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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由工部局出版发行的《上海史》 [1] 中这样记述：“截至1843年12月31日，上海登记的英国国民仅有25人。”两年后，这里才有了第一部完整的法律，即《土地章程》（ The Land Regulations ）。在书中，题为“万国商团诞生与泥城之战”的章节，位居“工部局成立”一章之前。
那是1853年4月8日，上海租界此时还似襁褓里的婴儿。由英国人和美国人分别牵头，租界外侨举行了两次集会，讨论成立正式防御力量的事宜。在第一次会议上，英国人搭建起来一个连队的框架。英国义勇军（British Volunteer Corps）其中一条规则是：“没有领事的裁定，任何人一旦登记入伍，则不准私自退出。”那个时候还没有工部局，他们成立了一个“合作委员会”（Committee of Co-operation）协调租界各方：外侨社团、官员、领事和海军之间的关系。美国人也任命了一个委员会。随后，一个囊括上海租界三方——英国、美国、法国的更大规模的会议召开，三国领事与海军军官悉数到场。
新成立的商团首位司令官名叫特郎逊。他是英国孟加拉军第二步枪团的陆军上尉。但他在司令官位置上仅待了几个月而已，后来因为离开上海而卸任了。武器和弹药很快到位，每一名商团成员都装备了步枪（rifle）
和刺刀，刺刀随后又被佩刀取代。万国商团最终成军，沪上侨民展示出极大的热忱。虽然1853年4月30日的《北华捷报》（
The North China Herald
）写道“下午的军事练习总是被赶去寄信这事儿打断”，其实商团的军事训练时段确定下来之后，大家都很乐意参与其中。没过多久，万国商团就有了用武之地。那时，沪上侨民出门行走已不安全，常常受到攻击。1854年4月3日，一男一女正在“新公园”（New Park）
附近散步，再次遇袭。当时的英国驻沪领事官员、退役中尉威妥玛（之后的威妥玛爵士）率领万国商团援军赶到现场，将遇袭的两人解救出来。此时，威妥玛已身兼万国商团司令官一职。为此，上海租界向中国方面发出最后通牒，命其撤离跑马场附近所驻扎的几个军营，整条防线退至虞洽卿路（今西藏南路）以东。1854年4月4日下午3时，租界军队开始在江西路大教堂集结。英国、美国海军的驻沪部队赶来，加强了万国商团的力量。军队人数总计在300至400人之间，其中大部分人是正规军。中国方面拒绝了来自外国租界最后通牒的要求。外侨军队沿着南京路进军，行至今日之浙江路路口时，发生交火。美国人在正面、英国人从侧翼，同时向清军军营发动进攻。交火发生在4点钟，半个小时后，根据一篇报道所写，“清军即全面撤退”。丢盔卸甲后的清军军营被一把火烧完。租界方面共计有4人死亡，13人受伤。全部的战斗在两个小时内结束。以上就是“泥城之战”（The Battle of Muddy Flat）——万国商团接受了“圣灵和火的洗礼”。此次事件之后，更高权力层“警告”上海租界当局应该管理好自己的防御力量——有此暗示，万国商团更是师出有名，而租界防御也真正有了保障。彼时至今，过去与现在，万国商团拥有着事实上不间断的服役历史，这让每位团员都深感自豪。这些年中，上海不知经历多少“事变”、多少“麻烦”，而这种精神就是万国商团的旗帜不倒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