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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锺书先生自少年起，才情已经毕露，二战后《围城》与《谈艺录》两书问世，声名鹊起，惟因时局骤变，沉潜约三十载；至改革开放、中美建交后学术交流，钱先生随团赴美，于寻常谈话间，即出语不凡，无意间展露字正腔圆的外文、淹博的中西学问，令举座惊艳，遂名驰遐迩；一生积学用之一朝，挥洒自如，势所必然。自海外载誉归来后，国内知吾华有此奇才，始大轰动。又适逢《管锥编》巨著问世，虽文意深奥，不妨畅销；新著之外，久已绝版之旧文、旧书也一一重印问世，大受青睐；小说《围城》重印后尤其热销，拍成电视剧更是家喻户晓，天下无人不识君矣！
语云“名满天下，谤亦随之”，钱先生亦难免，盖因名重而遭忌嫌，乃俗世所常见。钱学得自天赋、得自家学、得自时代。后人三者难兼，鲜能望其项背。凡欲下视钱学以鸣高者，虽刻意挑剔、牵扯，往往见树不见林，或见林不见树，甚至误读曲解，自以为是而不免贻笑。或因钱学难缠，遂议论其性格。槐聚与世无争，有如市隐，何来争议？然而凡具风骨的学人，多少有“知识人的傲气”（intellectual arrogance），何况钱氏博学多识，论文阅世每能推见至隐，一针见血，词气不免直言无忌；固然有人赏识，拍案惊奇，甚至五体投地；然亦有人难以忍受，嘲讽其不饶人之性格，视其批评为骂人，甚至有人东施效颦，以骂人作为批评。最颠倒黑白者，莫如扭曲其淡泊名利为热衷名利。其晚年盛名非其预期，更非追逐可得，只因时空巨变，其学始大显，博得大名。但是盛名之累，使其不得安宁，自叹“浮名害我”。钱先生晚年逃名唯恐不及，北美诸名校曾屡以最高讲座邀请，西欧汉学会议以贵宾相招，均一一婉拒，与当时竞欲出国访问，甚至不惜请托乞求之情景，相比之下，犹如天壤之别。利则由名而来，无非是版税稿费，有人有鉴于钱书畅销而爱“书中钱”，于是侵权滥印，实为文明社会所不容。然忌钱者，不谴责奸商之恶，反讥受害者为利兴讼，宁有是理？最后钱家所得之巨额稿酬由杨绛先生全数捐作清华奖学金，嘉惠学子，足表心迹。
钱先生独学孤行，置毁誉于度外，自谓已至谀不喜而毁不怒的境界。但盛名之下，无端之传闻不断，仍使其感到困扰，于言谈间曾感叹“老糊涂信口开河，小钻风见缝插针，一人言虚，万人言实”，殊觉无中生有、积非成是的无奈，尝告诫吾辈习史者曰：“见此等消息，必存戒心，无采入传记也。”钱先生晚境如此，自比湖上朝天之龟，动弹不得，深憾“人海无风亦起波”，痛恨为“众蝇所啄也”。
钱先生晚年衰病，深知“老景增年是减年”，极不愿将性命作人情，更加珍惜与妻女相处的日子。他们仨真是人间的奇遇，相聚在一起是他们最快乐的时候，经过时代的艰辛，再也不愿意生离，但终不免死别。最伤感的莫过于钱瑗先两老而逝，钱先生不久亦弃世，留下杨绛先生一人，书斋独守十八年，在孤寂的心情中完成钱先生遗著的整理工作。我有幸认识他们仨，蒙钱先生不弃，能亲其人，互通音讯，故于其身后，亟思撰写一书作为对一位前辈学者与忘年交的追思与纪念，以志文字因缘。
此书所谓“心史”，不是一般的心理传记，更无意迎合心理学理论，而是利用言之成理、行之有素的若干心理学概念与学说，冀有助于深入了解传主的思想与行为，获致“如烛照幽”之效。心理学也不是一般的自然科学，而是在20世纪新创的独立学门，成为宗教、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之外的另外一大领域，其原创者弗洛伊德亦得以与耶稣、马克思、爱因斯坦三位犹裔巨子并称。钱先生自少年时即习知弗洛伊德之重要，并借其说为阐释之资，我亦追随而已。
我虽蒙钱先生首肯写他，但自知学力有所不逮，难以尽窥槐聚堂奥的宫室之美，唯恐有负钱先生的期望。《槐聚心史》于2014年由台湾大学出版中心初版，曾经三刷，并慨允尽快在大陆出简体版，适北京中华书局正欲重印拙著多种，并愿意将此书纳入，重新校阅，多有修订，谨此表示衷心感谢。
汪荣祖
2017年7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