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的新与旧

近者为新，远者为旧，这个标准又客观，又简单，因此为大家所接受。举凡列入“新书介绍”“新书预告”一类栏目中的图书，必定都是新近出版的或将要出版的，人们一看就知，绝不致生出误解。不过，同是新出版的图书，情形也不尽相同。有的是作者新近写成，第一次付印，又第一次与读者见面的；有的虽然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成书的年月却可能早得多；还有的不但书早已写成，而且也早已印行不止一次了，现在只是重版或者重印。这后一种书似乎不宜视为新书，因为它们毕竟是另一个时代的产物，代表了另一时代人们的思虑与向往，是过去生活的一个部分。倘若事隔多年，当这些书重与读者见面的时候，原书作者早已故去，或者虽然健在但不能或不愿对原书再做改动，这样的书尤其不宜叫作新书，名之为“旧籍新刊”，也许是最为恰当的了。

上面谈书的新与旧，纯是以时间的客观标准做依据。这样做固然简单明白，但是未必使人心折。倘使我们翻开一本“旧籍”，却感觉有清新的气息扑面而来，眼前豁然开朗，心扉为之洞开，此刻，我们还能以“旧籍”相称吗？又如果在我们涉猎的同类书籍里面，眼前这部“旧籍”不仅有新鲜的气象，而且别开生面，使我们得更上一层境界，我们是会从心底里把它看作“新书”的。这样来判断书的新与旧，其标准显见是主观的，但也不无道理。毕竟，书是人为人而写的。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对以主观标准评判书之新、旧的做法就会增加几分应有的尊重。

去年的初夏，在一次逛旧书店的时候，偶然发现架上有钱锺书先生的《旧文四篇》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当时的喜悦正可以“欢呼雀跃”四个字来形容。我寻此书久矣，想不到今天如愿以偿，竟是那么突然，那么轻而易举。那次，我一下就买了五六本，留着分送朋友。买别人的书来送朋友，这在我还是第一次，当时还在书的扉页上写下一小段记言，颇能道出其时的心境：“适与朋友言及此书，为不曾觅得而惋惜再三。不想旋即于旧书店购得，真是感慨系之。”现在读这段话，依然感触良多。这就是那种能够使人“眼前豁然开朗，心扉为之洞开”的书。直到现在，我还能回忆起初读此书时那种新鲜的感受。钱锺书先生的文字幽默、隽永，极有情致，处处透着智慧。他的小说早已饮誉海内外，为大家熟知；其学术巨著《管锥编》《谈艺录》等亦在学界备受推崇。只是，前者并非学术著作，后者因以文言文写成，传播范围比较有限。唯有《旧文四篇》所收的这类文字，是以白话文写成的学术文章，读来别有一种亲切。作者谈中国的诗与画，谈莱辛的《拉奥孔》，谈林纾的翻译和中国诗文中习用的描写手法，征引文献，不论古今中外，也不拘高头讲章、笔记掌故，皆信手拈来，如数家珍，当真是挥洒自如，绝不给人掉书袋的印象。书中所论之事，在专家看来至为平常，但是新意迭出；在外行人看来是学问，读来却津津有味。

文章有生命力，所以耐读。耐读的文章是常新的。当然，《旧文四篇》乃是“旧籍”，这书名就足以说明问题。

30年代初，冯友兰先生分两次出版了他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1944年此书再版，冯先生认为自己的思想有了“甚大改变”，因此将几篇新作列入附录，一并刊行。此后除1961年有中华书局的一个新版之外，直到1984年才又根据商务印书馆旧版重印。冯友兰先生在为这次重印所写的“新序”中完全把它当作史料来看待，认为其意义就如重印《二十四史》一样。可见这完全是“旧籍”。然而在两年前，当我在一位朋友处第一次翻开这部书的时候，确实是有那种“清新的气息扑面而来”的感觉 （顺便说一句，甚至初读较冯著更早的胡适所著《中国哲学史大纲》，也是如此） 。虽然这一瞥之下的印象不能用来代替专家们的审评，但也绝不是无关紧要的。这里面包含有很丰富的内容，其重要性并不下于专业上的审定。

类似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许多，单说自己读过，且极喜欢的几本书吧。

已故学者王亚南著有《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此书初版于1948年，虽然曾先后印刷过两次，亦不过3500册，普通读者很难见到，甚至大多不知有其书。直到1979年，王亚南先生的高足孙越生君在《社会科学战线》上撰文介绍，乃至两年后中国社科出版社予以重印之后，才有更多的人得以闻见此书。薄薄的一册，仅10万余字，却是我所读过的同类中文著作中最有卓见的一部。它以极冷静的态度讨论问题，平实无华，但是绝不枯燥。政治学的立场，历史学的眼界，经济学的素养，三者统一于知识分子的科学使命与社会良心之中。

与王亚南先生此书差不多先后问世，现在也得到“新刊”机会的，还有老报人储安平的《英国采风录》。与官僚政治研究一类著作相比，这类书名听上去要轻松得多。不过，内容可以说是同样地严肃。尤其是其中有关政府机构、社会结构和自由主义的几章，注释中常引梅特兰诸公的学术论著。当然，这并不是说此书只有学问人可以读得下去，也不是说其“性格·风度”“雾·雨·潮湿”或者“女子·结婚·家庭”诸章便只是饭后闲聊中的谈资。作者是要在对英国历史、文化的透视中弘扬人类美好的东西，亦是要由此反省自身，做唤醒民众的奋争。岳麓书社重印此书时将储先生的《英人·法人·中国人》附入，可以说深解此意。记得当日购得此书回来，立即不释手地读了几个章节。储先生简练、明快的文字给我以阅读的享受，他观察问题的独到，更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在我的心目中，此书是可以与费孝通先生的《美国与美国人》相媲美的。

《美国与美国人》亦可算是“旧著”，其中《初访美国》与《美国人的性格》两篇分别初版于1945年和1947年，今天读来依旧新鲜。当然，与储著《英国采风录》相比，此书的风格与观察问题的角度是很不相同的。两年前，三联书店重印此书的同时还刊行了费先生的另一本“旧著”：《乡土中国》，这亦是40年代末的作品。40年光阴并未使它变得陈旧，相反，在80年代的“文化热”中展读此书，倒另有一番新意。《乡土中国》收短文14篇，统共不过6万余字，但是其中讲传统中国的某些特质，尤其是有关中国传统道德格局的几篇，至今能够予人以新鲜的感受和启发。整天被新名词、新概念、大而无当的宣言以及空而且玄的文化论战包围的人，初读费先生内中不乏真知灼见的大白话，都会觉得耳目一新。其实所谓文化，就在人们日常的衣食住行、言谈举止当中，原是没什么玄奥的。

最后还可以一提的是瞿同祖先生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这部书从内容到形式，都可说是真正的学术论著。此书194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81年由中华书局再次印行 （仅导言与结论稍有改动） 。这一次印了20500册，应当说不是个小数目，但是还在两年前，北京的书店里就已很难见到它了。一部研究中国古代法律的专著能有这样的销路，这本身就很能够说明问题了。这样的书，今天读来仍能启人神智，令人耳目一新，焉有一读之下不为之精神振奋的，又如何当不上一个“新”字？

说近者为新，这是客观的标准，以旧著为新，却是主观的评判，这两者应该统一起来才好。当然，要做到这一点远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学问是实实在在的东西，非有朴实的钻研与积累不能成就，非有真性情，也都不能成功。就说上面提到的书吧。它们各有特色，每一本都不同于另一本。但是其中都透露出真性情，这一点是它们共通的。因为有真性情，所以有老老实实的态度，不虚浮，不饰伪，不矫揉造作。也正因为有真性情，才可能充分表露其个性，才可能有新鲜活泼的思想，才可能产生深刻的洞察力，也才可能有启开人心的感染力。时下许多一印便是10万、20万的“书籍”里面何以会充斥着空洞的言辞、平庸的思想和陈腐的观念？大概也就是因为缺少真性情的缘故。

最近几年，市面上明显有大量重刊旧籍的势头，这固然是由于多年来学术中断，现在已很难见到“旧籍”的缘故，但是更重要的，恐怕还是因为我们这时代还需要它们。而需要旧籍，又恐怕主要不是因为其少，而是因为其“新”。书的新与旧，原是有许多人们意想不到的东西蕴含其中的。

原载《瞭望》1988年1月1日 sQ0NTquM7fCaWGhq+dgb7jpFtsPNUYFx7rFSreF9UwrvNFPR7RYw7l0CVUsIZl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