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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前，我不曾想到，有一天世界上会有那么多书 （按：指能够令识字者感觉乐趣之书，不包括红宝书以及农桑医书等类） ，买不尽，读不完，更不用说，我在自己家中就可以坐拥书城。同样，现在30岁以下的人也绝难想象，就在并非很久以前的那个年代，书是何等珍贵之物。
我开始学会阅读的时候正是“文革”之始，而直到80年代初我大学毕业，这个社会仍未走出书荒时代。这种经历塑造了我与书的关系。
有一个经历了那个时代的人说，他看到过一本书如何被人们读“没”了。这不是夸张之辞。我那时读过的书，一多半是这种将“没”未“没”之书。这种书首尾皆无，绵如败絮，书页翻卷，字迹漫漶，前后残破最重，甚者上下裂为两截。读这种书，先要清理勘察，拼接残页，读时一页变作两页翻。这需要耐心，也需要技巧。但就是这样的书，也经常是求之而不得，因为在当时，它们不仅是禁书，而且毫无例外都是绝版书。书的数量不变，读者却有无限增加之势，结果，一本书在无数人手中流传、翻阅，直至磨损销蚀，终归于无。
书既如此难得，读者求书的饥渴之情也就可想而知。从第一次品尝到读书乐趣开始，我就没有摆脱过那种求书若渴的状态。从小学到中学，生活中令人兴奋的事许多与书有关。为读到一本书，可能要经历漫长的等待和曲折，其间的想望、焦急、兴奋、沮丧和失望，难与外人道之。其实，当时求书的标准既非“古典”，亦非“名著”，我也不可能有什么读书计划，永远是抓到一本读一本，碰到什么读什么。从那些破烂不堪的“旧书”如《三家巷》《林海雪原》《苦菜花》，到当时流行的“新书”如《金光大道》《艳阳天》，从繁体字版的苏联反间谍小说，到散发霉味的才子佳人小说如《梁山伯与祝英台》和《杨家将》，还有得之偶然的《克雷洛夫寓言》《高尔基短篇小说集》等，一本都不放过。
上大学以后，周围的书日渐增多，但我对书的渴求并未稍减。因为要恶补儿时不足，读书欲望十分强烈。而在那时，我早先就有的“藏书”喜好也有了发展。起初，书店里新书有限，佳作难求。每闻书讯，我必设法求购。学校在重庆市郊，坐车到市中心书店，辗转换乘，往返要三四个小时。有时因故不能立即前往，只好托同学代购，或者等待数日再去，但只要书未到手，总是寝食难安。
那时买书大有“抢购”的味道。好书本来就不多，书店每次到书的数量又十分有限，常常是书到几天以后便售罄，而出版社又不会因应市场需求增加印量。因此，能不能买到心仪的好书，一半靠信息，一半靠运气。比较保险的办法是邮购和订购。由潘念之先生主编、知识出版社出版的《国外法学知识译丛》，便是我那时邮购所得。这套书根据法律学科门类，选译欧美及日本主要百科全书中的法律条目，可以算是“文革”后最早的一套法律译丛。这套书的出版开风气之先，为像我这样读了几年法律本科但却没有接触过什么像样的法学书的学生带来一种异常的兴奋。我就是在那样一种兴奋的心情下，活学活用，把其中的知识运用、发挥到一门我最喜爱的课程的期末考试中，结果大获老师赞赏。大学时订购的图书还有商务版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这套书把商务印书馆50年代以来翻译出版的西方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经典重新印行，分量最重。它们后来伴我辗转南北，数量不断增加，成为我书橱中最坚固的部分。
大学毕业后到北京，先读书，继而教书。书读得多，买得更多。北京是文化中心，出版社云集，书店也多，加之80年代以后出版业日渐发达，可买之书和能买到之书也越来越多。那是一个生气勃勃的年代，也是一个充满购书乐趣的年代。我常常骑车逛书店，跑书市，不拘远近，无论大小，常有所获。不数年，我的“藏书”就从最初的几箱，发展成一面墙的满满一书柜。访客到来，无不对这一面书墙印象深刻。某次有编辑来访，在书墙前站立良久，最后操着南方口音一字一顿地说：“本本都是好书。”这让我有很大的满足感。
我的购书和“藏书”正好与这个社会走出书荒的过程同步，这种经历给了我一种狂妄的自信，以为可以尽收天下好书。渐渐地，我发现这是一种错觉，一种由狭隘的经验中生出的错觉。“好书”不仅读不完、买不尽，就是要跟上其出版的节奏也越来越难了。更糟的是，藏书日增，记忆也开始出错。以前总能轻易地在书架上找出要用的书，但是后来，为寻一本书可能要花去大半日时光。再往后，重复买书的情况居然也不止一次地发生。这时我不得不承认，读书虽然不够，买书已经太多。买来的书，恐怕有许多是不会读了。尽管如此，我仍在不停地买书。
80年代末，第一次有机会走出国门，我求书的热情便立即倾注到异域书肆。那时国内书店尚无西文书卖，用信用卡在互联网上购书更是闻所未闻。因此，在海外淘书便具有一种特别的意趣。在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访学期间，我不但遍访两校周遭书店，也不放过街边书摊和慈善性的书市，节衣缩食，以多得一书为乐。我书橱里的英文书从那时开始便有了一点规模。十年后，再访美国，我虽然一再告诫自己买书要克制，结果还是像一个意志薄弱的易受诱惑者，一而再、再而三地屈从于心底对书的欲望。我那几年所记的日记，几乎就是一本求书的记录。
如今，我的书斋已经变成“书灾”，这种灾难已经迫使我不能不有所收敛。但是即便如此，就是走过街边最不起眼的小书店甚至小书摊，我还是下意识地要多看几眼。我自认为这是一种“病态”，而“病根”是30年前种下的。
这“病”有多种症状，比如有书洁癖。早年那种没头没尾破破烂烂的书读多了，颇知道敬惜字纸的道理。以后每得一书，都要用硬纸包裹，做成护封。后来书多了，包不胜包，这爱护书籍的好习惯慢慢也就放弃了。不过，买书时左挑右选，对书的外观百般挑剔的习惯没有改。书洁癖也延伸到书的美观。不但装帧、设计、版式，而且纸张、色泽、质感，都是观书、买书时考量的因素。
书洁癖源于敬书。因为早年的经验，书在我眼中带有神秘性，拥有一本书更具有特殊意味。我不忍看书受到“虐待”，不管是因为受到污损还是轻忽。我不愿将书页折角，也不愿把书随意放置，甚至，我不愿轻易地去读一本书。读书要有始终，要有系统。读一本好书，虽不至先沐浴焚香，但也总要在心理上和时间上有所准备。我的许多读书计划因此而一再推迟。
不过，所有“病症”中最突出的还是购书癖，这种癖好就似一种强迫症：见了书店忍不住要进，见了书忍不住要买，有了书舍不得扔。现在图书市场发达，早先那种欲求一书的焦虑、错失好书的怅然、一书在手的满足，也已经慢慢淡出，但是见了书店，依然两眼放光；进了书店，依然很容易陷入一种买书没有节制的境地。其实我心里明白，我并不真的需要这么多书，我的书架也容纳不了这么多书。我也曾痛下决心，自立规条，但总是忍不住破戒。当然，我可以为自己的不理性找出许多理由，如自己藏书的便利、书的不同用途，以及个人的读书习惯，等等。不过，我细细分析自己的心理，发现在心灵深处起作用的，仍然是儿时那种求书若渴的经验。
就因为当年的经验太过深刻，即使后来世事变迁，秦火不再，书早已不再是稀缺物、奢侈品，深埋心底的对书的饥渴仍然没有消除。的确，读的书越来越不及买的书多，这却不是减少藏书的理由。相反，读书愈加有限，藏书就应当愈多。书在手边，让你觉得书中的世界也近在咫尺，伸手可及。这不只是一种虚幻的满足，最重要的是，它给人一种安全感。这种心理很像杰克·伦敦在一部短篇小说里描写的情形。小说写一个陷入绝境的荒原旅行者，他饥寒交迫、精疲力竭、孤独无助，唯有求生的意志支持着他挣扎向前。在他身边，一只同样衰弱的荒原狼随伺左右。他们当中只有一个能够活下来。最后，人和狼纠结着倒在一处，那人紧紧咬住狼的喉管，再也不松口。在失去知觉之前，他感到有一股暖暖的东西流进了自己的喉咙。在小说的结尾，终于获救的旅行者慢慢地恢复了正常，但是人们发现，他经常在自己的背囊里和床铺下藏匿许多食物，那些食物已经长霉。
这篇小说的标题是：“热爱生命”。
本文发表于《政法论坛》201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