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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2008年5月10日，忽得许纪霖兄自旧金山发来的沉痛急函，告知王元化先生已于北京时间5月9日22时40分在上海瑞金医院逝世。并云“他自去年秋天发现癌症扩散至肺部，住进医院，前几个月又扩散至脑部。一周前进入浅度昏迷状态，最后与我们告别了”。又说“中国官方已经发了短讯，称其为‘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著名学者、原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后事如何安排，目前暂时不得而知。华东师范大学考虑为王先生举行一个学术追思会。我目前正在美国访问，13日回上海”等等。
虽然仅半个月前我因出席浙江省儒学会开幕式，中国美术学院舒传曦教授和夫人唐玲女士约往杭州老龙井品茶，我们还谈起元化先生的病情，知道已难以回天。但接此噩耗，痛惜之余仍不胜惊诧。我无法接受元化会真的离去的事实。他是当今中国无论老辈还是小辈都难得一见的不停顿的思想者。他提倡的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对如今的学界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只要和他见面，他就会讲出正在思考的新的思想。他是有才华的文学家，有思想的学者，也是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
五十年代胡风一案，他是受牵连者。长时间隔离审查，写不完的交代。侮辱的语言，冷漠的目光。他想到了死。他没有王静安从清华园走到颐和园鱼藻轩的自由，他选择的方式是把他高贵的头颅奋力撞到墙上。也许是文弱的身体缺乏足够的力气，更可能是慈悲的上帝不愿接受他的请求。他活过来了。但嘴角歪斜，舌头僵硬，语言含混不清。医生诊断他得了心因性精神病。1959年才告结案，定为胡风分子，开除党籍，行政降六级。可是反“右派”、“反右倾”、城乡社教、文艺整风，直到“文革”，元化是以戴罪之身来艰难地跨越这“瀚海阑干百丈冰”的。
他是太喜爱文学了，太钟情学问了。学问和书籍使他在逆风千里中获得心灵的哪怕是片刻的安宁。境遇不好了，学问却提升了。《文心雕龙》和黑格尔成了他不离不弃的伴侣。他认识了精通中西学问的韦卓民，认识了新儒家的领军人物熊十力。古典文学学者郭绍虞给他写了嵇康的《赠秀才入军》：
良马既闲，丽服有晖。
左揽繁弱，右接忘归。
风驰电逝，蹑景追飞。
凌厉中原，顾盼生姿。
携我好仇，载我轻车。
南凌长阜，北厉清渠。
仰落惊鸿，俯引渊鱼。
盘于游田，其乐只且。
后来这首诗一直挂在元化的书房里。
当然，他的精神支撑力还来自他的美丽温柔、世家出身的妻子张可女士。元化被隔离的时候，张可带着儿子前来探望而不得一见，儿子爬上高墙摇晃着试图看到他的父亲。当“文革”张可也受到冲击，竟至于昏迷七天不能苏醒，我们的元化只能婴儿般地放声大哭而已。
元化的心碎了。
元化个体生命的舒张还是在改革开放之后。他文章不断，著作不断。厚积厚发，理出自然。他还一度出位当了上海市的宣传部部长，也是最早的国务院学科组的成员。他南北东西有许许多多的朋友，天下无人不识君。但唯有学问才是他的精神归属，他像一个热血青年那样呼喊着“新启蒙”。九十年代以后，他进入了反思反反思。他向大家介绍《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的学术经历。
对学问，他像老人一样固执；对思想，他像儿童一样天真。无论何方人士学术上的一个小起色，都会引起他的注意。每次通电话，或出差上海趁便去看他，他都问起北京的几位朋友，汤一介、孙长江、庞朴、李泽厚如何如何。吾生也晚，不用说比元化，比汤、孙、庞、李也小去十有余岁，但我们习惯地称王元化先生为元化，称同志称先生都觉得别扭。
元化是我们《中国文化》的学术顾问，对刊物呵护有加，每问必复。约稿他也尽量有所贡献，并推荐文章给《中国文化》。第九期邵东方的文章，就是元化推荐发表的。他自己的文章有两篇，一是第六期的《“达巷党人”与海外评注》，一是第十二期的《关于京剧和文化传统的答问》。第十二期脱期很长，他说以后不给梦溪文章了。《中国文化》如今已正式交邮局发行，不会再脱期，元化知道当额首称慰，只是他已经永远无法再给《中国文化》写文章了。
九十年代中期，他开始办《学术集林》，旨趣与《中国文化》略同。每期编后都是他亲手所写。他像养护一个孩子一样照料自己的刊物。我深知编后难写，难在每期都不得不添足。以至后来，《中国文化》有几期索性“无后”。1996年元月，他写给我的一信颇及《集林》事，是对我贺岁函的回复。我和元化九十年代的通信有多封，几年前他征集，居然一时未能找到，后来搬新居，收拾囊箧，才显露容颜。下面我把此信抄录出来，与友朋共览，并以之见元化的学人性情。
梦溪同志：
元旦来信收到，谢谢您的关怀。向您和祖芬同志拜个晚年，祝安康愉快。我于元月三日去温哥华参加文化中国会议，九日始返。回来见到您的信，一时时差倒不过来，未能及时作复，甚歉。《集林》卷二说是已出，但我尚未见到。拿到后当寄奉乞正。这本文丛尚需兄大力支持，并望赐稿。《中国文化》是我很喜欢的刊物，我觉得我们宗旨相同，见解一致。我此次在加，向海外学人也是这么说的，杜维明还在大会上把这层意思公开宣讲。我的性急随年龄日增，故写好，马上交报纸（《新民》是短文，《文汇周报》发长文），希望早日见报，故在文丛上也未发自己稿子。但兄既约稿，当试试看，如写出一定寄奉审定。王国维集事，已向市委写了书面报告，争取拨款五十万。口头上已同意，但是否可落实，尚待观察，估计至早也在春节后可略有眉目。我忙这些事毫无个人打算，但吃力往往不讨好，有时也难免灰心丧气，想何必讨苦吃。老伴也如此相劝。但继而转念，苟一息尚存，总该做点什么，所以又干下去了。但困难真多，现在办事真难，精力不济，奈何？我的论学集已出，不日寄奉。祝好。
王元化，1995.1．
信纸用的是“戏剧艺术编辑部”的公笺，故元化又附语：“信纸已用罄，找到多年前已不用的信纸，只好请原谅了。”谁能想到以元化的地位影响，办起事来仍是难上加难。他说的“困难真多，现在办事真难，精力不济，奈何？”，可发一叹。但灰心与无奈不能改变他的文化理想，“苟一息尚存，总该做点什么，所以又干下去了”。
我与元化心相通，往来并不密。我与其他学界友人也是如此。往往什么研讨会上碰到了，才有论学论治一叙契阔的机会。1991年9月11日我在上海召开《中国文化》座谈会，谭其骧、顾廷龙、蔡尚思、苏渊雷、冯契、贾植芳、黄裳等沪上诸老悉皆出席，元化自然在座。不久，即9月，我们一起赴哈佛参加“文化中国：诠释与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朝夕相处，有较多交谈。1994年11月杭州又有“文化中国”研讨会，我们都出席了。当时我正沉醉于“学术独立”的议题，所以发言时强调各司其业，学者不一定耗时费力去管学术以外的事情，不妨“天下兴亡，匹夫无责”。元化听后大惊，立即插话说：“梦溪呵！你怎么可以这样讲？如果‘匹夫无责’，你还办《中国文化》干吗？”朱维铮说：“知识分子讲的话，当政者不听，与制定政策无关，在这个意义上，我同意刘梦溪的意见，‘天下兴亡’，我们‘无责’。”由此可以看出，元化的知识分子的文化担当。这和他信里说的“一息尚存，总该做点什么”的自我期许，是完全一致的。
2006年12月18日，“史华慈与中国”学术研讨会在上海结束的当天下午，我到庆余别墅看望了元化。几年不见了，除了腰椎欠佳，他似乎一切尚好。香港城市大学的张隆溪、郑培凯两位老友也在，大家谈得很热烈。万没有料到，这竟是我和元化的最后一面。
元化走了，学术界、思想界失去了一位有性情有意气的长者，少了一位不肯停顿思考力的博雅大儒。其实不是一个，而是一大块。眼前看不到有谁能够填补他留下的空缺。
写了一副挽联，不能尽意，敬请朋友们指正。
大衍治世，青年也有胡心，从此雕龙黑格尔
回归清园，晚岁犹言启蒙，迩来不忘杜亚泉
刘梦溪2008年5月10日深夜于京东寓所
附注一 “瀚海阑干百丈冰”见于唐代诗人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上下联句为：“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
附注二 唐陈鸿祖《东城老父传》记载九十八岁老人贾昌之言曰：“今北胡与京师杂处，娶妻生子，长安中少年有胡心矣。吾子视首饰靴服之制，不与向同，得非物妖乎？”笔者引此典隐喻元化受胡风一案之牵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