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战争年代的元素

和现代社会的其他东西（民主、哲学、戏剧）一样，化学战争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公元前5世纪，斯巴达人包围了雅典，他们决定用当时最先进的化学技术——烟——迫使顽强的对手投降。沉默的斯巴达人悄悄在雅典城外堆满了各种有毒的燃料，有木头、沥青，还有刺鼻的硫黄。他们点燃火堆，然后蹲在城墙外面，等着雅典人咳嗽着逃走，抛下毫无防备的家园。虽然这项创举和特洛伊木马一样天才，却遭遇了失败。烟雾笼罩了雅典，但这座城市撑过了臭气弹的袭击，最终赢得了战争 ^[26] 。

这次失败像是个预言。接下来的2 400年中，化学战断断续续地进步（如果真有进步的话），不过效果一直远不及直接把沸腾的油倒到侵略者头上。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毒气仍没什么战略价值。这并不是说各国没有认识到化学武器的威胁。1899年，除了一个国家以外，世界上所有拥有一定科技实力的国家都签署了《海牙公约》，即禁止在战争中使用化学武器。不过没签公约的美国也有自己的理由：当时化学武器的威力甚至还不如辣椒喷雾，要是各国一边高高兴兴地用机枪屠杀18岁的年轻人，用鱼雷炸毁军舰，让船上的水手沉进漆黑的海里，一边签订什么禁止毒气的公约，这未免有点儿伪善。面对美国的讥笑，其他国家不屑一顾，他们高调地签署了《海牙公约》，然后又迅速地背弃了自己的诺言。

早期化学武器的秘密研制以溴为核心，这种元素简直就是大威力手榴弹。和其他卤素一样，溴的外层有7个电子，它朝思暮想的就是凑齐8个。溴觉得，只要目的正当就可以不择手段，于是它欺凌弱小，抢夺其他元素（比如碳）的电子来凑足自己的8个。溴对眼睛和鼻子的刺激性很大，1910年，军方化学家研制出了一种含溴催泪剂，它的威力甚至能让一个成年男子热泪满面，失去行动能力。

政府没有任何理由忍住不对自己的公民使用催泪剂（《海牙公约》只禁止在战争中使用化学武器），1912年，法国政府在巴黎对付银行抢劫犯的时候使用了溴乙酸乙酯。消息很快传到了邻国，他们理所当然地担心起来。1914年8月，战争爆发了，法国立刻把溴弹扔到了进犯的德国军队头上，不过效果还不如2 000年前的斯巴达人。炮弹坠落在刮风的平原上，德国人还没意识到自己受到“攻击”，毒气就被吹散了，完全不痛不痒。不过，准确地说，溴弹只是没有立刻起作用，因为关于这种毒气的传言很快就在战争双方的报纸上闹翻了天。德国人煽风点火——比如说，他们军队里有一位士兵不幸一氧化碳中毒，却责怪说是法国人秘密施放了毒气——好证明他们自己的化学武器计划是正义的。

多亏了一位戴夹鼻眼镜的小胡子秃头化学家，德国的毒气研究很快走到了世界前列。弗里茨·哈伯拥有化学史上最棒的头脑，1900年左右，他研究出了如何将最常见的化学品——空气中的氮——转化成一种工业产品，因此成了当时世界上最著名的科学家之一。虽然氮气在人毫无防备的时候也会导致窒息，不过通常情况下它很温和。事实上，氮温和到了几乎无用的程度。它的重要作用之一是给土壤补充营养：氮元素之于植物相当于维生素C之于人体（猪笼草和捕蝇草捕捉昆虫主要是为了虫子体内的氮）。不过虽然空气中80%的成分是氮气——我们呼吸的分子中每5个就有4个是氮分子——可是它却很难被土壤吸收，因为氮气几乎不与任何物质反应，也不会“固化”到土壤中。藏量丰富、难以利用、非常重要，氮自然成了有野心的化学家眼中的猎物。

哈伯“捕捉”氮的工序有许多步骤，中间不断有化学物质出现又消失。不过简单地说，他先是把氮加热到几百摄氏度，然后注入一些氢气，再将压力调节到大气压的几百倍，加入关键的催化剂锇，于是——普普通通的空气就变成了氨（NH ₃ ），所有肥料的鼻祖。有了便宜的化肥，今天的农民终于不用光靠堆肥或是粪肥了。光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哈伯从马尔萨斯式的饥荒 中救下的性命可能就有上百万条；而今天，全世界67亿人口 ^[27] 有一大半靠着他吃饭，我们仍应对他表示谢意。

上面没有提到的是，哈伯对肥料其实没什么兴趣，虽然有时候他说的不是这样。他追求廉价的氨，真正的目的是要帮德国造出以氮为原料的炸药——1995年，蒂莫西·麦克维用肥料蒸馏制成的炸弹将俄克拉荷马市的政府大楼炸出了一个洞，就是这种东西。悲哀的是，历史上从不缺少哈伯这样的人——这些小“浮士德”总会将科技上的创新变成杀人如麻的武器。哈伯的故事比别人的更加黑暗，因为他太优秀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军领袖希望摧毁敌人的秩序，打破战事僵局，所以他们将哈伯招进了毒气战部门。虽然哈伯想的是靠氨的专利从政府身上大赚一笔，却也暂时没法甩掉其他项目。不久后，别人开始把毒气战部门叫成“哈伯办公室”，这位46岁的犹太人改信了路德教（这对他的职业生涯有好处），军衔也升到了上尉，这次升职让他孩子气地得意了一番。

不过他的家人可不买账。哈伯的所作所为让他和家人的关系降至冰点，反对得最激烈的是他的妻子克拉拉·伊美娃，她的行为也许能替哈伯赎点儿罪。伊美娃才华横溢，在哈伯故乡布雷斯劳（现在叫弗罗茨瓦夫）一所著名的大学里取得了博士学位，是该校第一个女博士。不过，与同时代的玛丽·居里不同，伊美娃从未有过足够的自主权，因为她的丈夫哈伯可不像皮埃尔·居里那么思想开明。表面上看，对于一个有科学野心的人而言，这桩婚事还算不错，不过，哈伯虽然的确很有化学才华，可仍不过是个有缺陷的普通人。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说，伊美娃“从没脱下过围裙”，她曾对朋友抱怨：“在我们家，弗里茨总把自己放在第一位，我没他那么独断专行，冷酷无情，所以只好做出牺牲。”伊美娃支持哈伯的事业，将他的手稿译成英文，为氮的研究项目提供技术支持，但她拒绝帮助哈伯研制溴毒气。

哈伯几乎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外面有大把年轻的化学家愿意帮他工作，因为德国在化学战中已经落在了讨厌的法国人后面。1915年初，德国人终于有了可以回敬法国的武器。不过，德国人偏要先在没毒气的英军身上试试毒气弹的威力。幸运的是，和上回法国丢毒气弹时一样，风吹散了毒气，英军——他们在附近的战壕里无聊得都要疯了——根本没意识到自己受到了袭击。

不过德军没有气馁，他们决定投入更多资源研制化学武器。不过，有一个问题——讨厌的《海牙公约》，政治领袖不愿意公开（再次）破坏它。解决问题的办法是以一种极端而虚伪的方式诠释《海牙公约》。签订《海牙公约》时，德国曾承诺“放弃使用毒气弹，毒气弹是指唯一目的为释放窒息性气体或有毒气体的炮弹”。于是，德国人聪明又守法地解释说，《海牙公约》可没有禁止过发射同时放出霰弹片和毒气的炮弹。这样的炮弹制造起来颇有难度——将溴压缩气化后装入炮弹，炮弹撞击后，喷出的液溴会转变为气态，影响炮弹的轨迹——不过德国的军事科技克服了难题，1915年底，直径15厘米的新炮弹整装待发，里面填充着强催泪剂溴化二甲苯基。德国人把这种炮弹叫作“weisskreuz”，意思是“白色十字架”。这回德国人也没找法国人麻烦，而是转头东进，将18 000枚“白色十字架”扔到了俄国军队头上。然而，这次尝试比上回更惨。俄罗斯的天气太冷了，溴化二甲苯基全冻成了固体。

战绩如此惨淡，哈伯因此放弃了溴，转而看上了溴的化学表亲氯。在元素周期表中，氯在溴的上面，它的味道更刺激，攻击其他元素时也更有侵略性。而且氯的个头更小——氯原子的重量还不到溴原子的一半——所以它攻击起人体细胞来更灵活。氯中毒的人皮肤会变成黄色、绿色和黑色，还会患上白内障，氯中毒而死的人实际上是被淹死的，他们的肺里积满了液体。如果说溴是攻击人体黏膜的步兵方阵，那氯无疑就是闪电战中冲向人体防御系统的坦克，它能对鼻窦和肺部造成严重伤害。

正是因为哈伯，滑稽可笑的溴弹退居幕后，冷酷无情的氯登上了历史舞台。敌军很快就得留神绿十字架（grunkreuz）和蓝十字架（blaukreuz）了。此外还有噩梦般的黄十字架（gelbkreuz），它又名芥子气，会让人全身糜烂。光是科学上的贡献并不能满足哈伯，他满怀热情地亲自指挥了历史上第一次成功的毒气袭击。在伊普尔附近一条泥泞的战壕里，5 000名法军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就死伤遍地。哈伯还利用业余时间研究出了一套奇异的生物学规则，用于衡量毒气浓度、暴露时间和死亡率之间的关系，史称“哈伯定律”——这套系统背后的大量数据来自哪里，想想就让人不寒而栗。

毒气项目让克拉拉·伊美娃深感震惊，开始的时候，她质问弗里茨并要求他退出。和往常一样，弗里茨根本没把她的话放在心上。事实上，尽管哈伯曾为自己实验室里因研究事故丧生的同事流泪，看起来似乎并不铁石心肠，可是当他从伊普尔凯旋后，却举办了一场晚宴来庆祝新武器大获成功。更糟糕的是，克拉拉发现丈夫只是为了这场晚宴才回家来，这只不过是暂时的停留，很快他就会回到东部战线，用毒气制造更多杀戮。夫妻俩大吵一架，当天晚上，克拉拉带着弗里茨的军用手枪走进家里的花园，对着自己的胸膛开了一枪。虽然弗里茨确实有些沮丧，但他没有停下脚步。他甚至没有留下来安排葬礼，第二天清晨，弗里茨如期离开了家里。

虽然有哈伯这样强有力的帮手，德国最终还是输掉了那场“要终结一切战争的战争”，背上了战犯的骂名。国际形势的变化对哈伯本人产生的影响则更为复杂。1919年，“一战”的尘埃（或者说毒气）尚未落定，哈伯就获得了1918年空缺的诺贝尔化学奖（战争期间，诺贝尔奖暂缓评选），表彰他发明了用氮制造氨的方法，虽然战争中哈伯的肥料没能保护成千上万的德国人免遭饥荒。一年后，他被指控为国际战犯，是他发起了化学武器军备竞赛，数十万人因此受害，数百万人陷入恐怖之中——他的一生毁誉参半，集天使与恶魔于一体。

此后的事情更糟。战后的德国不得不向同盟国支付巨额赔款，哈伯深感耻辱，他决心靠一己之力付清赔款，于是他花了6年时间试图从海水中提取出黄金，最终却徒劳无功。其他匆匆上马的项目也毫无用处，后面的那些年里，哈伯研制的唯一引人关注的东西是一种杀虫剂（他还曾向苏联毛遂自荐，希望当他们的毒气战顾问）。齐克隆A是哈伯在战前发明的，战后，一家德国公司把哈伯的方程式鼓捣一番，生产出了效果更好的第二代杀虫剂。最后，新政权统治了德国，不过他们的记性不太好，不久后哈伯就因自己的犹太血统被纳粹流放了。1934年，哈伯在去英国寻求庇护的途中去世。与此同时，杀虫剂的使命尚未完结。那几年里，纳粹用毒气迫害了数百万犹太人，其中包括哈伯的亲戚，纳粹用的毒气就是第二代杀虫剂——齐克隆B。

德国之所以赶走哈伯，除了他的犹太血统外，还有一个原因是他已经过时了。“一战”期间，除了研制毒气外，德军开始将目光投向了周期表上的另一些元素，最后，他们选中了两种金属元素——钼和钨，大概是因为用金属棒子敲打敌人比用溴气和氯气烫人更带劲吧。战争再次推动了化学的发展。接下来，“二战”的主角本来是钨，不过从某些方面来说，钼的故事更加有趣。鲜为人知的是，“一战”中离主战场最远的战役不是发生在西伯利亚，也不是在撒哈拉沙漠里和阿拉伯的劳伦斯 捉迷藏，而是发生在美国科罗拉多州落基山的一个钼矿里。

“一战”期间，德军最可怕的武器除了毒气便是“大贝莎”，这种超重型攻城炮曾野蛮地撕开法国和比利时的战壕，也把战壕里的士兵吓破了胆。最初造出来的大贝莎重达43吨，必须拆散了才能用牵引车运到阵地上，还要200个人花上6个小时才能装配完成。如此繁重的工作得来的回报是，大贝莎能在短短几秒内就将直径16英寸（约40厘米）、重达2 200磅（约1吨）的炮弹发射到9英里（约14千米）外。不过，大贝莎也有个致命的缺陷。发射的炮弹有1吨重，大贝莎消耗的火药也十分惊人，这些火药会产生大量的热，因此长达20英尺（约6米）的钢制炮筒很容易过热变形。虽然德国人已经限制了每小时只能开几炮，可是打上几天后，大贝莎自己就被炸进了地狱。

著名军火商克虏伯公司为自己的祖国提供武器可从不含糊，他们找到了一种强化金属的方法：加入钼。钼能经受高温，因为它的熔点高达2 621.11℃，钢的主要成分是铁，钼的熔点比铁高1 000多摄氏度。钼原子比铁原子大，因此它们兴奋得要慢一点儿。钼比铁多60%的电子，所以它能吸收的热量更多，相互之间的连接也更紧密。此外，温度变化时，固体中的原子排列会自然地发生改变（在16章中有这方面的更多内容），这经常会引发悲剧，金属变脆了，很容易断裂报废。在钢里掺入钼可以将铁原子“粘住”，防止它们到处乱跑。（最先发现这一点的并不是德国人。14世纪，日本就曾有一位铸刀大师将钼掺入钢里，打造出了全日本最令人垂涎的武士刀，它的刀锋永远锋利，绝不会被磕出口子。不过，这位日本的武尔坎 带着他的秘密死去了，这种方法失传了500年——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高超的技术不一定会传播开来，反而经常失传。）

回到战壕里来，不久后德国人用“钼钢”造出了第二代大炮，炮火不断倾泻到法军和英军头上。可是德国人很快发现，还有一个问题会导致大贝莎停火——他们没有钼的可靠来源，手里的钼已经快用光了。事实上，当时世界上已知产钼的地方只有科罗拉多州落基山的一个矿场，这地方已经破产，快要荒废掉了。

“一战”前，在巴特利特这个地方，有人声称自己发现了看起来像是铅或锡的矿脉。铅和锡每磅至少还能值几分钱，可是钼毫无用处，这个人发现自己连本都赚不回来，于是就把开采权卖给了别人。奥蒂斯·金是内布拉斯加州的一位银行家，身高5英尺5英寸（约1.7米），精力充沛。他以一贯的魄力采用了一种新的采矿技术（此前根本没人愿意操心去发明什么开采钼矿的技术），很快挖出了5 800磅纯钼——某种意义上说这些钼毁了他。5 800磅钼将近3吨，相当于全世界年需求量的二分之一强，这意味着他不是冲击了市场，而是干脆把整个市场淹死了。不过退一万步说，金的尝试至少很新鲜，1915年，美国政府在一份矿物学简报中提到了他。

几乎没人留意到这份简报，除了一家巨型国际矿业公司，这家公司总部在德国法兰克福，纽约有他们的美国分部。根据一份当时的账目，德国金属工业集团公司的触手遍及全世界，到处都有他们的冶炼厂、矿场和精炼厂。该公司领导层与弗里茨·哈伯关系紧密，他们一读到钼矿的报道，立刻就行动起来。他们派出了最棒的手下马克斯·肖特前去科罗拉多，打算占领巴特利特山。

肖特——根据描述，他有“一双富有穿透力的眼睛，简直能把人催眠”——一边派人非法占据地盘，一边在法庭上向金提出控诉。矿场本已举步维艰，来自法庭的压力雪上加霜；非法抢夺矿产的人更是不讲道理，他们威胁矿主的妻儿，还在冬天里捣毁了矿场的宿舍，当时外面的气温低至-20℃。金雇了瘸腿的双枪亚当斯来当保镖，这是个亡命之徒，不过德国人的爪牙还是找到了金的头上，他们在一条山路上用刀子和镐拦劫了金，还把他从一处陡峭的悬崖上扔了下去，幸好下面正好有一段雪坡救了他的命。一位矿工回忆说，德国人“竭尽所能地阻挠矿场的工作，只差直接杀人了”。勇敢的工人们开始把自己冒着生命危险挖出来的这种名字拗口的金属叫作“被诅咒的莫莉”。

金隐约知道了德国人要拿钼来做什么，可是整个北美以及整个欧洲，大概只有他这么一个非德国籍的人知道这个秘密。直到1916年，英军缴获了一批德国武器并将它们熔化，同盟国这才发现了这种奇妙的金属，不过落基山里的争斗还在继续。美国1917年才加入“一战”，所以此前他们没有理由监控德国金属工业集团纽约分支机构的举动，尤其是考虑到这家分支机构的名字叫美国金属公司，马克斯·肖特的“公司”就挂在美国金属公司名下。1918年，政府开始过问此事，美国金属公司宣称自己是矿场的合法主人，因为奥蒂斯·金不堪骚扰，只收4万美元就把矿场卖给了肖特。他们还表示，呃，所有的钼都被运往了德国，这只是个巧合。联邦调查局很快冻结了德国金属工业集团留在美国的存货并取得了巴特利特山的控制权。不幸的是，这些努力都来得太迟，大贝莎仍在德国人手中轰鸣。直到1918年，德国人仍在使用钼钢炮轰击巴黎，射程达到了惊人的75英里（约121千米）。

唯一值得安慰的是，停战后钼的价格跌至冰点，1919年3月，肖特的公司倒闭了。金重操旧业，他说服了亨利·福特在汽车引擎中使用钼钢，因此成了百万富翁。不过“莫莉”的军旅生涯就此结束了。时间流逝，到“二战”时，钼在钢铁生产中的角色就被自己下面的元素钨取代了。

钼的英文为molybdenum，是元素周期表中名字最不好拼的元素之一，而钨则是化学符号最没有识别度的元素之一，代表钨的是一个大大的含义模糊的“W”。“W”是“wolfram”的简写，在德语中这个词就是钨的意思，前面4个字母正好是“wolf”（狼），恰如其分地预告了它在战争中将要扮演的黑暗角色。纳粹德国渴望弄到钨来制造机械和穿甲弹，他们对钨的渴望甚至超过了黄金，纳粹官员高高兴兴地拿黄金去换钨。和他们做生意的又是谁呢？不是意大利，不是日本，不是轴心国的其他同伙，也不是被德军铁蹄踏平的国家，比如波兰或比利时。人们普遍相信，是中立国葡萄牙的钨喂饱了如狼似虎的德国军工厂。

当时的葡萄牙我们很难评价。他们把亚速尔（大西洋上的一片群岛）一个关键的空军基地借给了盟军，而且正如我们在《卡萨布兰卡》里看到的，难民渴望逃到里斯本，因为从里斯本可以安全地飞去英国或美国。可是与此同时，葡萄牙的独裁者安东尼奥·萨拉查允许纳粹的同情者待在自己的政府里，还为轴心国间谍提供掩护。战争期间，他两面讨好，为双方提供了成千上万吨钨。作为一个前经济学教授，萨拉查充分利用本国对钨几乎垄断的优势（占欧洲供应量的90%），赚取了比和平时期高10倍的利润。葡萄牙也许可以辩白说自己和德国早就有长期的贸易关系，而且他们也担心战争会让自己变得一贫如洗。不过，萨拉查从1941年才开始卖出可观数量的钨给德国，这显然是因为他觉得中立的地位让他能够一视同仁地榨取双方的财富。

钨的贸易是这样进行的。德国吸取了钼的经验，对钨的战略地位也十分清楚，入侵波兰和法国之前，德国试图囤积大量的钨。钨是已知最硬的金属之一，在钢里加入钨能造出完美的钻头和锯头。此外，如果用钨来做弹头，哪怕是较小的导弹——所谓的动能穿甲弹——也能击毁坦克。从元素周期表上，我们很容易就能搞明白钨为什么会是更好的金属添加剂。钨和自己上面的钼性质相似，不过它的电子比钼还多，熔点高达3 426.67℃。此外，钨原子比钼原子重，所以能更好地固定铁原子。还记得吧，机智的氯曾在毒气战中立下大功，而现在，作为一种金属，钨的可靠性和强度也很迷人。

钨实在太迷人了，所以到1941年，挥霍的纳粹政权就用光了全部钨储备，这件大事甚至惊动了“元首”。希特勒命令手下的部长去弄点儿钨回来，越多越好，只要铁蹄下的法国的火车能装得下。麻烦的是，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记载的，这种浅灰色金属可没什么黑市交易，整个贸易过程完全公开透明。钨从葡萄牙运来，途中经过法西斯西班牙，又一个“中立国”。纳粹从犹太人手里抢来的大量黄金——包括从被毒气杀害的犹太人嘴里敲下来的金牙——通过里斯本和瑞士（瞧，又一个不参与任何一方的国家）的银行洗白了。（时间过去50年，里斯本一家大型银行仍坚持说当时他们的高层管理者根本不知道收到的那44吨黄金是黑钱，虽然许多金条上印着纳粹的“卐”字标记。）

就连坚决反对德国的英国也对钨的贸易不闻不问，尽管用钨制成的武器正收割着英国青年的生命。温斯顿·丘吉尔首相私下里说葡萄牙卖钨给德国不过是“小问题”，而且他唯恐这样的评论引发误会，还加了一句，说萨拉查把钨卖给英国公开声明的敌人“很正确”。不过，总有人不肯同流合污。这种赤裸裸的资本主义给德国带来了好处，却激怒了一向秉持自由市场理念的美国。美国官员怎么都理解不了英国为什么不命令或者干脆威胁葡萄牙，迫使他们放弃这种有利可图的所谓中立。美国施加压力很长一段时间后，丘吉尔才终于同意用强硬手段来对付铁腕萨拉查。

在此之前，萨拉查（如果我们暂时把道德放到一边）用暧昧的承诺、秘密协议和拖延战术把轴心国和同盟国玩弄于股掌之间，运钨的火车却一直跑得很欢。1940年，钨的价格是每吨1 100美元，1941年就涨到了2万美元，这全是萨拉查的功劳，投机生意爆炒3年，他攫取了1.7亿美元。直到1944年6月7日，所有借口都用光了，萨拉查这才着手彻底禁止卖钨给纳粹——那是诺曼底登陆的第二天，盟军指挥官根本没空（也不屑于）给他点儿颜色看。《乱世佳人》中，瑞德·巴特勒曾说过，只有在帝国建立或毁灭的时候才能赚大钱，我相信萨拉查一定非常赞同这套理论。这场所谓的钨之战，葡萄牙独裁者狰狞地笑到了最后。

钨和钼的利用只是一场序幕，人类很快就迎来了20世纪真正的金属革命。每4种元素中有3种是金属，不过在“二战”之前，除了铁、铝等少数几种外，大多数金属都无所事事，唯一的作用就是填满周期表上的空白。（真的，40年前可写不出这本书来——那会儿根本没这么多可讲的。）不过从1950年左右至今，每种金属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钆很适合用于核共振成像（MRI），铷能产生前所未有的强激光，而钪则像钨一样成了一种金属添加剂，用于生产铝制棒球棒和自行车框架。20世纪80年代，钪曾帮助苏联造出了轻型直升机，传说苏联储存在北极圈内地下的洲际弹道导弹头上也有钪，它能帮助核弹头冲破冰盖。

唉，虽然金属革命确实带来了不少技术进步，但有的元素仍在战争中助纣为虐——不是发生在遥远的过去，而是在刚刚过去的10年中。巧合的是，其中有两种元素正好以希腊神话中两位饱经苦难的人物为名。尼俄伯曾因夸耀自己的七子七女而引来了众神的愤怒——为了惩罚她的傲慢，易怒的奥林匹斯众神杀光了她的全部子女。坦塔罗斯是尼俄伯的父亲，他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儿子并在宫廷宴会上请众人品尝。作为惩罚，他被永远地浸在一条河里，河水淹没到脖子，一根挂满苹果的枝条伸在他的鼻子上面。不过，每当他想吃掉苹果或是喝水的时候，苹果就会从他面前移走，水面也会下降。够不到的苹果和失去孩子的悲痛折磨着坦塔罗斯和尼俄伯，与此同时，以他们为名的元素残害了非洲中部的无数生灵。

你的口袋里现在多半装着钽或铌。和它们元素周期表上的邻居一样，这两种金属密度很大，抗热性能良好，不易生锈，适合储存电力——很适合用来制造小巧的手机。20世纪90年代中期，手机设计师对这两种金属的需求急剧增长，尤其是钽。世界上最大的钽、铌产出国是刚果（金），当时这个国家叫作扎伊尔。刚果（金）位于非洲中部，卢旺达旁边，很多人应该还记得20世纪90年代发生的卢旺达大屠杀。不过应该没人记得，1996年的一天，遭到驱逐的卢旺达胡图族政府逃往刚果寻求庇护。当时看来这不过是卢旺达冲突向西移动了几英里，但现在回顾起来，这无异于将一支火把投入了10年来逐渐堆积起来的种族矛盾的干柴堆。最终，9个国家和200个部族卷入了这场纷争，他们之间各有古老的同盟关系或是悬而未决的矛盾，密集的雨林中，混战爆发了。

不过，如果只有大股军队参加，那刚果冲突可能很快就能平息下来。刚果的面积比阿拉斯加大，人口密度和巴西差不多，但是交通状况比这两个地方都要糟糕，这意味着它并不是一个打持久战的好地方。此外，贫穷的村民没钱出去打仗，除非有现钱拿。现在我们说到关于钽、铌和手机技术的部分了。我没有要责怪谁的意思。战争显然不是手机引发的——而是憎恶与仇恨。不过同样明显的是，资金的流入使得纷争旷日持久地拖了下来。刚果提供了全世界钽、铌供应量的60%，这两种金属共生在一种名为钶钽铁矿的矿石里。随着手机的普及——1991年到2001年，手机销量从零增长到了超过10亿部——西方世界的欲望简直和坦塔罗斯一样饥渴，钶钽铁矿的价格翻了10倍。为手机制造商采购矿石的人既不好奇也不在意矿石到底从哪里来，刚果的矿工也不知道矿石被拿去做了什么，他们只知道，白人花钱买这玩意儿，赚到的钱他们可以拿去支持自己心仪的民兵组织。

奇怪的是，钽和铌引发如此纷争是因为钶钽铁矿的开采实在太没门槛了。曾经一度，狡猾的比利时人控制着刚果的金矿和钻石矿，但没有哪个大型产业集团能垄断钶钽铁矿，开采钶钽铁矿也不需要反铲挖掘机或自卸式卡车。随便哪个平民只要有个好腰板，拿上一把铲子就能从溪流中挖出成磅的矿石（它看起来像是厚厚的泥巴）。花上几小时，农民就能赚到邻居年收入20倍的钞票，所以在利益的驱使下，人们抛弃了农田，拿起了矿铲。刚果本已摇摇欲坠的食品供应陷入混乱，人们开始捕猎大猩猩作为食物，这种动物很快就和非洲野牛一样销声匿迹了。不过比起人类的暴行来，大猩猩的消失简直不值一提。资金大量涌入一个无政府状态的国家不是什么好事儿。野蛮的资本主义掌握了话语权，那么所有东西，包括生命都可以待价而沽。戒备森严的巨大“营地”拔地而起，圈禁着被迫卖淫的妇女，大把的赏金扔了出去，引发血腥的杀戮。有一个让人毛骨悚然的传说：为了侮辱敌人，骄傲的胜利者用被害者的内脏拽着尸体，跳舞庆祝胜利。

1998年到2001年，刚果的战争进入了白热化阶段，手机制造商意识到自己正在资助战乱。为自己的声誉着想，他们开始从澳大利亚采购钽和铌，虽然澳洲的价格更贵。刚果稍微平静了一点儿。然而，尽管在2003年，停火协议的正式签署宣布了战争的终结，但刚果东部靠近卢旺达的地区始终没有彻底平静下来。最近，另一种金属锡开始扮演起了战争推动者的角色。2006年，欧盟宣布禁止在消费品中使用含铅焊料，于是许多制造商用锡取代了铅——刚果恰好也有大量的锡。约瑟夫·康拉德曾谴责刚果“毫无廉耻地抢夺资源，玷污人类良心”，直至今天，这个国家也毫无悔改之心。

总而言之，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刚果死于战火的人超过500万，自“二战”以来，这是伤亡人数最多的战争。刚果的战火告诉我们，虽然元素周期表带来过无数振奋人心的元素，但它同时也能使人类天性中最糟糕、最残忍的一面展现出来。 txSolQORsY4QI3THqBqFIpQgnATm2/lrtm6slbmzkJJkfMh+tTfyHxt8Eq8zRGl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