不想要我自己盘子里的——这才是重点。

拜托！我这个潜力无限、成就无限、前景看好的孩子！上帝慷慨地赐予我天赋，让我既有貌又有才，难道会允许我毫无道理绝食而亡吗？

我会希望别人瞧着我一身的皮包骨，一辈子看不起我，还是希望他们把我当成男子汉？

我想要被人推来推去、当成笑柄，想当那种人家打个喷嚏就能撂倒的弱鸡，还是想赢得人们的景仰尊重？

哪种才是我所企盼的大人模样？是强壮有力还是虚弱不堪，是事事成功还是一事无成，是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还是一介鼠辈？

我就是没有胃口，我回答说。

于是，我母亲在我旁边的椅子上坐下，手里拿着一把长长的面包刀。刀是不锈钢的，刀刃上带有锯齿。我究竟想成为哪一类，是强壮有力还是虚弱不堪，是当男子汉大丈夫还是一介鼠辈？

医生，为什么，为什么哦为什么哦为什么，身为人母，她竟然拿着一把刀对着自己的儿子？我才六七岁，我怎么知道她不会真的使用这把刀呢？我应该怎么做，吓唬她、虚张声势一番吗？我不过才七岁。老天爷，我根本想不出那么复杂的东西——我可能连六十磅还不到呢！要是谁朝着我挥刀子，我会以为那个人蛰伏在某处，想要取我性命！不过，到底是为什么呢？她脑子里究竟盘算着什么？她究竟能有多疯狂？就算让我称心如意——谁又会损失什么呢？为什么要拿着一把刀，为什么要摆出杀人的架势，为什么必须取得如此压倒性、毁灭性的胜利？明明前天她还把熨斗放在熨衣板上，为当时在厨房里天翻地覆地排练着我们三年级制作的《啊，陆地！》中的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一角的我热烈鼓掌。我是我们班的明星演员，少了我，他们没一场戏能上得了。哦，他们确实上过一次，就是我得支气管炎那回，但是我的老师后来私下向母亲透露，那无疑是二流的表演。噢，多少个愉悦的午后，她在厨房里一边擦拭着银器、切碎肝脏，或在我紧身内裤的裤腰上缝制新的松紧带，一边时不时瞟一眼油印剧本为我提词，扮演伊莎贝拉女王，和我这个哥伦布对戏，或是贝齐·罗斯，和我演的华盛顿对话，抑或念着我路易·巴斯德的夫人的台词——她怎么能在放学后，在那些天色昏暗的美妙时刻里，在和我一起跃上我天才之路的巅峰后，到了晚上，却拿起面包刀对准我的心脏，只因为我不愿意吃几颗青豆和一块烤马铃薯？

我父亲又为什么不出面制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