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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想到吴小如先生会在这个时候离开我们。虽然享年九十有二，按古人的说法自是寿考，但在我个人还是感到太过突然。吴先生是我尊敬的师长，大学就读，就曾亲聆咳唾之音，嗣后为学，过从不密，往来不少。我说的“这个时候”，是因为此前的3月31日，南开大学的来新夏先生逝世了，同样享年九十二岁，两位当代文史大家之逝，仅相差一个月十天又四个小时。
来先生之逝，我本该写点文字的，近十年我主编的《中国文化》杂志，几乎每期都有来公之作，关于他的学术活动也偶有参加，往还书札亦可成帙。他逝前不久还有信给我。为表达追怀之意，今年的《中国文化》春季号，特辟“来新夏先生遗稿”专栏，刊出他的遗作两篇。我在专栏的编者按语中写道：“2014年3月31日下午3时10分，来新夏先生不幸逝世，享年92岁。近十年，来先生与本刊往来密切，经常有文献考订和书事随笔交《中国文化》刊载，我们则有文必登。本期的两篇遗稿，即为先生逝世前不久寄来，谦称供‘补白’之用。我们非常怀念来先生的学问风采。他早年得陈援庵、余嘉锡、张星烺等名宿之教，以历史学、方志学、文献学名家，《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书目答问汇补》《北洋军阀史》《方志学概论》等著述，足可成为沾溉后学的学术遗产。他出生浙省，就读辅仁，执教津门。思想自由，文笔灵活，著述宏富。噫！哲人远去，吾心伤悲，往事依依，不胜追怀哀悼之至。”
两位先生相继离世，都是我不曾想到的。我和来先生的交往属于学术忘年，和小如先生更添一层师生之谊。我非北大出身，但六十年代初读大二的时候，整个一学期的工具书课，都是由吴先生来担任。他对治学工具的掌握，对文史典故的熟悉，让我敬佩无地。原以为所谓工具书，不过是各种字典、词典、辞书之类，或者最多再加上几本韵书。谁知在吴先生那里，《十三经》《二十四史》《全唐诗》《全唐文》《全宋词》《六十种曲》《太平广记》，无一不是工具书，而且是治文史之学的更重要的工具书。还从吴先生学得了《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可以简称为“全文”，《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简称为“全诗”，《汉书·艺文志》简称为“汉志”，《隋书·经籍志》简称为“隋志”。这些个简称，至今我用起来仍无失无忘。特别令我难以忘怀的，是我的一篇研究《红楼梦》的文稿，得到了吴先生的批改指点。文稿为《论〈红楼梦〉前五回在全书结构上的意义》，有一万五千字之多，一次下课后我交给了他。一周后的课后，他找我退还，很多页有圈点批改，并附有三页稿纸的评语。评语具体写了些什么已不复记得，印象中基本都是鼓励的话。我日后一度治红学并小成气候，于今思之，和吴先生当年对我的鼓励也许不无关系。
因为有此前缘，2001年年初，我一次和吴先生说起四十年前的这一往事，并将我的《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一书呈请他指正。不料过了一段时间，竟在2001年3月11日的《人民政协报》的学术家园版，看到了吴先生的文章《红学：二十世纪小结──读〈红楼梦与百年中国〉》，差不多一个整版，让我惶悚不已。他说“一气读完”此书，“然后更反复披绎”，可见吴先生对红学的情趣之厚。文章自然讲了一些称许的话，但措辞属意极见法度。他看重的是我研《红》的“平常心”，未尝以之为“吃饭之具”。
我主编的《中国文化》杂志，每期都送给他，他觉得刊物办的是好的，唯错字没有根除，是为一憾。一次，他还请严家炎先生带话给我，说要注意刊物的错字。严先生转达意见，就像做学问一样严谨，批评的语言一字不漏。吴先生对称谓的混乱，尤为恨恨。“兄”之一词，是表示对往还彼方的尊称，对自己则谦称为“弟”，而与年龄的大小无关。但此词使用的禁忌处在于，除非特殊情形，年小者绝不可以对年长者以“兄”呼之。倒是年长位尊者，可以比较自由地称年龄小于己者，甚而对弟子、晚辈，有时亦不妨“兄”之。记得吴先生曾有专门的文章谈及此义。还有写信的一方，可以在落款留下“敬启”字样，但上款绝不可以写“某某先生敬启”。盖“启”有二义，一曰“开启”的“启”，一曰陈述之意。故写信人落款可以自称“敬启”“拜启”，意为“敬陈”“拜陈”。而对收信人写“大启”“道启”可，却绝不能写“敬启”，他亦有文及此。吴先生对文章义法和属词称谓的讲求，是严格的，至有“学术警察”之目，究其本心，则是为不乱吾国固有文脉，守持语言文化之纯洁。
我的不能忘怀于吴小如先生，是当自己马齿日增、著述多有的情况下，仍不时向吴先生请益而随时得到指点。大约十数年前，我正在研究陈寅恪的家世遭际，其中涉及陈宝箴、陈三立经略湖南期间和文廷式的关系。文廷式当过珍妃的老师，深为慈禧嫉恨，早在戊戌政变之前即将文赶出宫。八月政变后，又严令各地搜捕，并可以就地处决。其时文在长沙，为陈宝箴、陈三立所救免。后来文廷式死，陈三立写有《挽词六首》，其第四首开头一句为：“元礼终亡命，邠卿辱大儒。”这“元礼”是谁？我一下蒙住了。于是打电话给吴先生，问其所疑。吴先生连沉吟都没有，立即回说：是李膺，你查查《后汉书》。我一查，果然是遭遇东汉党锢之祸的李膺，元礼是其字。
这样的师长，对古典如此“脱口而出”的功夫，即使学术长辈中，也不多见。后来《陈宝箴和湖南新政》出版，我特在后记中标明此事并向吴先生致以谢忱。我感谢吴先生，还由于大学就读之初使我深受教益的两部著作，这就是游国恩先生主编的《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和《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这两部书当时在我心里不啻学问渊薮，它为我铺平了通往古典之路。这两书都是由吴小如先生注释定稿，其沾溉文史后学的功德，难以言喻。
2012年，比吴先生小七岁的老伴去世，他增加了寂寞。一次通电话，他说了长长的一番话，关于吴玉如先生，关于京剧，关于俞平伯先生，关于对《唐宋文学史参考资料》编写的期待。而且思路清晰，嗓音清亮。我说想不到您能讲这么长时间的话，以后该多打电话给您。他说也不要多，不要在晚上。然而自今而后，我再也不能打电话给他了，惜哉！
原载2014年6月3日《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