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引

从1998年发表《新教育与新文学》（《学人》第14辑，江苏文艺出版社）到2011年刊行《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出版《作为学科的文学史——文学教育的方法、途径及境界》（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我一直论述作为一种知识体系与著述方式的文学史（及小说史、戏剧史等），是如何受制于现代大学的兴起与转型的。

在中国，“小说评论”早已有之，“小说史学”则只有一百年历史。具体说来，1920年可视作中国“小说史学”的元年。理由何在？这一年的7月27日，胡适撰写了影响深远的《水浒传考证》，收入1921年12月上海亚东图书馆版《胡适文存》；这一年的8月2日，鲁迅被蔡元培校长聘为北京大学讲师，专门讲授中国小说史，1920年12月24日第一次登上北大讲台。一是发凡起例引领风气的长篇论文，起很好的示范作用；一是现代大学设立的正式课程，可培养无数专业人士。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序言》开篇第一句“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日后的研究者续上了一句：“有史自鲁迅始。”《胡适口述自传》第十一章称自家整理旧小说的努力，使得世人“认定它们也是一项学术研究的主题，与传统的经学、史学平起平坐”。经由鲁迅、胡适等新文化人的积极推动，作为“学术研究”的“小说史学”迅速崛起，百年之后，已然蔚为奇观。

鲁迅、胡适开启的“小说史学”，一开始主要以中国古典小说为研究对象；随着时间推移，中国现代小说也逐渐“登堂入室”。到了今天，二者分庭抗礼，大多数学者只能专攻其一。考虑到修课的是中国近代、现代、当代文学及比较文学专业的研究生，我所讨论的学术史视野中的“小说史学”，因此仅限于晚清以降的中国现代小说研究。

即便如此，相关著述也都浩如烟海，不可能面面俱到。我选择的十二家，不一定业绩最佳，但都别具特色，很能引发思考与讨论。换句话说，这不是梁山泊英雄排座次，意图凸显的是研究者的立场、趣味及方法。而且，这背后有北大学术传统及我个人视野与能力的限制——作为研究生课程，也只能如此了。

从1989年发表《“进化的观念”与小说史研究》（《文艺研究》1989年第5期）、《“小说史意识”与小说史研究》（《文史知识》1989年第10期）等，到1993年刊行《小说史：理论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再到2004年发表《小说史学的形成与新变》（《现代中国》第五辑，湖北教育出版社），我对小说史研究的策略及方法多有思考。遗憾的是，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我不再从事小说史研究，很多最新成果没有阅读，不少议论也就难免偏颇。好在对于整个学界来说，“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从来都只是“偏师”，此课程（及《文艺争鸣》的连载文章）若能呼唤更多新人登台表演，则于愿足矣。

讲课不同于著述，有时长篇大论，有时点到为止，“大珠小珠落玉盘”的同时，还得保持一定的水分与空气。两节课全是实打实的干货，会让人听不下去的；必须张弛有度，方能维持听众的注意力。变幻莫测，灵活多样，且讲究韵律与节奏，这是课堂的特点——可以引述自家著作，开列参考书目；也可以穿插闲话，兼及师友逸闻。并非严格的专业论文，更接近于学术随笔，兼及个人感受，从书里谈到书外，如此琐琐碎碎，不登大雅之堂，却能使研究对象更加血肉丰满，对听课的学生来说，这些书本以外的“闲话”或许更为难得。

因“新冠”疫情肆虐，北大改为线上教学。对着空荡荡的镜头宣讲，不再与学生面对面，无法交换眼神，不仅不精彩，且容易忘词。为了备忘，我写下了部分讲稿或详细的大纲。课后意犹未尽，干脆整理成文，交给《文艺争鸣》刊发，也算是对这一特殊时代、特殊课堂的纪念。

2020年3月19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