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末学风的“趋新趋旧”说起

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早年曾醉心于西方哲学和美学的研究，他所写的《红楼梦评论》，在文艺批评史上，是以西方哲学和美学观念剖析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的第一次尝试。然而，他后来竟完全放弃“文哲之学”，转而将毕生精力付诸中国古代文物制度的考证。就他而言，这不过是个人治学生涯中的转变，但以时代观之，其中却含有特殊的意义。清末学风的这种“趋新趋旧”并不仅限于一人一事。它是社会变迁带来的各种矛盾在学术界的反映，简言之，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

较王国维早30多年出生的严复，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启蒙学者。他早年曾大力倡导“西学”，于系统介绍西方学术思想和科学观念方面，筚路蓝缕之功终不可没。但至晚年，这样一个斗士竟也对西方的科学、政制失望之极，复转向中国传统文化。他在给门生的信中说：“鄙人行年将近古稀，窃尝究观哲理，以为耐久无弊，尚是孔子之书。《四书》《五经》，固是最富矿藏，唯须改用新式机器，发挥淘炼而已。”这分明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另一种说法。当时，经历了这种转变的学人恐怕不在少数。

何以如此呢？

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用兵舰和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向以老大自居的“天朝大国”窘相毕露，数千年积弊暴露无遗。中国人痛感于国家贫弱，国难当头，遂起而研习“西学”，以为开启民智、富国强兵的救国之道。一时间，“新学”风靡，人心向洋。但是，改良终未成功，革命打破了旧秩序，而新的立足点却未寻得，平衡顿失。这便是一代学人的苦恼。深自反省，严复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间尝深思世变，以为物必待极而后反，前者举国谙于政理，为共和幸福种种美言夸辞所炫，故不惜破坏旧法从之。今之民国已六年矣，而时事如此，更复数年，势必令人人亲受痛苦，而恶共和与一切自由平等之论如蛇蝎，而后起反古之思。” （《严幾道与熊纯如书札节钞》，《学衡》十三期，转引自叶嘉莹著《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第45页） 自大距盲信仅一步之差。从死读经书，侈谈华夷，到“为共和幸福种种美言夸辞所炫”，尽弃“旧法”，盲趋“西学”，不过咫尺间事，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然而，果真只是由于目睹西方政制种种弊端才生出“反古之思”吗？且不说把中国政治的窳败归咎于“新学”的影响是士大夫们的偏见，对“西学”的失望也并非产生“反古之思”最重要的原因。

19世纪的西学东渐，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副产品。因此，中国人的接受“西学”，出自对历史的自觉意识者少，而于民族危亡之际，图求生存，不得不为的消极因素居多。所以，后来由“西学”再返归“国粹”，也是两种文化之间冲突至于不可调和的产物。

华夏文明源远流长，数千年间充满曲折变故，亦不乏与各种文化势力的冲突、融合。那么，何以唯独中西文化的冲突在当时是不可调和的呢？答曰：前此中国历史上的所有征服者，文化的发达远逊于被征服者，因是辄为当地文明所同化。但是，19世纪的入侵者所代表的，不仅是“船坚炮利”或“奇技淫巧”，还是一种高度发展了的文化，即欧洲的基督教文化。它保留了古希腊的民主共和传统，吸收了古罗马的个人本位观念；它务实而充满进取精神，把无穷的精力用来征服周围的世界。追求“无限”、生死以之的浮士德就是这种精神的人格化。同样的科学发明和技术进步，在中国被视为雕虫小技，在西方世界却被尽可能应用于战争、航海、商业和扩张。这不是偶然的。近代资产阶级的崛起，把上述进取精神同对利润的追逐结合在一起，变成一种没有止境的占有欲和统治欲。与此相反，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是恬淡自足的中庸哲学。儒家积极的道德实践和老庄消极的避世哲学被巧妙地糅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尊古崇圣的保守传统和洁身自好的消极哲学。由宋明始，这一古老的文明便日益表现出老化和惰性。它固执而缺乏热情，满足于现状而又沾沾自喜，一副龙钟老态，在历史的旅途上蹒跚而行。可笑的是，面临外侮，它依旧抱残守缺，妄自尊大，直到被人打破大门，在自家庭院里横行无忌，才赶忙起来办学堂、造船舰，以为只要“师夷长技”，便终可“制夷”。甲午之战粉碎了洋务派的迷梦。中国人方始懂得，只有坚船利炮是不够的。物质之后尚有精神，不学西人的文明制度怕是不行的。于是，方有严复的大量译著，康、梁的变法维新。但是，欲吸取“西学”之长，使之有益于中国社会，非彻底改造旧有文化不可。然而，当时能真正摆脱中国传统文化的褊狭，基于对两种制度、两种文化的深刻认识，以自觉意识改造旧文化的究竟能有几人？康有为的“托古改制”是传统的变法模式，与旧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的学生和助手，名噪一时的变法领袖梁启超，最后也沦为保皇派，退回书斋。早年投身于启蒙的学人，或如严复、刘师培等，进了“筹安会”，忙不迭地去拍袁氏皇帝的马屁，或如罗振玉辈，结交遗老，效命清廷，终于沦为汉奸，为国人所不齿。至于本文开始提到的王国维，虽在学术研究诸多领域均有建树，终以不惑之年，拖着一根长辫，自沉于昆明湖，给后人留下深深的惋惜和一个难解的谜。

谈论历史人物，难免评其得失，但并无苛求前人之意。说这些人的悲剧是因其阶级立场所致，也许不错。但我们通常说的历史局限性不正是指一种特定的、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文化吗？任何时代，任何国度，处于两种文化剧烈冲突夹缝中的人，必定面临种种痛苦的抉择。清末民初一代学人的悲剧就在于，虽已面对新的外来文化的严重挑战，却无法摆脱传统的羁束，更无力改造旧文化以适应新潮流，只能在夹缝中惶惶奔走，终而成为时代的落伍者、旧文化的殉葬品。这一历史的教训足以使后人掩卷深思。

1984年11月3日于北京
原载《读书》1985年1月号 7LDy3CyE8y5kFVkLzpV9LWmmlxP1/0jNjfiNUtfydiO+hieVMo8HIB00tbBw7hG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