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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推翻一个旧朝廷，还是建设一个新政权，光靠领袖折腾是不行的，得需要手下无数人的鼎力支持。都说二十一世纪最珍贵的是人才，十五世纪又何尝不是呢？有所不同的是，今天的很多老板说要重用人才，不过是嘴上说说，转个身就忘了，而朱棣却落到了实处。
别的不说，对待建文降臣和自己的北平老臣，朱棣并没有采取双重标准，对事不对人，这一点就太难能宝贵了。
朱棣对于选拔人才，很有自己的心得，他说：
“人君进一人退一人，皆不可苟，必须厌服众心。若进一人而天下知其善，则谁不为善？若退一人而天下知其恶，则谁敢为恶？无善而进，是出私爱；无恶而退，是出私恶，徇私而行，将何以服天下？”
朱棣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有一项了不起的制度，深深打上了朱棣的烙印。
科举是中国的伟大发明，也为后来西方文官制度大力借鉴，但还有一个现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采取的制度，事实上也是中国最先采用和完善的。
这就是内阁制度。
朱棣二十一岁那年，朱元璋一手策划和导演了胡惟庸案，一气儿屠杀了两万多人，顺便把宰相职位也取消了。老皇帝告诫子孙：“以后子孙做皇帝时，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秦，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真的是杀气腾腾，用心良苦啊。
在以后的十八年中，朱元璋这位曾经的和尚与乞丐，把国家元首与政府首府一担挑，日理万机，披星戴月，忙得日常生活都受到严重干扰，许多妃子都月经失调了。在身边人的建议下，朱元璋设立了“殿阁大学士”的职位，帮助自己批读诏书，处理政务。办公的地点是三殿，即文华殿、武英殿及华盖殿，和两阁，即文渊阁和东阁。朱元璋是何等聪明的君主，本身工作热情又高，对别人的戒备心理又重，还特别看不起读书人，如此一来，这些大学士最多是相当于政务秘书，做点抄抄写写的工作，大事小事还得由老朱一手包办。
朱元璋死后，皇孙朱允炆继承了皇位，他当然没有皇爷爷的治国能力，身边必须有一群得力助手。朱允炆既需要人帮忙，又不能违反先皇的规定，只能采取一些变通之法。他颁布圣旨，把各部尚书由从二品提到从一品，这样他们的就有了更多的决定权。
朱允炆没有立丞相，但齐泰和黄子澄所做的工作，事实上就类似于以前的二把手，只不过是没有名号，也不拿那份工资罢了。朱允炆把朝政放给了齐黄之后，自己则和方孝孺一起研究更重大的决策，比如要不要恢复井田制、如何恢复，等等。（真是悠闲，不想想朱棣都要打到南京了）
等到朱棣在南京称帝时，朝廷可用之人本来就少，而且很多老家伙虽说被迫归顺，但依旧心系前朝，对朱棣只是表面上客气，内心不满情绪严重。而朱棣也很清楚稳定压倒一切的必要性，对于归顺的建文朝官员，他并没有做出重大调整，原来的尚书还是尚书，原来的侍郎还是侍郎，但这并不等于说，他就要维持现状了。
朱棣知道，想要把朝政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指望这些老家伙肯定不行，必须破格提拔年轻人，打造一支完全服从自己的，年轻有操守的干部队伍。
建文四年七月，朱棣刚占领南京城，皇帝的位子还没坐热。在清洗建文余党、维护京城秩序之时，还不忘颁布一道重要圣旨。而这个决策也在中国政治制度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对以后五百年的历史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朱棣指示说，因为翰林院人员缺乏，要挑选一批有真才实学、并且年富力强的学者，充任翰林。当时被荣幸选上的有数十人，而在其中，朱棣又特别挑选了七人，为他们在皇宫内的文渊阁安排了办公室。
六部九卿高官的上班地点，都在皇宫以外。除非上朝，这些人平时轻易见不到皇帝，也没有同万岁爷直接联系的通道。但文渊阁就在皇宫里面，位于午门的东南角，属于内务府管理的地盘，因此设在这里的办公场所，就又多了一个名称——内阁。被有幸选中的七人，当然就成了内阁大学士。
当然，朱棣的这个举措，肯定是有历史继承性的，正因为朱元璋搞了殿阁大学士，朱允炆事实上恢复了宰相制，在前两人的基础上，朱棣根据自己的切实需要，采取了这样一个重大的战略举措。
相比老朱时的那些抄写员，如今的这些大学士，可是要参与政务的，甚至要参与到重大问题的决策中来，他们的前程，理论上说是非常光明的。
在欣喜之余，这七个年轻人根本没有想到，他们能够改变中国历史的进程；他们没有想到，自己做的事情是有开创性的；他们没有想到，一个新时代就此开始。此后的五百余年时间里，在明清两代，内阁都是朝廷重要的中枢机关，从中走出了许多让我们耳熟能详的重要人物。
历史不会忘记这七人的名字，他们是解缙、黄淮、胡俨、胡广、杨子荣、杨士奇和金幼孜。其中，年龄最大的胡严不过四十三岁，最小的杨荣只有三十二岁，借用一下当代的通俗说法，他们都是那个年代的六零后和七零后。（朱棣本人就是六零后）
特别值得强调的是，朱棣在位二十二年里，只选用了这么七个大学士。胡俨在永乐三年调任国子监祭酒，其他人都在内阁做了多年，除了解缙和黄淮之外，其他四人甚至一直做到了去世为止。
杨子荣、杨士奇与后来进入内阁的杨溥一道，更是组成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三杨内阁，在朱棣死后的洪熙、宣德以至正统早期，他们一直得到了皇帝的极大尊重，事实上掌握了国家核心权力，为大明中后期出现的政治大变革奠定了坚实基础，可以说，没有三杨，就不可能出现张居正这样的人物。
什么叫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朱棣给那些只会嘴上喊口号讲段子，转过身使劲安插自己大侄子小舅子的同行，好好地上了一课。
必须指出的是，七人之中，没有一个是朱棣从北平带过来的亲信，事实上，他们都在朱允炆那里领过工资，也就是说，这些人都有对主子不忠的变节行为。常言说，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今天能背叛建文，难道明天就不会出卖永乐吗？
可朱棣似乎并不担心。
七人之中，杨子荣是福建建安人，黄淮是浙江永嘉人，其他五人全部来自江西。大明的首届内阁，可以把江西话当成工作语言了。其中杨士奇是泰和人，金幼孜是新干人，剩下的三人，则又是真正的同乡。
他们都来自吉安府吉水县，这是著名的文坛领袖欧阳修、爱国诗人文天详的故乡，是人才辈出、人文荟萃的一方热土。“朝中半江西，翰林多吉水”，一点也不夸张。
而这七人之中，自然也需要一个领袖人物，这个位置要别人心服，自己必须有过硬的才学，超高的人气。幸运的是，这个大明历史上第一个首辅，还真称得上才华横溢。
此人是谁啊？
在明朝初年，刘基与宋濂当然是无可争议的文坛领袖，他们之后，方孝孺也有过短暂的辉煌，可当老方因自己的倔强走上不归路时，另一个人及时填补了这个空白。
他就是解缙。
毛泽东主席最喜欢引用的一个对子：“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作者正是解缙。也正是这个对子，为他带来了杀身之祸。可见这个解首辅虽说才气过人，身上倒有几分三国名士杨修的影子。
解缙出生于洪武二年（1369），字大绅。缙绅就是官员的雅称，可见解缙的父母，给孩子起名时，就抱着很大期望，万般皆下品，唯有科举高。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当上大官。这就是他们为孩子设计的人生路线。
而解缙也没有让父母失望，坚定不移地把备战科举作为年轻时代的唯一追求。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仅二十岁的解缙，就凭极为优异的成绩高中进士。他的面前，似乎铺好了一条金光大道，只等着他吹着口哨走过去，拥抱梦寐以求的荣华富贵。
不过，当时的大明王朝，却可以说处于一片血雨腥风之中。朱元璋自从马皇后去世之后，既失去了精神寄托，又没有了倾诉对象，于是就似乎喜欢玩上了杀人游戏——不是用打扑克玩，是真的杀。即使贵为开国元勋、国之栋梁，朱元璋早上叫你爱卿辛苦，下午就能叫你人头落地。洪武朝的大臣，个个顺从得令人发指，生怕因为一份奏章，一句实话，甚至一个眼神，就永远看不到第二天的日出。他们没事就祷告，盼着朱元璋早点住到孝陵里去，太子朱标早日上台，让自己也能过上几天舒坦日子。
但刚刚进入官场的解缙，肯定是书读太多，把脑子读得不好使用了，居然一本正经地向朱元璋上了一篇《太平十策》，将自己书呆子的个性和纸上谈兵的命门暴露得一清二楚。这事让同行们知道了，大家都打心眼里高兴：自己仕途上少了个有力的竞争对手，京城棺材店又能多一份订单了。
可惜，这帮人高兴得太早，朱元璋收到上书之后，不但没有杀解缙，还将他好好夸奖了一通，鼓励朝中大臣向这个年轻人学习。
朱元璋甚至还破格接见了这个不怕死的小吏，并亲切地对他说：“我和你义则君臣，恩犹父子，你应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从此，年纪轻轻的解缙名声雀起。有了皇帝的撑腰，做起事情来更是没有禁忌。甚至在朱元璋诛杀开国第一重臣李善长之时，他也自作聪明地为这位老丞相辩护。
洪武二十四年（1391），解缙的好日子结束了，朱元璋罢了他的官，据说还丢给了他一句话：“十年之后再起用你。”
解缙虽说有几分迂腐，但也不是真傻，不会真等十年的。洪武三十一年（1398），朱元璋一死，他立即返回京城，四处活动。建文四年（1402），解缙担任了翰林待诏。当朱棣的铁骑踏平南京之后，解缙与许多在京的文官做出了同样的明智选择——归顺。
解缙的才学修为，当世无人能比，而他的思路敏捷，反应灵活，和当年的曹植杨修相比，也一点也不逊色。
传颂最广的一个段子，是一次朱棣宴请众文臣，席间大家喝得正High，皇上存心找茬，莫名其妙地就突然发难，说自己后宫突然有喜（这是胡说，他早就没生育能力了），让群臣赋诗。在坐诸位大眼瞪小眼，谦让一番之后，这活就推给了解缙。
解缙才不怕他呢，张嘴就来：
君王昨夜降金龙。
皇帝的孩子，当然是龙的传人了，但朱棣诚心要刁难这位才子：“我生的可是个公主。”
解缙眉头一皱，马上就想出下句了：
化作嫦娥下九重。
过渡得很自然嘛，一个“化”字，简直有画龙点睛之妙。
朱棣可不甘心让解缙占了上风，继续瞎编，反正自己生不出来了：“哎，可惜啊，刚刚出生，小公主就夭折了。”
在大家的一片叹息声中，朱棣做痛苦状看着解缙，实际上是想让你呤得痛苦，你小子说得不好冒犯了公主，我还能给你安个罪名。
哪里想到，解缙继续口吐莲花：
料是人间留不住。
朱棣继续乱编：“我已经下令，将尸体扔到后花园的池塘里去了。”昏，哪有这么对待亲生女儿的。为了难住解缙，也不能这么损自己吧，好歹是一国皇帝。
满朝的高官面面相觑，唯有朱棣乐呵呵地坐在桌前，捧着一杯酒慢慢欣赏，话说到这份上了，你姓解的恐怕是无解了吧。
谁知道，不一会朱棣的脸色就不那么洒脱了，曹植还需要七步成诗，解缙根本就不用思考，脱口而出：
翻身跳入水晶宫。
朱棣这时候，肯定恨得牙痒痒的，但也抓住不住什么把柄，人家避讳工作做得很到位，丝毫没有犯戒。
解缙的提升如同坐直升飞机一般迅速，永乐二年（1404），他被任命为翰林学士兼右春坊大学士，也就是大明内阁的首任首辅。朱棣对解缙的满腹经纶非常欣赏，对他忠于职守的认真劲头更是无比佩服。这位皇帝曾当着满朝文武的面说：“天下不可一日无我，我则不可一日少解缙。”不过，所谓他人既地狱，皇上的如此表态，如果传到别的大臣耳朵里，得到的恐怕多半不会是什么心悦诚服，而是心怀不满。
而进入内阁的其他几个人，也都有相当辉煌的履历。特别是杨子荣和杨士奇。
杨子荣虽说年轻，却有着不俗的表现，建文四年六月十七日，朱棣在南京准备登基的那一天，他冒着生命危险拦住了这位四皇子的坐骑，提醒朱棣应该先祭拜孝陵，给朱元璋打个招呼。在整个过程中，杨子荣表现得非常沉稳，不亢不卑，既没有刻意做戏突显自己，也不会令对方难堪下不来台，让朱棣印象深刻。从此，这个年轻人也踏上了升官的快车道。
就算让杨子荣穿越到五百年后智取威虎山，相信他也能很漂亮地完成任务。
洪武四年（1371），杨子荣出生于建安一个小吏家庭。他从小学习刻苦，在科举路上却栽了多次跟头。直到建文二年（1400）才考中进士，这时的他，已经是三十岁的大龄青年了。没想到位皇宫外的一幕，让朱棣印象深刻，再加上别人的推荐，皇上把三十二岁的杨子荣召入首任内阁，并为他赐名杨荣。这位新晋大学士惊喜地发现，自己原来还是七人中年龄最小的。
年轻就是优势，年龄就是资本，他有理由开心。而朱棣因为杨荣的特殊才华，愈发对他刮目相看。
杨荣入阁不久，一天夜里，朱棣突然收到加急探报，说蒙古军队突然入侵宁夏，他火速赶到内阁，想召集七位大学士商议。可除了值班的杨荣，其他人都联系不上。（没有电话和手机的年月办事太不方便）朱棣向杨荣出示了公文，想听听他的高见。谁知道小杨一张嘴，就差点把皇上惹毛了。
杨荣说：“没事的，皇上您别回去睡觉吧。”朱棣看着小杨轻松的表情，心想，这孙子难道是在笑话我的紧张情绪吗？于是立即要求他解释原因，而杨荣当然是不慌不忙，侃侃而谈。
朱棣真的回去睡觉了，不过还没睡到天明，又被加急探报吵醒，朱棣一听汇报，乐了。
宁夏之围已解。朱棣长叹一声：“怎么就猜得这么准呢？”
那一晚，杨荣到底讲了些什么？
杨荣说：“陛下，宁夏那地方我熟悉。城防坚固，士兵都是骁勇善战的好手，根本不害怕蒙古人。这份奏报的日期，离现在已经有十来天，现在宁夏之围已经解除了。”
杨荣的判断力，令朱棣印象深刻，此后，这位皇帝的五次北征，都要把杨荣带在身边，随时帮他出谋划策。
比解缙大五岁的杨士奇，其经历更加传奇。他出生在至元二十六年（1366），正是明末天下大乱之时，父母亲带着襁褓中的他四处逃难，两岁的时候，父亲杨美就去世了。
转眼到了新社会，洪武四年，母亲嫁给了罗性，这是一位很有才华、也很严厉的名士。按当地的规矩，杨士奇从此改姓罗。
但两年后的一天，罗性突然把杨士奇叫了过去，要求他恢复杨姓，可把小士奇吓坏了。
他回想起这些天豪自己做过的事情，越想越害怕，继父这是要把自己从家里赶出吗？
原来不久之前，罗家举行了一次盛大的祭祖典礼，各项礼仪极为严肃和庄重。小小的士奇看在眼里，不由得想起了死去的父亲。
可罗家祠堂怎么可能有他爹的灵位，于是，这个八岁的小孩子，就用捡来的土块做成牌位，找了个没人的地方，毕恭毕敬地下跪磕头，祭拜自己的生父。
小士奇非常专注，根本没注意到就在不远处，一双眼睛正盯着他。
这个人正是罗性，小士奇的举动，不仅大大出乎他的意料，更让他感到非常郁闷——自己的几个儿子，根本没有这样的意识与志气。
罗性相信，这个孩子将来一定会有大出息，于是主动提出要他恢复杨姓，当然也不会把他赶出家门，而是用心培养，让他博览群书。
杨士奇的面前，似乎筑起了一条金光大道，科举殿堂的大门，正等着他去敲开。然而，他却一直没有机会参加乡试，甚至连个秀才都没当成。这又是为什么呢？
就在杨士奇恢复本姓的第二年，罗性不知道卷入了什么政治斗争，就被降职贬官，发配到了遥远的地方，从此没有能力照顾这对母子。但小士奇却一直没有丢下书本，小小年级的他，似乎也相信“知识就是力量”。
成年之后的杨士奇，先后担任过私塾师和县衙训导，但在人际关系复杂的官场，他显得很不得志。难道，继父的预测要落空了吗？
不过，正所谓天道酬勤，机会总是垂青有准备的头脑。建文元年，因为要编纂《太祖实录》，需要从民间选拔人才。杨士奇以扎实的学养，居然被破格录取，进入了翰林院工作。在编校工作中，他因为表现出色，居然得到了总撰官方孝孺的欣赏，被提拔为副总裁。但杨士奇不久之后的选择，却老方万万没想到的。
朱棣占领南京、当上皇帝之后，杨士奇没有像方孝孺等人那么执着（yu fu），很快就投降了。皇上没把他当外人，还让他去东宫，教大胖子朱高炽学习。杨士奇以自己的扎实学问和不凡口才，很快取得了太子的信任，而他自己，从此也成了一名坚定的太子党。
苦难是人生财富吗？相信很多人并不这样认为。但杨士奇却从过往的不幸遭遇中受益良多，并造就了他的心思缜密与人情练达。论智商论才气，他当然远远不如解缙，但拼情商拼城府，解缙在他面前完全就是个小学生。
内阁成员的官职只是五品，相当于地方上的一个知府，和尚书、侍郎差了很多级别，但这并不重要。这些官场中的年轻人，原本连上朝资格都没有，皇上的模样都很难知道，现在却能天天和万岁爷一道商讨国家大事。
谁和皇帝走得更近，谁就更能得到最高统治者的信任。这也是朱棣的权力平衡之术；级别高的，想见到我不容易，级别低的，可以天天找到我。你们之间争权夺利，最后都得求着我。
徐皇后是朱棣最好的精神依靠，也是他的好帮手。在朱棣确定内阁人选之后，徐皇后向丈夫提出，自己想在宫中设宴，招待这几位大学士的夫人。朝廷官员的妻子有个专有名词，叫做命妇。以往只有三品以上员的夫人，才有资格入宫拜见皇后，现在徐皇后破例招待她们，这些人自然非常感激；而她们的情绪，又不可能不影响自己的丈夫。也迫使他们更加积极热情地为朝廷出力。
朱棣一手建立的内阁制，在以后的五百余年时间里，深刻地影响了明清两朝的历史走向。首任内阁的七名成员都是年轻的低级官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内阁成员的年龄越来越大，级别也越来越高，到了朱棣的孙子宣宗朱瞻基执政时期，能入阁的大学士，至少都是六部侍郎，甚至是尚书，有些还有太师头衔，被尊称为阁老。
唯一不变的，就是内阁成员一定得有翰林院的经历，就像今天的大学教授，必须得有博士学位一样。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内阁成员的职业水准和职业素养，类似纪纲陈瑛这样的投机分子，就算再能蒙骗皇帝，也混不到内阁里去。当然，凡事都有两面性。于谦、王阳明这样的精英人物，就是因为没有点翰林的经历，终生与内阁无缘。
内阁成为权力中枢，对皇帝是个很大解放。朱元璋的子孙们，根本不用象洪武大帝那样事事亲历亲为，也不会出多少纰漏。嘉靖和万历爷孙俩，是大明在位时间最长的前两名，同时也是不上朝日子最多的头两位。很多官员入朝工作十来年，甚至都不知道皇帝长什么样，但由于内阁高效的工作，朝政也处理得有模有样，并没有出什么太大的乱子。
这样一来，朱元璋穷尽一生所开创的绝对皇权，就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削弱。老朱死后不到一百年，内阁就发展成为了帝国的权力中枢，没有大学士的配合，皇帝的很多措施就无法实行；没有内阁的点头，皇帝甚至连紫禁城都出不去。康熙乾隆随意下江南打架泡妞的风流轶事，朱元璋的子孙后代们是没有办法体会的。
有明三百年，甚至出现了两个从社会最底层一路打拼上来，位极人臣的首辅，一位是严嵩，另一位则是张居正。
内阁制度不仅把皇帝从繁重的工作中解放出来，也让明朝中后期出现了思想解放的氛围。受益于掌权文官的宽松管制政策，文学、戏剧、出版事业等都得到了蓬勃发展，而清军入关和清朝建立，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种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内阁依旧存在，但权力受到了极大限制，后来设立的军机处反而有更多实权。
耕读传家，是中国农业社会的光荣传统，耕作保证了中国人最基本的物质需要，而读书则为炎黄子孙提供了高尚的精神追求，对个人而言，读书固然可以净化心灵，陶冶情操，对其亲人来说，读书则可以光大门楣，甚至改变一个家族的命运。而对一个国家来讲，领导者的知识储备与眼光见识，决定了这个政权的走向与命运。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这句哲理很多老粗当然无法理解，书籍是人类文明传承最好的载体，唯有爱书之人方能真切领悟。朱棣虽然读书不多，但别人想骗他并不容易。
朱棣不光创设了内阁制度，还迅速恢复和发展和科举。
有人说，科举是中国在四大发明之外的第五大发明，从可以改变无数普通人的一生命运，甚至改变社会阶层的意义上来说，它比那器物上的四大发明，可能更加伟大。科举让所有的参加者，无论民族、种族、家庭门第、社会背景，相貌差别、身材高低……都要经过同一种程序的选拔，者要迎接现一种标准的挑战，而且，也必须由同一种规则来判定胜负，决定高下。
中国的科举制度，始于隋世祖大业元年（605）。杨广鉴于陇右门阀势力的强大，希望能在平民之中选拔优秀人才，充实到国家管理队伍之中。唐朝建立之后，当然也继承了这种制度。但事实上，因为民间教育不发达，真正能在科举之中脱颖而出的寒门之后非常稀少，很多人根本就不愿读书，能够中试者，多为世家子弟。
到了文化教育非常发达的北宋，朝政昌明，并且打破了门第限制，科举兴盛一时，形成了一套完善的人才选拔机制。科举考试与今天的高考、考研一样，有明确的时间规定，不过是三年一次，三年才能有一回。乡试由各地方在秋天举行，称“秋试”，又叫“秋闱”，其优胜者称为举人，取得第二年会试的资格，次年二月，各地乡试的优胜者，将集中在首都开封进行会试，称为“春试”或“春闱”，优胜者分为三甲，一甲的前三名，就是状元、榜眼和探花。其他人则授进士。
元朝也曾经一度实行过科举，考试办法基本上照搬宋朝，但蒙古、色目、汉和南人分开录取，类似今天按户籍参加高考。这对人口数量占绝对优势的汉人和南人来说，当然很不公平，但有总比没有好。而且，科举一直坚持到了至正二十六年（1366）。
朱元璋建政之后，立即责令恢复科举，基本上沿用宋制，并在洪武三年（1370年）八月进行了首次乡试。永乐朝的多数官员，均是在洪武、建文期间，通过科举进入官员序列的。
尽管这个竞争规则本身也有不少问题，但拥有规则，显然要好过无序竞争。再不公平的规则，也比没有规则来得公正一点。而规则本身，也可以不断完善。
科举考试的竞争极为残酷，其概率之低，不会比今天中彩票的难度低多少。能从中脱颖而出者，除了需要长年的埋头苦读之外，也绝对需要或多或少的运气。但是，科举至少给上百万读书人，提供了不用参与造反，就能改变自身命运的机会。有人甚至大胆设想，如果黄巢和洪秀全这两个考试能力低下的是非精能中个秀才，他们就不会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闹事了。
明代的科举与只有进士科一门，规定子午卯酉年秋季，在各地省城进行乡试，取得秀才资历的人方能参加。考试于八月初九开始，每三天一场，共有三场。初场考《经》义两道及《四书》义一道，二场考试论一道，三场考策论一道。乡试的优胜者被称为举人，就拥有了参加次年二月在京城进行会试的资格。
朱棣占领南京的壬午年，本来是举行乡试的年份，但让靖难给耽误了。朱棣被迫在永乐元年，下令各地举行乡试，接着于永乐二年，在南京举行会试和殿试。同时，朝廷下令，继续维持丑、辰、未、戌年会试的传统，也就是说，永乐三年，马上又再进行一轮乡试。大明的考生算是有福了。
永乐二年的会试，注定要在历史上留下重重一笔。按照传统，一般会试只录取二百来人，但这一次，朱棣一口气录了四百七十二人，显然，他是充分考虑到靖难战争对人才的破坏作用。朱棣还下令，挑选其中最出色的二十八人，直接进入翰林院读书，重点培养。这些人于是有了个很牛的称谓——二十八宿。
内阁学士的地位越来越高，非翰林不能入内阁，而要想进入翰林院，自然要在会试中取得优异成绩，得到主考官员的垂青。
科举最大的优点，也是其诱人之处，就是选拔制度的公正，所有的考生面对的是同样的考题，接受的是同样的规则，更让人称道的是，科举固然对考生资格有种种限制，但却没有年龄要求。
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你，能够想像五六十岁的老人去参加高考吗，而在六百年前，这根本不叫事。没有一个读书人，会因为年龄而被剥夺考试资格，考卷面前人人平等，就算是六部尚书的儿子，也没有优先录取的特权。当然，这些高干子弟可能通过捐官进入仕途，但只能在外围部门做一些闲职，而且还往往会被人看不起。这和隋唐时代相比，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范进中举的典故，总是会得到中国人的嘲笑，但这是虚构的故事。在十六世纪初期，有个叫张璁的读书人，却用自己的经历，创造了一个不小的奇迹，也为科举的公正增加了一个注脚。
弘治十二年（1499），二十六岁的张璁首次参加会试，从此屡败屡战，或者叫屡战屡败也行，反正他一起考到正德十五年（1520）。
此时，张璁已经到了抱孙子的年龄，坐在考场上，周围大都是比他小十几二十岁的年轻人。可这一次，他偏偏还考中了，并从此拥有了公务员资格，开始在礼部打杂。
没有后台，没有关系，没有人脉，而且年龄一大把，谁会要他？规则要他。
因为试卷是要全部誊抄的，主考官只能根据考生的文章来定夺。所有考生遵循的是同一个规则，只认考卷，不管其他。
活在今天的我们，还有资格嘲笑人家吗？可笑的往往正是我们自己。如果我们不相信世界上有公平竞争，就认为这样的事情永远不可能出现；如果我们以为灰色交易天经地义，就认为自己的祖先也和今人一样鸡贼势利。如果我们对历史没有最基本限度的尊敬，就会以为过去两千年的传统社会真的是不堪入目。
事实上并非如此。
各位如果知道张璁七年之后的岗位，恐怕就更不淡定了。五十四岁时，他居然坐上了大明首辅的宝座。真正做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张璁的事例固然太极端了一点，但足以证明，真正有才华的读书人，在大明被埋设的可能性，真的远远没有我们想像中的那么大。
相信再有想像力的编剧，也不敢编出这样的故事，可这偏偏是事实，被无数人诟病的科举制，反而最大可能地保护和发掘了人才。
明朝万历年间的首辅张居正，以及嘉靖时期的首辅严嵩，都出生于标准的屌丝家庭，似乎种一辈子地就是他们唯一正确的出路，进城打工也只配当农民工。但抱歉，他俩偏偏位极人臣，并且是大明首辅中名气最大的两个。
没有科举制度，没有这种制度的（相对）公正性，两个送不起礼的屌丝，恐怕连个秀才都当不上吧。
至于被后世严重诟病的八股取仕，也和朱棣没有多大关系。这种制度是在朱元璋时期就实行的，朱棣不过是遵守祖制而已。
而且，八股取仕并非一无是处。一定程度上来说，这种标准化的考试格式，尽量避免因为主老官的好恶而形成的印象分差异，反而更能体现出考试的公正。一个连八股文都写不好，连乡试都过不了关的人，基本上可以说算不上人才。这样的人，如果愣要说自己聪明过人，那不是骗子又能是什么呢？如果偏要让考得差的人升得高，那才是可耻、可笑、可恶的事情。
朱棣自己没多少文化，可他并不像父亲一样看低读书人，当然，鉴于自己刚刚上台，政权并不稳固，需要做的工作还很多。
他还会有什么大动作呢？
朱棣对朝廷机构的变动，不仅仅是创设内阁。他还恢复了朱元璋后期取消的锦衣卫，并在制度上予以正式确立。
纵观两千多年的专制制度史，皇帝为了排除异己，监视百官，通常都会建立忠于自己的特务谍报机构。而这些组织，往往都会有太监的身影参与其中。汉武帝设立“绣衣直指”，又称绣衣御史，负责搜集情报。三国时，曹魏设立“校事”，监察百官与吏民。北魏则设立有，“候官”来监视文武官员。武则天时期，为铲除异己，特别是打击李氏诸王及其支持者，特设了“内卫”。唐肃宗时的掌权太监李辅国，秘密组织了间谋机构“察事”，两宋时期，则有以太监为负责人的皇城司，直属皇帝领导。
但是，要数名气最大的特务机构，无疑非常明朝的锦衣卫莫属，一来明朝距离今天更近，影视作品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二来，锦衣卫确实组织更为严密，行事更为“专业”，因而破坏作用，往往也会更大一些。
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为了更好地监督和管理朝中大臣，撤掉了亲军都尉府与仪鸾司，建立锦衣卫。锦衣卫的全称是“锦衣亲军都指挥使司”，是由拱卫司发展而来。起初不过是皇家的仪仗队和侍卫队，但后来的权力越来越大。
锦衣卫的主要特点有以下几个：
一是接受皇帝的直接领导，绝对听命于君主，刑部尚书也管不了他们。如此一来，朝中大臣只有被锦衣卫修理折磨的义务，没有管理或弹劾他们的可能。
二是有司法权。可以进行侦察、逮捕和审判，有点类似纳粹德国的盖世太保组织。锦衣卫从不对老百姓下手，只盯朝廷官员。虽然三法司——刑部、大理寺和都察院都有自己的监狱，但锦衣卫的监狱无疑是最特殊也最恐怖的，有个很拉风的专属名称——诏狱。里面关的，大都是皇帝亲自下诏捉拿的要犯。一个健康的人，一旦被抓进诏狱，注定是生不如死，只求速死。能活着出来的，肯定就有本钱吹牛了。
不过朱元璋时代，锦衣卫只存在了五年就被解散了。朱棣上台之后，下令恢复锦衣卫，并在南北两京分别都建立了镇抚司。
南京的南镇抚司，主要职责不过是仪仗与工匠；而设在北京的北镇抚司，管的可就是刑法与诏狱了，让朝廷官员谈虎色变的锦衣卫，通常指的就是北镇抚司。
在政权还很不稳定，反对势力相当强大之时，朱棣恢复锦衣卫，显然是希望它能成为自己维持统治的好帮手。
锦衣卫的一把手称为指挥使，是正三品，其下还有指挥同知、指挥佥事和镇抚使等高级职员。而首任指挥使，就是非常受朱棣欣赏，同时和朱高煦又有特殊交情的纪纲。
永乐朝初建，朝廷内外反对的声音此起彼伏。而纪纲也是毫不含糊，屡次在大江南北掀起打击风潮，把很多对朱棣不满的人进行严厉惩处。在南北二京，许多官员提起纪纲的名字，真有谈虎色变的味道。除了纪纲，锦衣卫还有两个指挥，分别是刘江和袁刚。因为名字的发音比较接近，他们三人就被老百姓敬畏地称为“三纲。”这三位爷，可比三头猛虎吓人多了。如果他们抓住了谁的把柄，那不把你整个半死，那纲字就得倒着写。
当然，朱棣无意于恐怖统治，在掌权初期重用纪纲，有些“乱世用重典”的意味。随着政权的巩固，他对锦衣卫的行为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约束，甚至规定，除非谋反大逆，审覆无异，否则罪犯在刑讯以取口供之前，都有五次覆奏之权
。到了永乐十四年（1416），朱棣对纪纲一党进行了清洗，曾经威风一时的纪纲被处以凌迟之刑，全家男女老小发配戍边。
不过终明一朝，锦衣卫都一直存在，甚至成为了这个王朝的一张名片。
锦衣卫的高官，可以和朝廷大员一样着蟒服，而中下级军官则穿着醒目的飞鱼服，腰跨锋利的绣春刀，神出鬼没，遍地开花。堪称大明二百多年间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锦衣卫的成员都是正常人，但为什么人们总是把他们和太监联系在一起呢。
因为太监往往是他们的领导。而且到了后来，东厂建立之后，锦衣卫往往要接受东厂的指挥。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朱棣上台之后，各方面的布局与建设有条不紊，很快就稳定住了局势。那么，不按牌理出牌的他，还会有什么大动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