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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和对情绪的感受分别是一个过程的开始和结束，但是，情绪的相对公开性和随后产生的感受的完全隐秘性都表明，在这个连续统一体上的这些机制是相当不同的。如果我们要彻底调查这些机制，那么，尊重情绪和感受之间的区别是有帮助的。我曾建议，“感受”这个术语应当作为一种对情绪的私密的、内心的体验保留下来，而“情绪”这个术语应当用来指一些反应的集合，其中许多（反应）是可以公开观察到的。实际上这意味着，即使作为一个有意识的存在，你在感知到自己的情绪状态时，尽管能够观察到自己身上的感受，却不能观察到其他人的感受。同样，也没有人能观察到你的感受，但是，引起你的感受的某些情绪却能轻易被他人观察到。
要进一步阐明我论点的话，构成情绪的基本机制并不需要意识，就算它们最终用到了意识。换言之，你可以使导致情绪表现的过程迅速出现，而不必意识到情绪的诱导物，更不用意识到导致它的那些中间过程。实际上，即使在此时此地的有限时间内出现了某种感受，有机体也可能不会知晓到它的出现。可以肯定的是，在进化的这个阶段，在我们成年生活的这个阶段，情绪发生在一种意识环境中：我们可以持续地感受到我们的情绪，并且知晓我们感受到了它们。我们的心智和行为的网络是由连续的情绪循环编织而成，紧随其后的是已知的、会产生新情绪的感受，如同一首正在演奏的复调音乐，强调和凸显了我们行为中的特定心智和行动。
尽管情绪和感受现在是一个功能连续体的组成部分，但是，如果我们想要研究它们的生物学基础并在一定程度上取得成功，那么，对这个连续体的步骤进行区分是有帮助的。此外，如先前所提到的，感受可能刚好悬在与知晓状态分离的临界点上，并且因此与意识有着某种特别的联系 6 。
为什么我如此确信情绪的生物机制不依赖于意识呢？毕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经验中，我们似乎经常知晓到导致某种情绪的境况。但是，经常知晓并不等同于总是知晓。有可靠的证据显示，情绪诱导具有隐蔽性。我将用一些来自我实验室的实验结果来例证这个观点。
戴维是我所记录下来的在学习和记忆方面有最严重缺陷的患者之一；他根本记不住任何新的事实。比如，他记不住任何一种新的外貌、声音、地点或词汇。结果就是，他学不会从面孔、声音或名字中认出任何一个陌生人，也记不得任何关于他在哪里遇到了这样一个人或者他和那个人之间发生了什么事的信息。戴维的问题是由脑两侧颞叶的大范围损伤所引起的，其中包括一个被称为海马的脑区（海马的完整性是产生对新事实的记忆所必需的），以及一个被称为杏仁核的脑区（这是皮质下的一组与情绪有关的核团，我接下来将会提到）。
许多年前，我听说戴维在日常生活中似乎对某些人表现出一贯的偏爱或躲避。例如，在他居住了近20年的熟悉环境里，如果他想要根烟或想要杯咖啡，他会频繁地选择去找一些特定的人，而有些人他则从来也没找过。当考虑到戴维完全认不得这里面的任何一个人，不知道自己是否曾经见过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以及不能说出他们当中任何一个人的名字，或即使给出了名字也不能指认出对应的人时，这些行为的一致性是耐人寻味的。这个有趣的故事会不会不仅仅是一个有趣的轶事？我决定对它进行检验，并进行实证测试。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和我的同事丹尼尔·特拉内尔（Daniel Tranel）一起合作设计了一个在我们实验室被称为好人/坏人实验的测试。 7
在一个星期的时间内，在完全可控的环境下，我们让戴维进行了三种有明显区别的人际交往。第一种交往是与那种特别令人愉快的、受人欢迎的人进行交往，并且无论戴维是否有要求，他们都会奖赏戴维（这种人就是好人）。第二种交往涉及以下一种人：他们在情绪上中立，并让戴维参加一些既不令人愉快，也不令人讨厌的活动（这种人是中立的人）。第三种交往涉及以下一种人：他们举止莽撞，对任何要求都会说不，并且让戴维参与一项即便是圣人也会感到厌倦的、非常冗长乏味的心理任务（这种人是坏人）。这一任务是延迟不匹配样本任务，最初是为了研究猴子的记忆而设计的（当然，如果你拥有猴子的心智，你可能会为此感到高兴）。
这些在不同情境下的演出被随机安排在连续的5天中，但总在一个特定的时段内，以便对（戴维）暴露在好人、坏人或中立人（的情境下）的全部表现进行适当的测量和比较。这场精心策划的演出需要不同的房间和一些助手；这些助手不能是同样的人，而且要分别扮演成好人、坏人和中立人。
在经历了所有交往情境后，戴维被我们要求去参加了两项不同的任务。在第一项任务中，我们要求戴维观看了4人一组的几组照片，这些照片包括了参与实验的3人中的一位的脸，接着问他：“如果你需要帮助，会去找谁？”并要他进一步澄清：“在这组照片中，你认为谁是你的朋友？”
戴维的表现极为惊人。当对他好的那个人的脸出现在4人一组的照片中时，戴维有超过80%的概率选出那个好人。这表明他的选择是明显地非随意的——仅凭运气，戴维会有25%的概率选择这4人中的任何一个。中立人被选中的可能性并不大于这个随机概率，而坏人基本上从不会被选中，这也是有些违反随机规律的。
在第二项任务中，戴维被要求看这3个人的脸，并告诉我们他对他们的了解。如往常一样，他的脑海里一片空白。戴维甚至不记得曾经遇到过他们，也回想不起任何一件与他们交往中发生的事。不用说，他不能叫出他们中任何一位的名字，不能在给出人名的情况下指认出对应的人，而当我们问他上个星期发生的事情时，他也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但当问到这3个人中谁是他的朋友时，他总是会选好人。
这个结果表明，这件轶事很值得研究。可以肯定的是，在戴维的意识中没有任何东西能给他提供明显的理由去正确地选择好人而拒绝选择坏人。他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选择这一个而拒绝另一个；他只是这样做了。然而，他所表现出的这种没有意识的偏爱很可能与他在实验中被诱发出的情绪，以及与他在接受测验时无意识地再次唤起这些情绪的某些部分有关。戴维没有学到能够在心智中以表象的形式展开的新知识。但是，有些东西就保留在他的心智中并且能够以非表象的形式，即动作和行为的形式产生一些结果。戴维的脑可以产生与初始遭遇的情绪价值相称的行为，而这种行为是由先前的奖赏或奖赏不足所造成的。为了使这种观点更加清晰，让我来描述一下在进行好人/坏人实验的那段时间里我观察到的一件事。
当戴维被带到遭遇坏人的情境中，转进走廊，看到那个坏人正在不远处等着他时，他退缩了，停顿了片刻，然后才让自己慢慢地进入测试间。我注意到了这一点，立刻问他是否出了什么事，是否有什么我可以为他做的。但是，一如往常，他告诉我，不，一切都很好。毕竟，他脑子里什么也没有，也许只有一种孤立的、毫无缘由的情绪。我毫不怀疑，看到坏人会引起戴维短暂的情绪反应和短暂的此时此地的感受。然而，如果没有一组适当关联的表象来向他解释反应的原因，这种效应就是孤立的、不连贯的，因此也是动机不明的 8 。
我也毫不怀疑地认为，如果我们不只用一个星期而是连续几个星期来进行这项任务，戴维会利用这些消极和积极的反应来产生最适合他的有机体的行为，例如，一直选择好人而避开坏人。但我并不认为，他自己会故意地选择这样做，而是他那给定了现有设计和配置的有机体会瞄准这种行为。他会发展出一种对好人的趋向性以及对坏人的规避性，就像他在现实生活中培养出的这种偏好一样。
刚才所描述的情境允许我们得出其他一些要点。第一，戴维的核心意识未受损伤，这个问题我们将在下一章重新谈到。第二，在好人/坏人的实验环境下，戴维的情绪是被无意识地诱发出来的，而在其他场合，他则是有意识地产生情绪。当他不必依赖于新的记忆时，他会因为在品尝他最爱吃的一种食物或在看一个令人愉快的场景，而感到很快乐。第三，假定他的脑中一些与情绪有关的皮质及皮质下区域有显著的损伤，如腹内侧前额叶皮质、基底前脑、杏仁核，那么，很明显这些区域对于情绪或意识来说都不是不可或缺的。戴维脑中的以下结构是未受损伤的：整个脑干、下丘脑、丘脑、大部分的扣带回皮质，以及几乎所有的感觉和运动结构，我们可以将此牢记于心，以备将来参考。
让我以我们实验中的某个坏人是一位年轻、可爱又美丽的女神经心理学家这一信息，来结束这些评论。我们之所以以这种方式设计了实验，让那位女神经心理学家扮演反面的角色，是因为我们想要确定，在何种程度上戴维对有年轻漂亮的女性陪伴而表现出来的偏爱会抵消以下两项的作用：该女性令人反感的行为，以及该女性是令人厌倦的任务的执行者这个事实（戴维的确关注这类女性；有一次，我甚至还看到他抚摸帕特里夏·丘奇兰德［Patricia Churchland］的手臂并说“你是如此温柔……”）。没错，正如你所能看到的，我们这个善意的、有点反常的计划得到了回报。再多的自然美也不能补偿由坏人的行为方式和任务所带来的乏味而诱导出的那种消极情绪。
我们没有必要意识也往往意识不到情绪的诱导物，而且我们不能任意地控制情绪。你可能会发现自己处在一种悲伤或快乐的状态，并且你可能会困惑自己现在为什么会处在这种特殊的状态中。一份详细的调查也许可以揭露可能的原因，且其中的一个或另一个因素也许更有可能就是实际的原因，但你往往不能确定。实际的原因可能是某一个事件的表象；这种表象有可能被意识到，但因为你正在注意其他的表象而没有注意到它，因而它没有被意识到。或者根本就没有表象，你的情绪仅仅源于你内环境中一个化学成分的短暂变化，而这种变化是由你的健康状态、饮食、气候、激素周期、某天的运动量，甚或你为某事而产生的担忧等因素引起的。这种变化足以引起一些反应并改变你的身体状态，但它不像一个人或一种关系那样是可以想象的，例如，它不会产生一种在你的心智中能够知晓到的感觉模式。换言之，诱发情绪并导致了随之而来的感受的这些表征是不需要被注意到的，不管它们表示的是有机体外部的某事还是内部唤起的某事。不论是内部还是外部的表征，都能在意识检测的背面发生，且仍能诱发情绪反应。情绪能以一种无意识的方式被诱导出来，因此在有意识的自我看来似乎没有动机。
一个将要成为诱导物的表象是否该被允许作为我们思想中的一个目标保留下来，对此我们可以进行部分的控制。（如果你是个天主教徒，你就会非常清楚我的意思。同样，如果你在演员工作室工作过，你也会明白。）我们可能无法在这项任务中获得成功，但消除或者保留这个诱导物的工作肯定会发生在意识中。我们也能部分地控制一些情绪的表达，如压抑怒气、掩盖悲伤，但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并不是非常擅长于此，这也是我们花那么多钱去看那些善于控制情绪表达的好演员（以及会把钱花在打扑克上）的原因之一。但是，一旦形成了某种特殊的感觉表征，不管它实际上是否是我们有意识的思想流中的一部分，我们对于诱发情绪的机制就没多少控制权了。如果心理和生理环境适当，情绪就会接踵而来。情绪触发的无意识性也解释了为什么情绪不容易被任意地模仿。正如我在《笛卡尔的错误》中解释的那样，源于愉快的自发的微笑或者由悲伤引起的自发的哭泣，是在扣带回脑区的控制下由位于脑干深处的脑结构来执行的。我们没有办法对这些脑区的神经过程进行直接的任意控制。偶尔故意地模仿情绪表现，很容易被察觉是假的，不论是面部肌肉的形态还是声音的语调，总是有些方面会露出马脚。这种事态的结果就是，在我们这些不是演员的大多数人当中，情绪是一个相当好的指标，用于表明环境如何有益于我们的健康，或者至少（说明）它对于我们的心智有多大的帮助。
我们在停止一种情绪上的效率大概与我们在阻止打喷嚏上的效率一样。我们可以试着阻止某种情绪的表达，但只会部分成功，不会完全成功。我们中的一些人在特定的文化影响下，变得很擅长于此，但实际上我们所获得的是掩饰情绪的某些外在表现的能力，而非阻止发生在内脏和内环境中的那些自动变化的能力。想想你上次在公众场合被感动到并试图掩饰这种感动之情的结果。如果你单独和葛洛丽亚·斯旺森（Gloria Swanson）一起在黑暗中看电影，你有可能侥幸控制住你的情绪，但是，当你为一位死去的朋友念悼词时，却不能做到这一点——你的声音就会出卖你的情绪。
有人曾告诉我，感受发生在情绪之后这种观点不可能是正确的，因为人可以对情绪进行压抑并仍产生感受。当然，这个人的观点是不正确的。我们只能部分抑制我们的面部表情。我们可以训练我们的情绪，却不能完全地压抑住它们，我们内心的感受就是我们没能成功地压抑住情绪的证据。
我们对内环境和内脏的控制非常有限，对此的一个例外是呼吸控制。要进行这种控制，我们就需要采取一些随意行动，因为自主呼吸与演讲和唱歌时随意控制发声使用的是相同的结构。你可以学会在水下游泳，在越来越长的时间里屏住呼吸，但这仍然是有极限的；这种极限是奥林匹克冠军也不能超越的，是保证存活的必要条件。歌剧演唱家面临相似的障碍。哪位男高音不想在高音C上坚持得更久一些，从而发出像女高音一样的音呢？但是，再多的喉部和腹隔膜训练也不会让男高音或女高音跨越这种障碍。通过像生物反馈这样的过程对血压和心率进行的间接控制也是一个例外。但是，一般来说，对自主神经功能的随意控制是比较有限的。
但是，我可以报道一个戏剧性的例外。数年前杰出的钢琴家玛利亚·若昂·皮雷斯告诉了我们以下一种体验：当她在完全控制自己意志的情况下进行演奏时，她既可以减少情绪在她身体中的流动，又可以使之畅通无阻。我和我的妻子汉娜都认为，这是一种相当惊人的浪漫想法。但玛利亚·若昂坚持认为她可以做到，而我们却拒绝相信她的话。最后，我们在实验室中对这一体验进行了验证。我们通过导线将玛利亚·若昂连接到复杂的心理生理仪上，同时，她在以下两种情况下听我们选的短音乐片段：允许情绪出现，或对情绪进行随意的抑制。当时，她演奏的肖邦小夜曲刚刚发布。我们用她演奏的一部分和丹尼尔·巴伦博伊姆（Daniel Barenboim）演奏的一部分作为刺激。在允许情绪出现的情况下，她的皮肤电传导记录充满了波峰和波谷，很有趣地和乐章中的各段联系起来。接着，在情绪抑制的情况下，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发生了。她确实可以随意地使她的皮肤电传导图变得平缓，并且改变心率。她的行为也发生了变化。背景情绪的轮廓被重新排列，其中一些特殊的情绪性行为被消除了，例如，头部和面部肌肉的运动更少了。我们的同事安托万·比查拉（Antoine Bechara）完全不相信，于是又重复了整个实验，想知道这是否可能是一种习惯化的人为产物，可她又一次做到了。所以，毕竟还是有些例外有待发现。也许这种例外在那些毕生工作就是通过情绪创造奇迹的人身上发生得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