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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0年前，西方的毕达哥拉斯以“万物皆数”为基础，开始了对自然规律的揭示；而差不多同一时期的东方哲学家老子、孔子以人的“德行”为开始，力图发现人类社会的系统性规律。于是我们看到，在随后的漫长岁月中，西方社会的发展大多源于对自然认知的不断细化，是一种近似于“分解”的思维模式，而东方社会的发展却围绕人和社会自身，是一种“系统”的思维模式。
如前所述，到了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彻底颠覆了封建时代的农耕文明，由古希腊哲学逐渐衍生出的欧洲逻辑主义哲学与美国实用主义哲学成为工业文明的指导。在工业时代，借助于机器，人类似乎到了无所不能的地步，此时西方哲学思想的应用达到了顶峰。
进入21世纪，人类开始进入网络文明阶段，互联网的诞生让人们逐渐意识到世界存在的意义在于人自身而不是机器。当我们将“人”用互联网连接起来时，人类社会出现了一种从来没有过的群居形态——“社交网络”，并在这种社会组织模式中，孕育出了在工业时代从来没有的生产力和创造力。
在这样的“人的网络”的基础上，诞生了以谷歌、脸书（Facebook，已更名为Meta）、爱彼迎、微信、天猫等为代表的新经济业态，而由于人群的改变，传承百年的传统工业经济也面临巨大挑战。我们依稀可以看到，指导这些新经济发展的已经不再是原来西方哲学的“分解”思路。
所以，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我们必须换一种方式、换一个维度重新审视人类文明进程的指导思想。
从工业思维上看，效率就是一切，集中居住、谋求方便、分工协作即基础。于是，在西方严谨的逻辑哲学与实用主义的分工模式下，出现了GE（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等大批以精细化制造与分工明确闻名的企业。在这一时期，西方哲学寻找到了最适合的生长土壤。
然而，时至今日，GE不仅被那些具有互联网基因的老牌科技公司如微软、苹果、谷歌甩在了身后，更是被2004年才上线的脸书以及来自中国的后起之秀BAT（百度、阿里巴巴、腾讯）超越。
不得不承认，统治世界多年的西方工业文明，正遭受来自互联网的挑战。理论上讲，工业时代遵循的是生产型规模经济理论，即通过增加产量降低单位产品的价格，从而获取更大利润。而在互联网时代，经济发展所遵循的不仅是供给方的规模经济效应，还应该充分考虑信息互联之后的需求方规模效应。
当人类被社交网络连接为一个整体的时候，人类社会的组织形态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其中一个表现就是需求可以在社交网络上轻易聚集，从而出现了需求方的规模经济效应。在这一经济模式中，产品的内涵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一件传统的工业品不仅要具有物质功能，还要有其文化和信息内涵、具有连接的属性。也就是说，企业每卖出一件产品，所带来的收益不只是这件商品的销售收入，还包括产品的互联以及购买产品的人的互联所带来的附加价值。
在西方工业文明背景下，企业内部的逻辑分工是不可或缺的核心部分，协作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而对外则是绝对竞争的关系，是零和博弈，市场中的“二八效应”决定了只有行业寡头才能够实现价值最大化。但“互联网+”的实质则是信息技术和人类生产生活的深度融合，进而深刻而持续地影响和改变人类经济活动的基本面——生产方式、流通方式和消费方式，重塑传统产业，创新经济模式，引导人类进入真正的数字化时代。
如果把工业时代和互联网时代做一个简单的对比，就能发现，后者取代前者是一种必然：工业时代，我们更关注的是物质生产，是商品的物质属性，这就使得传统的工业商业模式注重的是如何传输商品、怎样满足大家最基本的物质生活需要，于是产量便成为工业生产的最大目的。
不过，这种生产—销售关系是单边的，在信息传播不畅、需求简单直接的时候，这种单边关系可以促进工业文明的进一步发展；但到了信息产业高度发达的今天，单边经济效益显然已落后于时代的发展。
时至今日，数字经济大潮中的参与者追求的是降低边际成本、拓展多边连接，以获得更高的边际收益。尤其在今天，全世界都开始考虑产品和服务的数字属性，并以文化、社群的方式加以体现。这是因为以信息为载体的文化更适合于网络传播，因此如何促进信息高效率、可信流动就变成了企业追求的最重要的目标。
早期的互联网商业模式让零售从线下转到了线上，让信息传播从实体空间转到了网络空间，这一阶段的数字经济发展受益最大的行业是信息聚合平台，传统产业中的物流业也得到了大发展。但现在，人类积累了海量数据，依托于这些数据的文化与思想可以在数字空间中低成本传输，这样需求的自我扩散能力就会变得非常强。企业的经营将不再单纯以销售产品为目的，而是借助产品的数字属性，把需求方连成网络，并借助于这种需求网络规模效益，一方面提升服务市场的效率，另一方面不断创新数字化产品和服务满足海量需求，并形成需求方的规模经济效应。
所以，数字经济思维的核心，不是一种商业模式，更不是一次产业革命，而是一种创造和满足市场数字需求的过程，是市场的“形”与“神”的有机结合，契合了中国《易传》提出的“一阴一阳之谓道”、宋明理学家提出的“一物两体”“分一为二，合二以一”的观点。
通俗来说，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并不是数字技术和传统产业的简单叠加，而是利用数字技术以及互联网平台，让数字市场与传统行业进行深度融合，用数字思维引领人类产业的创新发展。数字思维代表了新社会形态下对世界的再认识，即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在社会资源配置中的优化和集成作用，将数字创新成果深度融合于社会经济系统的各个领域，提升全社会的创新力和生产力，形成更广泛的以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技术为主要生产工具的经济发展新形态。
数字经济刚开始起步，未来存在着发展的不确定性。但长期来看，数字思维对经济基础如何重塑和促进上层建筑更好地适应、指导当下和未来社会的发展，以及如何有效利用数字思维来创新社会经济的发展模型、构建创新型国家，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这已经远远超越了“技术”的范畴，上升到了思想领域，变成了哲学命题。
与美国的“工业互联网”、德国的“工业4.0”相比，中国所倡导的数字经济与它们有着共同的技术特质，但同时又拥有独一无二的中国哲学智慧，因此拥有更高的指导意义和更丰富的内涵。因为继承了五千年源远流长的系统哲学思维、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框架的指引、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经济领域的建设经验，所以中国必将能够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贡献数字思维、创造数字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