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表象与心史的研究

“历史长河湮没了那么多人心的活动，……历史本身也应当是人的心灵和情感的历史。” （张承志：《历史与心史》，载《读书》1985年第9期） 读到这两句话，不禁怦然心动，它使我想起两年前读过的一篇小说：《黑骏马》。很巧，作者也是张承志。当然，这不是巧合。

小说《黑骏马》写的是一个蒙古草原上的爱情故事。时日既久，细节已经模糊了，只记得小说是以一首叫作《黑骏马》的古老民歌开始的。小说的情节并不复杂，但却是按民歌的段落展开的。那民歌唱的是一个骑手寻找他妹妹的故事，小说述说的则是男主人公的爱情、离别和寻找“妹妹”的过程。最后的结尾出奇地相似。民歌里的骑手和小说中的主人公末了都发现，“他在长满了青灰色艾可草的青青山梁上找到的那个女人，原来并不是他寻找的妹妹”。 （张承志：《黑骏马》，载《十月》1982年第6期） 这样的体味使小说主人公对那首古歌的理解一下子升华了，并“不能不再次沉入了深深的思索”。 （同上）

的确，关于那古朴、苍凉的歌谣，它那深埋于久远岁月中的源头，它那似乎是主宰人生的神秘力量，都值得深深地思索。实际上，小说作者已经这样做了，并在小说的篇首就试着提出了自己的解答。

……天地之间，古来只有这片被严寒酷暑轮番改造了无数个世纪的一派青草。于是，人们变得粗犷强悍，心底的一切都被那冷冷的、男性的面容挡住。如果没有烈性酒或是什么特殊的东西来摧毁这道防线，并释放出人们柔软的那部分天性的话——你永远休想突破彼此的隔膜而去深入一个歪骑着马的男人的心。

不过，灵性是真实存在的。在骑手们心底积压太久的那丝心绪，已经悄然上升。它徘徊着，化成一种旋律，一种抒发不尽、描写不完，而又简单不过的滋味，一种独特的灵性。……那些沉默了太久的骑马人，不觉之间在这灵性的催动和包围中哼起来了；他们开始诉说自己的心事，卸下心灵的重负。

相信我：这就是蒙古民歌的起源。 （《黑骏马》）

也许还可以说，许多古老的民歌都是这样产生的。它们讲述的不是某一个人的故事，而是过去、现在甚至将来许多人的故事。这并不奇怪。无数的个人体验，经过了可能是很长很长的时间，在人们心灵深处慢慢沉积起来，化成一个简单的故事、一段古朴的旋律，变成为一种单纯的形式或框架。草原上有多少青年男女，就会有多少爱情故事，这原是真实的生活，是生活本身。但在这里，它们却成了一些依托，一些借以展现某种更隐蔽、更复杂、更深刻内容的东西。那原本是生活产物的内容，反过来支配了生活。这就是为什么，在那些古歌的质朴旋律和悠长尾音里，往往蕴含着深沉动人的力量，震撼人心。

艺术家把他们的感受用形象记录下来，述说出来。科学家却用另一种语言来传达他们的思想。法国人类学家列维-布留尔在原始人中间发现了一种他称之为“集体表象”的东西。关于“集体表象”，他写道：

这些表象在该集体中是世代相传；它们在集体中的每个成员身上留下深刻的烙印……它们的存在不取决于个人；其所以如此，并非因为集体表象要求以不同于构成社会集体的各个体的集体主体为前提，而是因为它们所表现的特征不可能以研究个体本身的途径来得到理解。 （《原始思维》中译本第5页）

这里，异国人类学家与《黑骏马》的作者触及的差不多是同一个问题，即存在某种超乎个人但又左右个人的社会潜意识，不管它是通过一首古老的民歌还是经由各种奇怪的习俗表现出来。这也不是巧合。如果说，古代哲人们关于“性善”“性恶”的讨论主要是政治学领域的现象，而18世纪康德所做的努力是要从哲学的高度来把握人类认识能力的话，那么，现代关于“人心”的研究则扩展到了整个文化领域。列维-布留尔之提出“集体表象”概念，正是把原始人的思维当作一种综合的文化现象来研究的。也有人把注意力放在个人心理的深层结构——无意识方面，其结果是心理学中精神分析一派的兴起。把这种研究的范围从个人扩大到群体，就会从“个人无意识”转到“集体无意识”。什么是“集体无意识”？有人解释说：

自原始时代以来，人类世世代代普遍性的心理经验长期积累，“沉淀”在每一个人的无意识深处，其内容不是个人的，而是集体的、普遍的，是历史在“种族记忆”中的投影，因而叫集体无意识。 （张隆溪：《诸神的复活》，载《读书》1983年第6期）

还是那个神秘的“灵性” （也不妨看作是民族心理的深层结构） 。文艺批评家吸收了人类学和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于是产生了一种新的批评方法：原型批评。历史学家呢？似乎还未见有历史学的“原型批评”，当然，未必有此必要。然而，究竟又有多少历史学家能自觉地借助于人类学和心理学的成就来重写历史呢？

应该承认，在人类社会里，确实存在着某种东西，叫它作“灵性”也好，“集体表象”或“集体无意识”也好，总之，它是一种超于单个人之上的潜在社会力量。研究任何一个个体都无法探得它的真诠，但它又无所不在地支配着个人，通过纷繁的世态顽强地表现着自己。小说《黑骏马》中的那个可怜女子，虽曾有过真挚美好的追求，末了还是发现，她“没能逃开蒙古女人的命运”，一如那个古老歌谣所唱的那样。于是，那古歌本身便表现为个人的命运，历史的主宰。这是一个尚未完全揭开的人类历史之谜。即使是在今天，对于那个冥冥之中的力量，我们还只能说，它是无形的，因为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受其支配却难以自知；它是隐蔽的，因为世世代代社会生活的五颜六色遮掩了它粗糙的原始精神；它是强大的，因为即便是在逻辑思维最进步的民族中间，这些集体表象也还具有“无限的持久性” （列维-布留尔语） 。而且，谁又能否认，人类久远的过去不会通过这无形的存在暗地里左右着我们的言行举止，影响我们的现在乃至未来？的确，对于一个千里跋涉、不畏艰辛的朝圣者，或对一个在狂暴中沸腾起来的民族，理性和逻辑究竟有多少力量呢？如果我们只能从现存的政治、经济制度等方面来解释发生在罗马、德黑兰甚至60年代中国的现代宗教热情，而不能深入到民族甚而人类灵魂隐秘的深处，我们的结论不会是幼稚肤浅的吗？

固然，人对自身的认识还只是开始，然而，人类学和心理学做到的为什么历史学做不到呢？是不是因为我们更喜欢把历史看成是政治史、经济史或别的什么史却很少视之为心史呢？且不论心史这个名称适当与否，把所谓集体表象一类的东西作为历史的能动要素加以研究，不仅十分必要，而且大有可为。实际上，也已经有人开始这种尝试了。

用个人心理情绪的任意性来解释历史的做法已经不时兴了，但把历史同时看成是心史的研究却是刚刚开始。我们也许都还记得戴尔菲城神庙里镌刻的那句古老箴言：

你要认识你自己。

原载《读书》1986年5月号 oQEhlnOSfCj/ahoxIA61YS2sogc2Cc7gn5cjZDTTxt65SSAnI2YZNzFohgWHIAo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