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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开始的一年，按干支是庚辰年的岁尾，因此属龙。相书上说，庚辰龙为恕龙，也许我的心性与此不无关联罢。生我的时候，母亲虚龄四十五岁，我是家中最小的一个孩子，哥哥、姐姐比我要大出十四五岁。父母是山东黄县（今龙口市）人，二十年代末迁来此地。母亲系续弦，前面的大哥，所生长子只比我小一岁。前面还有一个大姐，也经常往来。二哥、三哥和一个姐姐，是我母亲所生。他们都很疼怜我。
父亲身在农家，却很少事稼穑，兴趣主要在讲书和写字上。他书法不错，举凡春联、礼账、契约、词讼等本村和邻村的文案，很多都出自他的手笔。他还懂得一点道教的符箓，遇到我发烧，他会写一纸“聚魂单”，在白酒里烧化，母亲边抛撒，边呼唤我的小名，而且叫我答应。究竟有没有效，我已经不记得。只记得小时候经常发烧。
我父亲的二叔父，是一位行医先生，我叫他二爷。一副古旧眼镜，手提带铜活的小皮箱，留着几绺白胡须，很有些仙风道骨的样子。每当他飘然来到我家时，大家最有兴趣的是听他讲《聊斋》。他讲得活灵活现，而且都是夜晚上灯之后，一讲就是半夜。我越听越害怕，越害怕越想听。结果多少天之后，我一个人不敢走过我家的堂屋。我爱发烧，如今想来很可能与听二爷讲《聊斋》受惊吓有关。二爷也教我念《千家诗》，条件是早晨的童子玉液须送他清饮。他还跟我说过，如果手拿两只棒槌，一跃可以跳上房顶。但直到他过世，也没见他试过，这是他留给儿时的我的一个好大的悬念。母亲说他的话不一定靠谱，但我小时候真的很喜欢这位神仙二爷，每次他来，都给全家带来欢笑。
二爷讲《聊斋》，我父亲一般不在场。他熟读《三国》，但他喜欢讲的是《封神榜》以及《七侠五义》《大五义》《小五义》《大八义》《小八义》等侠义小说。每当腊月来临，年关前后，村里的一些爱好者都来我家听他讲书。有时他也哼唱鼓词，一种很平很快的说书调。我哥哥姐姐也会，他们也都识字。我父亲监管很严的一个铁皮箱里，有很多这方面的书，至少《三侠剑》《粉妆楼》《玉娇梨》什么的，我是看到过的。《诗经》《四书集注》也有，那是在箱子旁边堆放的几摞书里。如果碰巧父亲不在，箱子又没上锁，我的好机会就来了。可以随意在箱子里翻看，只要一页认识几个、十几个字，就看得很来劲儿。历史演义和侠义小说对我的影响，可说是沦肌浃髓。我学认字，也跟乱翻这些书有关。书箱外面的书，也经常翻看，但阅读兴趣不大。
父亲认真教过我的，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蒙学读物。他口授，我一句一句跟着念。后来《三》和《百》皆能背诵，《千》开头的“天地玄黄，宇宙洪荒”两句，令我懵懂得不知所以，便偷懒没有全背。倒是能背诵《千家诗》，除了二爷一首一首地教，母亲和姐姐也提示性地教我念过一些句子。这种口授的方法，常因谐音闹笑话。譬如《百家姓》的“俞任袁柳，丰鲍史唐”，我会悄悄理解为“风包屎汤”，然后自己窃笑。《神童诗》我也很喜欢。“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这些朗朗上口念起来特别响亮的话，让我模模糊糊地知道，世间唯有读书最好了。“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也听大人念过。问父亲这两句的意思，他不答。母亲说，书念好了，长大娶好看的媳妇。
我九岁以前，就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生长的。听二爷讲《聊斋》，听父亲讲侠义，背“三百千”，自己乱翻书。如此“家学”，也就思过半了。很少和小朋友玩，倒是喜欢跟姐姐、嫂嫂在一起，听她们说笑，跟她们一起做扔荷包和击鼓传花的游戏。大哥和三哥会木工手艺，他们那些工具，令我迷恋不已。至今我喜欢各种工具，潜源实在此。母亲的善良，远近无人不晓。不知有多少妇女儿童，得到过她的帮助。父亲说她是吃一百个豆不嫌腥的人。我到三四岁，还吃母亲的奶。好像是她走到哪里，我都想跟到哪里。我的恋母情结，可想而知。她吓唬我的名言是：“我今儿不打你，明儿不打你，后儿指不定打你不打你。”每当她这样宣示训词的时候，我两手垫着下颏，与其说是敬聆威吓，不如说是在领会险情已然淡远的温馨。姐姐出嫁县城，母亲常去探望，有时一次住上好多天。父亲也常有事在外面。每当黄昏降临，我一个人跪在窗前，无声而泣地盼念母亲，也是儿时真切的记忆。特别当嫂嫂走过来劝慰，说别哭了，妈妈很快就回来，我会更加难过。
我的这位嫂嫂，是二哥的妻子，年龄比二哥小很多，长得俊俏，对我的照拂无微不至。1992年，清华大学召开纪念赵元任学术座谈会，一个女生演唱赵元任作曲、刘大白作词的《卖布谣》，其中有几句歌词是：“嫂嫂织布，哥哥卖布。卖布买米，有饭落肚。小弟弟裤破，没布补裤。嫂嫂织布，哥哥卖布。”听得我竟流下泪来。后来，一天夜里忽入一梦：嫂嫂笑盈盈向我走来，两颊红润，年轻而美。第二天打电话给哥哥，他说你嫂子昨天殁了。一年春节，姐姐的女儿一家路过北京，与我见面，同来的有二哥的一个孙女，我对她格外顾惜，希望尽量有帮助于她。我大嫂三嫂对我也很好。母亲常说：“老嫂比母。”也许我的恋母情结也转移给了嫂嫂一部分罢。
九岁前我没正式上过学。邻村一位乡先生，是父亲的老友，他办的一个只有五六个学生的私塾，我断断续续念过一年。方式是一遍一遍地跟着先生诵念《诗经》《论语》和《孟子》。《诗经》喜欢，《论语》也有好感，唯不喜欢《孟子》。致使为人师后一个时期给研究生开书目，常常有《论语》而没有《孟子》。儿时的影响可真是根深蒂固呵。说起来，我的所谓“家学”，不过是略胜于无的一点点村塾的底子而已，好处是从小养成了亲近书、喜欢书、爱读书的习惯。
比较言之，童幼时期我得到的家庭和亲长之爱，可以说为造化所独钟，几乎到了娇宠的地步。没有谁责备过我，听到的都是夸奖的话。还未上正式的学，村里的大人就称赞我书念得好。上学后同学起外号叫我“大头”，母亲非常不以为然，说看不出我的头大。为此我认真照过镜子，悄悄掂量和班里同学的头有什么不同，最后发觉可能真的比人家的头大一点。祖芬的头大更是有名的，季先生就管她叫“大头娃娃”。家庭、学校、社会是影响青少年成长的三个方面，第一位的是家庭。童幼时期从家庭环境和父母亲长那里得到的爱充盈，自己的爱心也会在无形中孕育生长。成人之后的爱，也不是凭空得来的，你以爱心待人，人也会回报以爱心。孟子岂不言乎：“爱人者，人恒爱之。”是矣，是矣。
但从小娇惯，也容易导致心性过于软弱。陈寅恪倡言“了解之同情”，我常常还未了解就已经开始同情了。因此读《史记》看到太史公批评项羽有“妇人之仁”，我内心总有受到一击的感觉。家庭影响和成长的逻辑，似乎是小时候受的委屈越少，长大后越不容易经受得住委屈。直至二十几岁、三十几岁，当受到委屈冤抑的时候，有时竟一个人默默地流淌泪珠。幸好后来历过无数次炼狱般的起伏跌宕的磨折，意志逐渐变得坚强起来，柔弱的心性得到一定程度的弥补。
张舜徽先生在《自学成才论》一文中说：“自来魁奇之士，鲜不为造物所扼。值其尚未得志之时，身处逆境，不为之动，且能顺应而忍受之。志不挫则气不馁，志与气足以御困而致亨，此大人之事也。盖天之于人，凡所以屈抑而挫折之者，将有所成，非有所忌也。其或感奋以兴，或忧伤以死，则视所秉之坚脆，能受此屈抑挫折与否耳。”可惜是过了天命之年才读到张先生的振聋发聩之论，其感奋激励不啻当万籁俱寂之时聆听到天庭传来的妙曲纶音。兹可见后天的教育、知识的吸收、学问的累积和人生阅历的直观感受，同样是人格走向成熟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只是即使处身中年或者老年阶段，仍会找到童年生活的隐约的影子。这时你才惊讶地发现，自己还是那个自己，那个调皮的喜欢受人娇惯、渴望得到爱的小宝宝。一切都没有变。甚至小时候的爱好和习惯，也带到成为人文学者后的自处和他处中来了。学界与我情亲的一些友人，大都比我大七八岁到十四五岁。这是否与小时候我喜欢和哥哥、姐姐、嫂嫂一起说话玩耍有关？他们也都比我大十多岁或竟至十四五岁。前两天和我的同事好友梁治平谈起此事，他想了想，说的确如此。他一定想到了汤一介、乐黛云、李泽厚、龚育之、孙长江，以及余英时、李亦园、金耀基等我经常与之往还而且想之念之的师友。彼此学术观点是否相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每有接谈都能感受到友情的温暖和激发出谈讲的快乐。假若两者之间确有某种意想不到的从小到大的精神延续和心理惯性的连接，那可是值得人类学家和心理学家予以关注的课题。
母爱的寄托和延伸，是为成家之后的配偶。但配偶能否肩负起如许使命，要看彼此的缘遇。世间情事的离合聚散也多矣，因此生出无尽期的悲剧、喜剧和闹剧。古今多少戏剧天才、文学圣手，都以此作为永恒的主题，可是无论他们展开怎样奇幻超凡的想象力，所呈现的艺术现实都不如现实人生丰富多彩。此正如《牡丹亭》第一出“标目”所述：“白日消磨肠断句，世间只有情难诉。”真正的那个与你相知相爱相亲相敬的人，也许世间本来就没有，也许有你没有遇到。遇到和遇不到，就是人间情事的有缘和无缘。
人海茫茫，世路漫漫，情事相遇的几率不是千分万分之一二，而是百万分千万分之一二。然则一旦遇到，终成眷属，她的角色将随着时空转换而日趋丰富，最后达致既是情人，又是爱人；既是知音，又是知己；既是贤妻，又是良友；既是眷属，又是伴侣；既是玩伴，又是亲人；既是姐姐，又是妹妹；既是女儿，又是妈妈。到了这一境界，生身母亲的慈爱和娇宠，自幼从父母亲长那里得到的关爱与呵护，都一一在配偶身上得到了全面的重光。然则这样的缘遇有谁可能遇到呢？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读钱锺书先生的著作近乎迷狂。一次趁开会之便，拜访了厦门大学的郑朝宗先生，亦即《管锥编》每每提及的那个“郑君朝宗”，他是钱先生信得过的一位友人。交谈中我提出一个问题：以钱先生的性格和锋芒，为何1957年没有受牵连？郑先生蓦然站起来说道：“这得力于杨绛！有了杨绛，他什么都有了，不需要与别人争短论长。”《红楼梦》一处交代，贾宝玉看到龄官画蔷和目睹了贾蔷和龄官的爱情之后，“自此深悟人生情缘，各有分定”。当年属意于杨绛的俊才翘楚何止二三子，可是情缘所归、分定所属只有钱锺书，那个小时候被钱基博老先生拧耳朵的贪玩的人。《红楼梦》我是熟悉的，结合郑朝宗先生的解说，我无法不产生对人间情缘的“深悟”。
让我意想不到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我和钱先生通信的时候，一次他在信里说：“祖芬女士的文章，我们钦佩已久。你有这样一位‘文章知己，患难亲人’，可喜可贺。”钱老的勉辞，让我们既惶愧，又感动，又惊叹他对人间的情缘何以洞悉得如此深微。写信的时间是1989年12月7日，三十多年来，我们夫妇始终对钱先生心存感激，不敢或忘。
2020年1月21日写讫于东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