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现代大学与小说史学
——关于《中国小说史略》

《中国小说史略》，北新书局，1930年第7版

讨论现代大学与小说史学这个话题，我想围绕鲁迅（1881—1936）的《中国小说史略》来展开。今天的演讲，主要依据我前些年撰写的若干文章，删繁就简，讲述一个教育部官员，如何因缘凑合，应蔡元培之邀前来北大兼课，竟然成就了一部学术史上的名著。这里牵涉很多有趣的问题，值得细究。

一、一段公案

鲁迅去世的那一年，也就是1936年，他撰写了《〈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其中有这么一大段：“在《中国小说史略》日译本的序文里，我声明了我的高兴，但还有一种原因却未曾说出，是经十年之久，我竟报复了我个人的私仇。当一九二六年时，陈源即西滢教授，曾在北京公开对于我的人身攻击，说我的这一部著作，是窃取盐谷温教授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的；《闲话》里的所谓‘整大本的剽窃’，指的也是我。现在盐谷教授的书早有中译，我的也有了日译，两国的读者，有目共见，有谁指出我的‘剽窃’来呢？呜呼，‘男盗女娼’，是人间的大可耻事，我负了十年‘剽窃’的恶名，现在总算可以卸下，并将‘谎狗’的旗子，回敬自称‘正人君子’的陈源教授，倘他无法洗刷，就只好插着生活，一直带进坟墓里去了。” 所谓“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的“临终遗言” ，当然包括这位多年论敌陈西滢教授。

1925年11月21日，陈西滢在《现代评论》上发表“闲话”：“可是，很不幸的，我们中国的批评家有时实在太宏博了。他们俯伏了身躯，张大了眼睛，在地面上寻找窃贼，以致整大本的剽窃，他们倒往往视而不见。要举个例么？还是不说吧，我实在不敢再开罪‘思想界的权威’。” 虽没直接点名，但矛头所向，很明显针对鲁迅。次年1月，陈西滢又在发表于《晨报副刊》上的通信里重提此事：“他常常控告别人家抄袭。有一个学生抄了郭沫若的几句诗，他老先生骂得刻骨镂心的痛快。可是他自己的《中国小说史略》却就是根据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 面对如此无端指责，鲁迅是如何反击的？

鲁迅在初刊《语丝》第65期（1926年2月8日）、后收入《华盖集续编》的《不是信》中，做了如下辩解：“盐谷氏的书，确是我的参考书之一，我的《小说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据它的，还有论《红楼梦》的几点和一张《贾氏系图》，也是根据它的，但不过是大意，次序和意见就很不同。其他二十六篇，我都有我独立的准备，证据是和他的所说还时常相反。例如，现有的汉人小说，他以为真，我以为假；唐人小说的分类他据森槐南，我却用我法。六朝小说他据《汉魏丛书》，我据别本及自己的辑本，这工夫曾经费去两年多，稿本有十册在这里；唐人小说他据谬误最多的《唐人说荟》，我是用《太平广记》的，此外还一本一本搜起来……” 受这么大的委屈，鲁迅之所以没有纠缠下去，一是民众喜欢看热闹，外行人不明就里，很容易“疑罪从有”，或推测“无风不起浪”；二是能体现“我都有我独立的准备”的辑本与稿本，此时都还在自家抽屉里，尚未公开刊行——《小说旧闻钞》，（北京）北新书局1926年8月初刊；《唐宋传奇集》，（上海）北新书局1927年12月初版；而分量最重的《古小说钩沉》，最早面世是编入1938年版《鲁迅全集》。这个事情对鲁迅伤害很深，这才会在日译本出版后感叹：“我负了十年‘剽窃’的恶名，现在总算可以卸下。”

《唐宋传奇集》上册，北新书局，1927年

鲁迅对于造谣者的复仇，其实早就开始了，不过没有明说而已。胡适一直以为是张凤举胡乱传话，其实不对，传播谣言的是胡适的好学生顾颉刚。这才能理解为何从厦门到广州，鲁迅与顾颉刚势不两立，甚至不惜在小说中影射与挖苦。以前只是传闻，没能证实；十二册《顾颉刚日记》刊行（［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7年；中华书局，2011年），这只靴子终于落地。1927年2月11日的日记中，顾颉刚按语：“鲁迅对于我的怨恨，由于我告陈通伯，《中国小说史略》剿袭盐谷温《支那文学讲话》。他自己抄了人家，反以别人指出其剿袭为不应该，其卑怯骄妄可想。此等人竟会成群众偶像，诚青年之不幸。他虽恨我，但没法骂我，只能造我种种谣言而已。予自问胸怀坦白，又勤于业务，受兹横逆，亦不必较也。”

陈源（西滢）英文很好，但日文非其所长；顾颉刚更不成了，凭什么一口咬定鲁迅抄袭盐谷温呢？这就说到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正式出版前两年，也就是1921年，上海的中国书局曾刊行薄薄一册郭希汾（绍虞）译编《中国小说史略》，那确实是根据盐谷温的《中国文学概论讲话》（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六章编译的。当初书籍流通不便，顾、陈很可能只是听闻有这么一本书，就开始浮想联翩了。多年前，为撰写《“小说史意识”与小说史研究》，我曾认真对照过这两本同名书，水平高下一眼就能判断，顾、陈若曾上过手，立论当不至于如此荒腔走板。

二、北大聘约与独立准备

1917年1月蔡元培出长北京大学，新文化运动得以迅速展开，这个故事众所周知。我在《新教育与新文学——从京师大学堂到北京大学》中提及：“1917年，就在最后一个桐城大家姚永朴悄然离去的同时，又有四位现代中国学术史上的重要人物进入北大，那就是章门弟子周作人、留美学生胡适、以戏曲研究和写作著称的吴梅以及对通俗文学有特殊兴趣的刘半农。北大的文学教育，从此进入了一个新天地。” 变化巨大的不仅是人事，更包括课程设计。查1917—1918年北大中文系课程表，不难发现：一、“文学史”成了中文系的重头课；二、中文系学生不能绕开“欧洲文学”；三、“近世文学”开始受到重视；四、此前不登大雅之堂的“戏曲”与“小说”，如今也成了大学生的必修课。

“小说”一课，校方明知很重要，可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教员，只好设计为系列演讲（演讲者包括胡适、刘半农、周作人等）。直到1920年秋季学期，鲁迅接受北大聘请，正式开讲“中国小说史”，中文系的课程方才较为完整。

可是必须说明，鲁迅不仅在北大讲课，查北京鲁迅博物馆绘制的《鲁迅在北京各校兼课时间统计表》（1920—1926），以及北大等校发给鲁迅的聘书，可以清楚证明：教育部官员周树人，除在北大教“中国小说史”外，还先后在北京的另外七所大学及中学兼课。兼课时间最长的是北京大学：1920年8月至1926年6月；其次北京师范大学：1921年1月至1925年6月；再次北京女子师范大学：1923年10月至1926年8月。此外，还有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集成国际语言学校、黎明中学、大中公学以及中国大学。最忙的1925年11月，鲁迅除了教育部的本职工作，竟然在六所学校之间奔波。可见那个时候教育部不怎么做事，且管理极为宽松。既然鲁迅不只在北大讲课，我们为何将《中国小说史略》创立之功归之于北大课堂？除了北大地位最高、最早发出邀请，还有就是从最初油印本《小说史大略》，到铅印本《中国小说史大略》，再到新潮社正式刊本《中国小说史略》，都与北大课堂息息相关。

《中国小说史大略》内页（芜湖阿英藏书）

《鲁迅小说史大略》，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

那时教育部中层官员的地位、声誉及待遇，显然不如北大教授。比如留英博士、北大外文系教授陈西滢便怀疑留学日本但学历可疑的周树人君的学术水平，以为这位教育部官员不过是因“某籍某系”，才有机会登上北大讲台的。所谓“某籍某系”，指的是20世纪20年代北大中文系的浙江籍教员过于集中，给人“结党营私”的错觉。1925年“女师大”事件中，陈西滢对于“某籍某系”的攻击广为人知。其实，类似的指责以前就有，比如1913年林纾被北京大学解聘时，便抱怨时任校长的浙江人何燏时“专引私人”“实则思用其乡人，亦非于我有仇也” 。

问题不在于北大校长蔡元培是浙江绍兴人，教育部佥事兼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周树人也是绍兴人，而在于这位昔日部下及同乡能否胜任此教职。1920年8月应邀、12月第一次上课，根据北大讲义整理的《中国小说史略》1923年出版上册、1924年刊行下册，真可以称得上“神速”。而这期间，这位教育部官员、北大兼职教员还发表了不少名扬天下的小说与杂文，这怎么可能呢？难怪顾颉刚、陈西滢等顿起疑心。可顾、陈忘记了，有个词叫“厚积薄发”，并非每人每文都需要经过一系列由粗而精的演化。如1918年5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第4卷第5号上，刊出了鲁迅的《狂人日记》，一出现就是中国现代小说杰作，并不需要一个逐渐成熟的过程。《中国小说史略》也一样，至今仍被认定为中国现代学术典范。谈论“五四”新文化运动，一定要记得，同时登上历史舞台的人，因年龄及阅历不同，所谓的“处女作”不可同日而语。出生于1881年的鲁迅，此前虽只刊行过《域外小说集》，没有什么惊人之举，但不等于他一直闲着。此前不断探索，压抑了无数热情，也积累了众多能量，四十岁前后抓住时机猛然爆发，迅速展现其盖世才华，让时人及后世读者瞠目结舌——这就是“五四”时期的鲁迅。

谈及小说史研究，鲁迅那句话分量很重——“我都有我独立的准备”，这可不是随便说的。蔡元培《鲁迅先生全集序》称，“鲁迅先生本受清代学者的濡染”，其早年著述“完全用清儒家法” ，乃真正的知人论事。登上北大讲台之前，从1909年8月归国到1920年夏，鲁迅醉心于辑校古籍、搜集金石拓片和研究佛教思想，主要成果有《古小说钩沉》、《会稽郡故书杂集》、《岭表录异》、谢承《后汉书》（精校）等。从乡土文献起步，那是清人治学的通例，《会稽郡故书杂集》之“叙述名德，著其贤能，记注陵泉，传其典实”，目的是补“方志所遗” 。至于开始辑校古小说佚文，并没有讲授小说史课程或撰写学术专著的具体目标，依靠的只是笼统的“文化情怀”。正如《〈古小说钩沉〉序》所说的，“余少喜披览古说”，后又“惜此旧籍，弥益零落”，再加上文学观念的变化，于是有了辑校古小说的计划。首先是欣赏、赞叹、体贴、关怀，而后才是研究计划。故所谓“其在文林，有如舜华，足以丽尔文明，点缀幽独，盖不独为广视听之具而止” ，不只体现为一种公共的理性与观念，更落实为一种个人的修养与趣味。正是这一点，有别于后世无数因开课或著述需要而闯入这一领域的学者。最初的“无功利”读书，以及此后“有情怀”研究，决定了鲁迅小说史著的底气与厚度，非一般专家所能企及。

前面提到，《古小说钩沉》第一次公开刊行是收入1938年版《鲁迅全集》。周作人晚年生活困难，曾多次将鲁迅手稿拆散送人，时过境迁，那手稿已经成了宝物。2013年中国嘉德春拍，鲁迅《古小说钩沉》一页手稿，上有周作人批语两行，经过激烈竞价，最终以690万元成交。为什么？唯一能做的解释是，三十多年后，失和的兄弟重新聚首；再就是大家对于鲁迅的深深敬意。

三、讲课效果与编写讲义

现代大学主要靠课堂传授知识，对于教授来说，讲课效果如何至关重要。早年还可以用撰写讲义来弥补，越到后来，越依赖现场表演。记得刚留校时，王瑶先生告诫我，在大学教书，站稳讲台是第一步，也是最为关键的一步。真正直接从讲台上被撵下来的不多，但若教书名声不好，那是很要命的。那么，到北大兼课的教育部官员鲁迅，讲课效果如何呢？

1923年鲁迅撰写《〈中国小说史略〉序言》：“三年前，偶当讲述此史，自虑不善言谈，听者或多不憭，则疏其大要，写印以赋同人。”也就是说，怕讲课效果不好，故给北大学生提供了讲义。可在1934年的《〈集外集〉序言》中，鲁迅又称：“我曾经能讲书，却不善于讲演。”其实，鲁迅不仅擅长演说，也很会讲课。我曾引述当年在北大听课的常惠、许钦文、董秋芳、王鲁彦、魏建功、尚钺、冯至、孙席珍、王冶秋九位老学生的追忆，努力呈现鲁迅讲课的风采：“擅长冷幽默的鲁迅先生，站在北大讲台上，讲述的是‘小说史’，可穿插‘小说作法’与‘文化批判’，还‘随时加入一些意味深长的幽默的讽刺话’，难怪教室里会不时爆发出阵阵笑声。在这个意义上，说‘鲁迅先生讲话是有高度艺术的’，一点也不过分。”

既然很会讲课，鲁迅为何还要编写讲义呢？这就说到当年北大的风气。我在《〈早期北大文学史讲义三种〉序》中提及：“大学之所以需要印发教员编撰的讲义，有学术上的考量（如坊间没有合适的教科书，或学科发展很快，必须随时跟进），但还有一个很实际的原因，那就是教员方音严重，师生之间的交流颇多障碍。仓石武四郎和吉川幸次郎当年曾结伴在北大旁听，日后回想起朱希祖之讲授中国文学史和中国史学史，不约而同地都谈及其浓重的方音。” 除了仓石武四郎的《中国语五十年》和吉川幸次郎的《我的留学记》，还有很多材料证明，不仅朱希祖，那时北大教员中南方口音严重导致学生听讲困难的，比比皆是。1922年的北大讲义风波，除了校方立场与学生利益冲突，还有教员方音这个实际问题。

吉川幸次郎回忆：“当我对旁边的同学说，我只听懂了三分之一，旁边的同学说：朱大胡子所说的，我也听不懂。” 听不懂怎么办？还好，有讲义。我们都知道，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等，都曾是北大讲义。其实，还有好多当年的讲义，只是适应教学需要的诗选或文钞，学术上价值不大。我曾撰文介绍远隔千山万水的法兰西学院，居然收藏着几十册早年北大的讲义，且“养在深闺无人识”。其中油印讲义共七种十二册，铅印讲义共五种十四册，最为难得的是保存了吴梅的《中国文学史》。关于后者，我在《不该被遗忘的“文学史”——关于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藏吴梅〈中国文学史〉》中有专门辨析，且将其影印收入了《早期北大文学史讲义三种》（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某种意义上，正是北大这一编印讲义的风气，促成了《中国小说史略》的诞生。

四、理论建构与艺术感觉

鲁迅刚去世，昔日老友钱玄同当即撰文表彰《中国小说史略》：“此书条理明晰，论断精当，虽编成在距今十多年前，但至今还没有第二部比他更好的（或与他同样好的）中国小说史出现。他著此书时所见之材料不逮后来马隅卿（廉）及孙子书（楷第）两君所见者十分之一，且为一两年中随编随印之讲义，而能做得如此之好，实可佩服。”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最初作为在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等院校开设中国小说史课程的讲义，从1920年12月起陆续油印编发，共十七篇（《小说史大略》）；后经作者增补修订，由北大印刷所铅印，内容扩充至二十六篇（《中国小说史大略》）。1923年12月，该书上卷由北京大学第一院新潮社正式出版，下卷出版于次年6月，总共二十八篇（《中国小说史略》）。日后增订，都是技术性的修补。

那么，这书到底好在什么地方，相对于此前或同时代人的小说研究著作，鲁迅贡献何在？在《鲁迅以前的中国小说史研究》中，我介绍了出版在鲁著之前的几种小说研究著作，说明《中国小说史略》确实是横空出世。因有《古小说钩沉》稿本压箱底，《中国小说史略》的考证功夫很容易博得一片掌声。除此之外，此书的整体框架更值得重视，那就是：“将小说类型的演进作为中国小说史叙述的重点，构成了鲁著的一大特色。而这里面蕴含的小说史意识即是，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把中国小说（尤其是元明清三代的章回小说）的艺术发展理解为若干主要小说类型演进的历史。这一学术思路，终于使得小说史的研究摆脱了作家作品点评的传统方式，走向综合性的整体把握。” 可以这么概括，《中国小说史略》的上卷长于史料开掘，下卷则突出理论设计，借用“神魔小说”“人情小说”等若干小说类型在元明清三代的产生与演进，第一次为这五百年的中国小说发展勾勒出一个清晰的面影，并一下子淘汰了诸如“四大奇书”“淫书”“才子书”等缺乏理论内涵的旧概念，使得整个小说史研究焕然一新。

鲁迅本人曾提及，《彷徨》（1926）之所以不同于《呐喊》（1923），摆脱对外国作家的模仿，“技巧稍为圆熟，刻画也稍加深刻” 。而这，显然得益于其时作者对中国古代小说的深入研究。这话倒过来说也许更有意义：鲁迅的小说史研究之所以能够深入，得益于其丰富的小说创作经验。以一位小说大家的艺术眼光，来阅读、品味、评价以往时代的小说，自然会有许多精到之处。在《作为文学史家的鲁迅》中，我谈及史料的甄别与积累必定后来居上，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之难以逾越，在其史识及其艺术感觉：“在学术史上，这是一个以西方眼光剪裁中国文学的时代，一切以是否符合刚刚引进的‘文学概论’为取舍标准，而很少顾及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可能存在另一种同样合理的思维方式及欣赏趣味。对这种西化热潮，鲁迅在杂文中大致持欢迎态度，而在史著中则谨慎得多。……在鲁迅看来，中国文学的某些精妙细微之处，西人很可能无法理解，西式的‘文学概论’也无力诠释像《儒林外史》那样‘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慼而能谐，婉而多讽’的讽刺小说，就因为‘虽云长篇，颇同短制’而很难被西人所激赏。鲁迅曾抱怨：‘《儒林外史》作者的手段何尝在罗贯中下，然而留学生漫天塞地以来，这部书就好像不永久，也不伟大了。伟大也要有人懂。’” 不喜欢套用“文学概论”的鲁迅，其关于中国小说史的论述，更多依赖自己的艺术感觉。这也是百年后的今天，很多史实考辨早就更新换代，但研究者还是喜欢引用鲁迅的只言片语——就因为那里有鲁迅独特的细致感受与精确表述，后人很难取代。

《中国小说史略》下册，新潮社，1924年

五、文言述学与学界边缘

读同时期鲁迅著作，很多人会感觉很奇怪，这个在杂文及随感中竭力提倡白话的作家，为何其学术著作使用文言？作为北大讲义的《中国小说史略》，是事先写好发给大家，听课时参考用的，故连同《序言》（1923）、《后记》（1924），还有多年后撰写的《题记》（1930），鲁迅全部采用文言。至于《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那是1924年7月赴西安讲课，根据记录稿整理成文（最初收入西北大学出版部1925年3月印行的《国立西北大学、陕西教育厅合办暑期学校讲演集》［二］），故采用白话。在鲁迅看来，学术著作与演讲记录，二者性质及功能有别，不可同日而语。那为什么学术著作就得采用文言，而不能像胡适的《水浒传考证》那样白话述学呢？

鲁迅最初的解释在《〈中国小说史略〉序言》中：“又虑钞者之劳也，乃复缩为文言，省其举例以成要略，至今用之。” 30年代日本学者增田涉曾就此问题请教鲁迅，得到的答复是：“因为有人讲坏话说，现在的作家因为不会写古文，所以才写白话。为了要使他们知道也能写古文，便那样写了；加以古文还能写得简洁些。” 我不太同意这个解释，在《分裂的趣味与抵抗的立场——鲁迅的述学文体及其接受》中，我谈及：“谈论鲁迅之以文言述学，不妨放开眼界，引入鲁迅对于‘直译’的提倡。在鲁迅看来，剥离了特定文体的文学或学术，其精彩程度，必定大打折扣。对于研究传统中国文史的学者来说，沉浸于古老且幽雅的文言世界，以致在某种程度上脱离与现实人生的血肉联系，或许是一种‘必要的丧失’。正因为鲁迅徘徊于学界的边缘，对现实人生与学问世界均有相当透彻的了解，明白这种‘沉进去’的魅力与陷阱，才会采取双重策略：在主要面向大众的‘杂文’中，极力提倡白话而诅咒文言；而在讨论传统中国的著述里，却依旧徜徉于文言的世界。”

目前学界使用的《中国小说史略》，基本上都是以1931年北新书局修订版为底本。为此修订版，鲁迅撰写了《〈中国小说史略〉题记》（1930），开篇就是：“回忆讲小说史时，距今已垂十载，即印此梗概，亦已在七年之前矣。尔后研治之风，颇益盛大，显幽烛隐，时亦有闻。……大器晚成，瓦釜以久，虽延年命，亦悲荒凉，校讫黯然，诚望杰构于来哲也。” 之所以“校讫黯然”，是因为“杰构”尚未出现。类似的感叹，在《两地书》最后一则中也有：“例如小说史罢，好几种出在我的那一本之后，而凌乱错误，更不行了。这种情形，即使我大胆阔步，小觑此辈，然而也使我不复专于一业，一事无成。” 这与其说是抱怨，不如说是得意。鲁迅确实可以欣慰乃至骄傲，此书不仅不断重刊，至今仍是难以超越的名著。

《支那小说史》，鲁迅著，增田涉译，1935年

不是还有《汉文学史纲要》吗，鲁迅为何不一鼓作气，干脆写一部独具特色的文学史？鲁迅晚年确实再三表示想编一部《中国文学史》，为何没编成？30年代鲁迅在给李小峰、曹靖华、曹聚仁、增田涉等人的信中，辩称放弃撰写文学史的理由是：生活无法安静、缺乏参考书籍、工程过于浩大，以及“没有心思”。前三者属于外在条件，第四种涉及鲁迅对学术的真正估价，需要分别对待。这里先述“不能”，再解“不为”。我在《作为文学史家的鲁迅》中称：“文学史著述基本上是一种学院派思路。这是伴随西式教育兴起而出现的文化需求，也为新的教育体制所支持。鲁迅说‘我的《中国小说史略》，是先因为要教书糊口，这才陆续编成的’，这话一点不假。假如没有‘教书’这一职业，或者学校不设‘文学史’这一课程，不只鲁迅，许多如今声名显赫的文学史家都可能不会从事文学史著述。” 我们都知道，1927年以后，鲁迅成为职业作家，全靠稿费及版税生活；而不在大学教书，从事文学史写作这种长线工程，明显不合适。

更为关键的是，虽然有几年执教大学的经历，但鲁迅一直处于学界的边缘。支持学生运动，鼓励“好事之徒”，颠覆现有的体制及权威，再加上对处于中心地位的“名人学者”热讽冷嘲，鲁迅注定很难与“学界主流”取得共识或携手合作。上海时期，既为个人生计，也为民族大业，鲁迅必须做出选择。写杂文与做研究，一需“热血沸腾”，一要“心平气和”，两者很难同时兼顾。鲁迅最后选择了热血沸腾的杂文，而不是心平气和的专著，在我看来是求仁得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