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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希腊至今，西方法律的发展已逾两千年。在此期间，西方法律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传统，并在西方资本主义崛起，西方各国先后跨入近现代社会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直到今天，它仍被认为是西方社会最坚固的基础。但是，现在有人发现，西方人对于法律的信任已经严重丧失，西方法律面临危机，西方社会面临危机。
埃默里（Emory）大学的Woodruff讲座教授，哈罗德·J.伯尔曼（Harold J. Berman）把这个危机叫作“整体性危机”（integrity crisis），它最明白的征兆便是今天的西方人对于法律与宗教的信任丧失殆尽，而这首先是因为，今天的西方人普遍认为，法律与宗教是完全无干的两种东西，可以截然划分开来。这样一种看法和态度又深深植根于900年来统治着西方人的二元思维模式 （主体与客体分离，个人与社会分离，物质与精神分离，等等） 。怎样认识这场危机，进而如何解决这场危机，这些，构成了哈罗德·J.伯尔曼《法律与宗教》 （原名为《法律与宗教的相互作用》） 一书的主题。
《法律与宗教》一书根据伯尔曼1971年在波士顿大学Lowell神学讲座所做的演讲编辑而成。全书除序言、导言、跋和注释以外，共分四章。
在第一章，伯尔曼由人类学立场出发，从文化角度考察法律和宗教。他认为，法律与宗教不仅是所有文化所共有的现象，而且它们本身又有共通之处。具体而言，法律与宗教共享四种要素，即仪式、传统、权威和普遍性。在伯尔曼看来，法律并不像人们通常以为的，只是世俗的、合理的和功利的，它不仅包含有人的理性和意志，而且还包含他的情感、直觉、信仰和献身。不能为人所信仰的法律是死的法律。
第二章由历史角度考察了西方法律的沿革，结论是：“我们的基本法律概念和法律制度，由宗教在其中有极大影响的历史发展中获得其意蕴的大部。”实际上，不仅法律的许多基本观念来自犹太教和基督教，而且自11世纪以后，西方所有法律制度都是建立在宗教或准宗教的理想上面。这里，宗教的概念也像法律概念一样，是在非常宽泛的意义上使用的，因此，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也包括在内 （伯尔曼称为“世俗宗教”） 。
在第三章，伯尔曼把读者的注意力，由法律中的宗教方面，转移至宗教的法律方面。这一章所采取的立场是哲学的。伯尔曼逐一考察了三种有代表性的神学思想 （也是传统上的三个思想派别） ：“爱之神学”“信仰神学”和“希望神学”。这几派分别认为，法律与爱、信仰和恩典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在伯尔曼看来，这些看法不但不合犹太教和基督教的真精神，而且本身也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无论多么神秘的宗教，也不能不对社会秩序和社会正义表示关注。如果没有社会秩序以及用以保障秩序的程序和制度化的组织 （这正是广义上的法律在伯尔曼那里的主要含义） ，不但不会有德行和宗教上种种美好的东西，宗教团体的信仰也难以传递下去。
伯尔曼将第四章的立场称作“末世学的”，因为它所讨论的是死亡与再生的问题。旧的正在死去，新的却还未出现，这便是今天西方人面临的窘境。伯尔曼以为，死去的并不就是表面的制度化的组织，而是这些组织赖以建立的根据。而这根据首先就是把法律与宗教截然划分的观念、态度，从根本上说，就是数百年来支配着西方人的二元思维模式。
死亡将带来新生。由再生的经验中将产生一个新的时代——综合的时代。这就是希望之所在。
自然，综合的时代绝不是“政教合一”的时代。伯尔曼无意主张宗教与法律的合一。相反，他不但承认法律与宗教之间存在种种“张力”，而且对保持这些“张力”的必要和价值予以充分肯定。他很清楚地认识到，无论要保全法律还是宗教，都必须首先肯定它们之间的“张力”。而“在历史上的另一些时期，在今日世界的另一些地方”，人们因为国家想要把某种信仰体系强加于人民身上而强调个人或者集体保有其精神独立性的固有权利，或者，因为教会试图把它的政治见解强加于社会而主张国家的独立性，都是绝对必要的。不过，伯尔曼谈的并非“历史上的另一些时期”，或者“今日世界的另一些地方”，而是今日的西方世界，今日的美国。
西方人今天所面临的危险，主要不是专制，而是混乱无度；不是盲信，而是冷漠无情。
希望在于综合，在于社会的新生。那将是一个健全的社会。在那个社会里，法律与宗教的相互作用将得到普遍的承认，它们因此而获得“辩证的统一”。正义与神圣之间的裂隙，终将在最高的层面上得到弥合。
纵观900年来西方文明的发展，应该承认，伯尔曼以其不同寻常的敏锐和深邃，确实抓住了西方法律文化中带有根本性的特征，并从中挖掘出了危机的根源。所以，尽管他的主要论述对象是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社会，尽管我们所处的情形又大不相同甚至正好相反，我们还是能够并且应该由这本不显眼的小书中获取不可多得的教益。
原载《书林》1988年1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