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一个成功的君主，不能只是马上打天下，还必须能马下治天下，不能只是勤于政务，还必须在史书留下自己的浓墨重彩，让世界因你不同。
朱棣靠武力夺取了天下，但他显然很清楚，用暴力来维持统治既不可能，也没必要。让后世史学家们不得不佩服的是，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朱棣就顺利完成了由反叛者到捍卫者之间的转变。
永乐元年三月初一，大明首都南京的孔庙之中，朱棣身着龙袍，表情严肃，向着孔子像四鞠躬，随后，他又来到了国子监，向祭酒（类似今天的社科院长）胡俨赠送了多部儒家经典，并饶有趣味地聆听了学者的讲经。
朱棣想用这种方式，向天下读书人传递一个明确的信号：本王，不，朕也是重视文化的。你们就把心放在肚子里，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吧。
在二十一世纪一O年代的今天，出书是件非常容易的事情，只要你有粉丝，有卖点，就有书商上门来谈合同。只要你有渠道，有宣传，就会有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替你买单。可在六百年前，著书立说怎么看也得是桩智力活，作者怎么看都得是个文化人，不是谁都能做的。
任何人都摆脱不了走向死亡的宿命，但图书却可以永远长存于世间。经济可以使一个国家壮大，军事可以使一个国家强大，但唯有文化，才能使一个国家伟大。当然，曹操和李煜这样的天才诗人，关汉卿和汤祖这样的剧作家，罗贯中和吴承恩这样的小说家，肯定是多少年也出不了一个的。朱棣并没有什么文学才华，要写也只会写自娱自乐的打油诗，但他同样也渴望在历史上留下一些记录，让世界因他而不同。
朱棣想修一部鸿篇巨制，能够让后世子孙反复提及，永远记得。按照常规，皇帝修典应该在统治末年，估计自己活不了多少日子的时候再说，类似今天那些自传作者的心态。但朱棣可是不走寻常路，不当普通人的杰出君主，他刚上皇帝没满一年，就决定修典了，当然，朱棣不会亲自去做这种事的，身边有得力助手嘛。
因为他觉得，以解缙的聪明睿智，一定可以充分领会自己的深刻意图；以解缙在读书人中间的巨大影响力，一定可以组织一个非常出色的编撰团队。以解缙渴求名利的劲头，一定可以圆满完成自己交待的光荣任务。
朱棣还特意叮嘱道：“尔等其如朕意，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占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成一书。”
说得多诚恳啊。解缙同学，你有没有感到压力山大吗？
解缙领到任务之后，自然是不敢怠慢。凭着自己内阁首辅的组织才华，以及天下第一才子的动员能力，他很快组织了一个多达一百四十七人的编纂队伍，比今天的一个中型出版社规模都大。解缙给这些人分派了任务，组织了经、史、子、集几大部门，分头整理资料、抄录成册。自己则担任总裁，统领全局进度。
解缙告诉大家，你们做的工作，与那些亲身参与靖难的武将们同样伟大，武将们靠手中的枪赢得历史尊重，你们则依靠手中的笔拼得历史地位，好好干吧，不能计较个人得失。
要说这些人真是辛苦，一个月三十天连轴转，中秋和春节全不休息，全身心扑在工作上，就是希望给皇帝拿出一个满意的答卷，自己也能得到点赏赐什么的。
当时虽然已经有了活字印刷术，但朱棣和解缙却在一点上达成了共识，这样一部高规格的经典，怎么能用印刷机，必须一行一行地抄出来！正如同样是造高级轿车，手工打制的劳斯莱斯，必然比你流水线上做出来凯迪拉克高端不少。
永乐二年十一月，忙活了近一年半的解缙，终于交出了自己的劳动成果。当他命人把这几百册抄好的书卷呈到奉天殿时，身为创意人的朱棣相当高兴，给丛书命名为《文献大成》。并吩咐在礼部衙门举办庆功宴，好好慰劳这些劳苦功高的学者。
看着解大才子日益增多的白发，日益明显的皱纹，日益不利落的脚步，（这年他不过才三十六）朱棣深深知道他辛苦，也非常明白他的不易，于是令户部拿出专款，对编辑团队进行重赏。
领到赏银的解缙，还没过上几天清闲生活，就被人叫到皇宫去了。
解缙一看老大铁青着脸，知道自己有大麻烦了。
“朕不是一再说，让你修的是百家之书，可你收录的，怎么全是儒家经典？朕的话，你到底听进去了几何？”
朱棣越说越气，把目录册扔到了地上，解缙跪在地上，大气都不敢出。心说，当朝皇帝和汉武大帝同样雄才大略，但思路却完全不一样啊。
汉武帝重用大儒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朱棣却对解缙只收编儒家经典非常不满，清晰地展现了一种海纳百川的大气魄。
而自作聪明的解缙，也让朱棣的信任大打折扣，从此之后，他这个永乐皇帝跟前的第一红人，地位就有些江河日下的味道了。
解缙这么聪明，却没有领会好领导的意思，是过于自信呢，还是对工作过于想当然，没人说得清楚。
朱棣并没有撤掉这位首席大学士的总裁职位，也算给足了他面子。不过，还是给他安排了一位顾问。解缙一听这个人的名字，就知道大事不好：此人哪里是顾问，明显是监工嘛。
这位顾问，正是我们的老朋友姚广孝，江湖人称道衍大师。
所谓一扛过枪，一起同过窗，一起造过反，一起嫖过娼，自然感情就不一样。而解缙，只是从原来的主子朱允炆那里变节过来的意志薄弱者。
姚广孝参与到编纂工作之中后，心高气傲的解缙也不敢造次了，大事小事都要向这个顾问请示。顾得上的要问，顾不上的也要问。姚广孝也不跟他假客气，把自己感兴趣的五行异术、奇门遁甲一类书籍，通通录了进去。
朱棣还安排了王景等五人担任总裁，另外二十人担任副总裁，组成了一个无比豪华的编委会，而从事具体工作的人员，进一步增加到二千一百六十九人，这些人不限于翰林院的知识分子，还包括了著名的僧人，道士，画家、乐师等等，把三教九流的精英都召集在一起了。
永乐五年（1407）年十一月，在三千多编纂人员的辛苦努力人，中国历史上一部空前的百科全书，终于宣告完成。
它有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三亿七千万字。相比之下，本人这部书只有二十万字，也就是说，即使按本书的开本，也得装钉一千八百五十多册，一个喜欢读书的人即使别的事什么都不做，三天看一本，全部看完都得十五年时间。
曾经有一个机会摆在解缙面前，他没有去珍惜，等到失去之后才后悔不已。如果时光可以倒流，他一定对这这份工作说一声：我爱你。如果一定要加上一个期限的话，他也希望是一万年，可惜，他对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对朱棣的严格估计不准，自己未来的仕途，从此也就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朱棣把全中国这么多精英召集在一起，一干就是好几年，只是为了修一本书，在有些人看来，永乐皇帝此举真是兴师动众，浪费笔墨与纸张，也糟蹋粮食。但是，正所谓“燕雀安知鸿鹄之志”，他们理解不了朱棣的深刻用意，是因为自己的境界与段位，跟永乐皇帝差得太远。
乱世用重典，盛世好修书。朱棣此举，无疑向全中国表明，别看我刚刚登基，国家形势好得很，特别是读书人，更应该放心！但有明一世，知识分子对朱棣修书并不看好，夹枪带棒地讽刺他转移视线，更有孙承泽在《春明梦余录》中，将他与另一位太宗时修《太平御览》相提并论：
陆文裕深曰：宋太宗平列国所得裸将之士最多，无地以处之，于是设六馆修三大部书，命宋白等总之。三大部者，《册府元龟》、《太平御览》、《文苑英华》也。《御览》外又修《广记》五百卷。永乐靖难后，修《永乐大典》亦此意。余按，宋太宗诏诸儒编集故事一千卷，曰《太平总类》；文章一千卷，曰《文苑英华》，小说五百卷，曰《太平广记》，医方一千卷，曰《神药普救》，总赐名曰《大平御览》。若《册府元龟》一千卷，乃真宗编也。文裕所考或未确乎？至靖难之举，不平之气遍于海宇，文皇借文墨以销垒块，此实系当日本意也。
赵光义的庙号同样是太宗，因为有谋害哥哥赵匡胤的嫌疑，长期为读书人所不齿，就算修再多的书，也摆脱不了为自己转移视线的质疑。那么，朱棣又如何做出回应呢？
仅仅有一部百科全书式的《永乐大典》，朱棣还觉得相当不过瘾，这毕竟只是把别人写过的作品整理了一下。连他那半个文盲父亲，都能攒出《大诰》《皇明祖训》来忽悠百姓，安抚子孙，他好歹也在帝都南京受过正规的教育，怎么能输给老爹？
而且，朱棣表面上最为崇拜的皇帝唐太宗，也以本人的名义写出了《帝范》十二篇，作为教导子孙的教科书，朱棣要向天下人证明自己能两手抓，两手都能硬，自我标榜“修文竟武，灭虏迁都，终其身不敢自逸”，就不能不用“著作”来证明自己。当然，是不是自己写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必须以自己的名义发出。
于是，永乐七年，就有了这本《圣学心法》。在行文风格上，此书显然参考和借鉴了宋代的《帝学》（范祖禹编）和《大学衍义》（真德秀编）。
朱棣召集胡广等大臣审阅，还假客气了一番：
古人治天下，皆有其道。虽生知之圣，亦资学问。由唐汉至宋，其间圣贤明训，具著经传。秦汉以下，教太子者多以申韩刑名术数，皆非正道。朕间因闲暇，采圣贤之言，若执中建极之类，切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者，今已成书。卿等试观之，有未善，更为朕言。
朱棣让大臣们提意见。这些老油条怎么可能上当，当然都挑好听的说：“陛下，帝王道德的要点，都记载在书里了，能和典谟训诰一道流传传万世。请刊印以赐福天下。”朱棣也就不再谦虚了，下令印刷，并正式定名为“圣学心法”。虽说此书是对古人言论的整理汇编，体现的却是朱棣的治国理念和政治主张。
从《圣学心法》中大致可以看出，朱棣特别强调的有以几点：
一、顺从天意，崇拜祖先。
中国的历代皇帝都自称天子，强调君权神授，借老天的力量压制苍生。在那个科技文化十分满意落后的年月，想让老百姓不迷信，就跟让今天的女孩子不化妆一样困难。
朱棣所受的那点教育，难以让他产生“人定胜天”的思想，他的身上，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时代局限性。他无法否认天人感通之说的存在，强调要尊重天意，而不是逆天而行。“天道不言，四时行而万物生”，“天道至诚无息”，“天道至公无私”。
朱棣强调，统治者应按照“天道”行事，方能成为享受天命眷佑的圣人，否则就不会受到上天眷佑。而普罗大众，应该接受仁君的统治。如果缺少必要的服从，违背了天道，那么，自然就得不到上天青睐了。
但是，朱棣并没有一味强调臣民的服从，而是要求执政者也要顺应天道，并将之作为统治能否长久，天下能否安定的重要因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相比那些只强调民众服从，不申明君主责任的统治者，朱棣的思想还是有所领先的。当然，他这样做的目的，也是要让知识分子更加没有心理负担地接受，更乐于接受自己的领导。
朱元璋将自己视为元朝的继承者，但又认为蒙古人已经失去了天命。而朱棣的认识却有了进步，他强调：
天运虽有前定之数，然周家后来历数过之，盖周之先德积累甚厚，其后嗣又不至有桀纣之恶，使夏殷之后不遇桀纣，未遽亡。若顺帝不恤军民，不理国政而荒淫无度，安得不亡！故国之废兴，必在德，不专在数也。
作为一国之君，能够认为元朝的灭亡并非完全是天数，而是德政出了问题，并以此来警醒自己，这在历代君王中，无疑显得难能可贵。作为天子，主动约束自己的行为，以顺应天意，“王者知有天而畏之，言行必信，政教必立，喜怒必公，用舍必当，黜陟必明，赏罚必行。”
全世界没有一个民族，能像中国人一样敬重祖先。将死人的坟墓修得比活人的住宅还气派还宜居，也只有炎黄子孙做得出来。中国一直没有占主导地位的宗教，祖先崇拜却能让国人得到一定程度上的心灵慰藉。而每一个帝王，都把去太庙祭祀当成最为神圣和重要的事务，并将自己的一切，当成祖先在天之灵的恩典。
因此，中国人大多情况下绝不赞赏改动与革新，而是执迷于守成和坚持。朱棣也说：
祖宗之法，所以为后世也。当敬之、守之，不可以忽，继世之君，谨守祖法，则世祚延长。衰世之主，败其祖法，则身亡国削。
他将能不能遵守祖制，提到了能否保住江山，甚至自己性命的地步，让今天的我们看来，无疑太过夸张，但当时人还说，却是相当受用。
至于具体作法，朱棣则有如此认识：
人君之所好与天下而同其好，所恶与天下而同其恶。群情之所好，而己独恶；群情之所恶，而己独好，是拂天理之公，而循夫人欲之私，则所蔽者固而溺者深。虽欲勿殆，其可得乎？
即便掌握了至高权力，还是不能肆意妄为，而是要与天下人同好恶，将自己视为天下人中之一员，而不是那个特殊分子。核心即是“与世同乐”。这和“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观点，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二、善待百姓，轻徭薄役。
皇帝及其统治集团当然无法直接从事生产劳动，创造社会价值。所有的收入来源，必然要依靠百姓的贡赋。而在那个社会生产极其落后的年代，大部分劳动者，从事的无疑是一种“糊口经济”，生存权成为他们追求的第一目标。对于这样微不足道的要求，统治者如果也无法满足，那恐怕就触怒被统治者的底线了。
朱棣当然也不赞成过度的压榨，他知道这样只会削弱政权的根基，他说：
民者，国之根本也。根本欲其安固，不可使之凋蔽。是故，圣王于百姓也，恒保之如赤子，未食则先思其饥也，未衣则先思其寒也。民心欲生也，我则有以道之，民情恶劳也，我则有以逸之。……薄其税敛，而用之必有其节。如此，则教化行而风俗美，天下勤而民众归。
别说皇帝了，一个知府县令，都可以堂而皇之地自命为“父母官”，只要略微对百姓公正一点，就能得到“青天大老爷”的奖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施行仁政，其实真的没有多难；建立适度的剥削体系，给民众的生活留下余地，留有念想，才能保证既得利益者一劳永逸地剥削下去。而广大黎民百姓，其实对这样的剥削也是完全能够容忍的。
为了让被统治者有饭吃有衣穿，提高执政集团的组织管理水平，当然也是非常必要的。今天我们看来，皇帝大略也相当于一个超大型公司的董事长，对于公司如何长久发展，他必须有自己的特殊贡献，有自己的管理哲学。朱棣当然没有这样的战略意识，但他也做出了一定的思考，他说：
经国家者，以财用为本，然生财必有其道。财有馀则用不乏。所谓生财有道者，非必取之于民也。爱养生息，使民之力有馀，品节制度，致物之用不竭。……民者邦之本，财用者民之心。其心伤则其本伤，其本伤则枝干凋瘁，而根抵蹷拔矣。
在骨子里，朱棣是看不起老百姓的，但他也明白生财要有道，让牛光犁地不吃草，都能把牛累死，何况大活人呢。因此，朱棣执政期间，确实也实行了一系列开垦荒田、修建水利、减免租税的政策，并为其后代儿孙所继承。
三、礼义教化，恩威并施。
自西周开始，历代君主都十分重视发挥礼乐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朱棣认为：
夫礼者，治国之纪也；乐者，人情之统也。是故，先王制礼所以序上下也，作乐所以和民俗也。非礼则无以立也，非乐则无以节也。教民以敬，莫善于礼，教民以和莫善于乐。
恩威并施是治国的要决。历朝历代，统治阶级如果过于迷信自己的国家机器，往往会引发严重后果。但如果用礼义廉耻来约束普罗众生，巧妙地将统治者的利益，转化成被统治者的需要，润物细无声地完成洗脑，无疑对巩固统治大有好处。
当然，礼乐的解释权只能在统治者，只能由帝王牵着百姓鼻子走，而不能颠倒过来，相信广大读书人，也愿意站在皇帝一边，朱棣指出：
圣王之于天下也，不使卑逾尊，贱陵贵，小加大，庶先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得其所而礼义立。孔子论为政，必先于正名，春秋纪王法，必严于谨分。治天下者必明乎此，则君臣正，父子亲，夫妇别，长幼顺。上以统下，大以维小，卑以承尊，贱以事贵，则朝廷之义明而祸乱之源塞矣。
当然，国家既然是暴力工作，当然得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既要树立正面典型，也要严惩不识好歹，公然违背道德规范之人：
刑者圣人制之以防奸恶也，使民见刑而违罪，迁善而改过。是故，刑虽主杀，而实有生生之道焉。何也？盖禁奸革暴，存乎至爱，本乎至仁。制之以礼，而施之以义，始也明刑以弼教，终也刑期于无刑。
但是，朱棣自己就在建文帝治下吃过大亏，显然明白“压迫有多深重，反抗就有多强烈”的道理，对于秦隋的短命而亡，他也是深深地引以为戒。
至若秦隋之君，用法惨酷，倚苛暴之吏，执深刻之文，法外加法，刑外施刑，曾何有忠爱恻怛之意？杀人越多而奸愈作，狱愈烦而天下愈乱。失四海之心，招百姓之怨，曾未旋踵而身亡国灭，子孙无遗类。是皆可为明戒。
就算是出于自身的考虑，行仁政都是必要的，一个礼乐之邦，人民懂得仁义廉耻，能过上舒适体面的生活，何必提着脑袋跟国家机器作对呢。
四、广纳贤才，鼓励谏言。
在专制社会，皇帝是最高统治者，但如果没有一个可靠的领导班子，往往也会孤掌难鸣，需要很多得力的助手，来帮助他实现执政意图。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源自隋朝的科举制度，经过唐朝的发展，在宋朝进入了全盛时期，相比西欧中世纪贵族垄断国家权力，中国各社会阶层之间的壁垒，却一点都不森严。普通人家的孩子最终成为六部尚书甚至丞相，根本算不上稀奇事情。
而朱棣当政后，通过恢复和扩大科举等手段，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趋势，他认为：
致治之要，以育才为先。……苟不养士而欲得贤，是犹不耕耨而欲望秋获，不雕凿而欲望成器。故养士得才，以建学立师为急务也。
任人之道当择贤才，择之审则用之精，……取之至公，用之至当，不以私昵而妨贤，不以非贤而旷官。故善用才者，如百工之用器，各造其宜而已。……
佐治理者，必出众之才。知其果贤矣，听之勿疑，则可以养其忠亮。授之以事，则可以责其成功。夫贤才在位，则不贤者远，官皆称职，而庶事咸康。
朱棣不愿意实行愚民教育，反而多方培育和造就人才，而且用人为贤，听之不疑，如果真正落实了，对广大知识阶层无疑有极大诱惑力。
历代的国君和高官，流传下来了不少“礼贤下士”的佳话。即便这是一种作秀，做都比不做要好得多。朱棣身为作秀高手，深知其中奥妙，他说：
人君之于臣下，必遇之以礼，待之以诚，不如是则不足以得贤者之心。夫君不独治，必资于臣。敬大臣非屈己之谓也，以道在是而民之所观望者也。是故，待下有礼，则天下之士鼓奋而相从。待下无礼，则天下之士纳履而远去。”
相比老子朱元璋对知识分子人格尊严的反复践踏，儿子朱棣待之以诚的作法，自然能够让不少读书人真心拥护赞赏。他意识到，君主与大臣同属于一个利益集团，唯有尊重后者的聪明才智，让他们有职业成就感，方能更好地为君主制度出力（mai ming）：
人君日理万机，事难独断，必纳言以广其聪明，从善以增其不及。虚心而听，不恶切直之言。宽大有容，以尽謇谔之谏。苟不谦己和颜，以接群言，则臣下虽有直言，不敢进矣。故听言者国之大福也。众言日闻则下无蔽匿之情，中无隐伏之祸，而朝廷清明，天下平治矣。
二十一史（当时只有这么多）中的反面教材够多了，朱棣深以为戒：
若夫庸主则不然，好谀而喜佞，拒谏而饰非，恣其志之所为，极其心之所欲。享重禄者，固荣而保位，居下僚者，惧罪而畏诛。缄默不言，耳目壅塞，俱蹈败亡，可胜惜也！
惟昏主则不然，以聚敛者为足以称其欲，巧佞者为足以悦其心。胶固而不移，纠结而不释。如是则忠正者不得入，小人进而君子退，欲国不危，岂可得也？
朱棣的这些言论，并不完全是写给别人看，用来收买人心的，在一定程度上，他也真是这样做的。如此一来，他的政治理念，就更多地靠近了自己推翻的建文帝，而远离了口口声声要维护的太祖朱元璋，这无疑是个历史的悖论。但不管怎么说，朱棣这能有这样的思想意识，确实相当难得。
朱棣巩固政权，推进文化建设取得了这样的进展，对于一个武夫出身的粗人来讲，也是相当不容易了。不过，细心的读者一定会留意了，从坐上龙椅的第一天到永乐二年四月，朱棣犒赏功臣，清洗逆敌，创设内阁，扩大科举，重设锦衣卫，编纂永乐大典等等，忙得不亦乐乎，似乎把一件大事抛在脑后了：他怎么不立皇太子呢，难道要和雍正一样，搞秘密建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