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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时代历经百年形成的全球经济体系、治理体系，在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遇到了巨大困难，开始加速变革。2020年成为人类社会从工业文明演化到数字文明的一个重要分水岭。
历史上，文明的更迭往往与科学技术革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并由此引发社会经济系统中矛盾的全面爆发，从而导致人类社会治理体系的革命。以往历次文明更迭所引发的矛盾，大多是以战争的形式解决的，这使得人类文明总是在破坏中创造，在倒退中前进。数字文明的更迭有望打破这一历史前进的方式，以一种更加先进的社会巨变模式代替战争这种不文明的方式。面对这场异常严峻的考验，中国政府表现出了应对这场大变革时的从容自信。双循环、新基建、数据要素、数字化转型、数字人民币、服务贸易等一系列举措陆续推出，中国正在以一种顺应历史潮流的方式，科学地参与并开始主导这一轮全球数字经济和社会秩序的重构。
一个国家或民族能够引领世界发展的潮流，往往需要在思想领域领先。西方哲学的思想体系和东方哲学的思想体系都是人类宝贵的财富，对人类社会的发展都有不同阶段的指导意义。在过去的400年中，以还原论为代表的西方哲学思想与人类的工业化和科技化完美契合，指引了世界的进步。数字经济时代，以系统论为代表的东方哲学天人合一的思想，在数字技术的支撑下，对揭示世界的本源、创造新经济体系有了全新的指导意义，而这也必将是下一代工业革命的重要思想源泉。
到目前为止，人类社会经历了三次工业革命，目前正在兴起第四次工业革命，也可以称之为数字革命。
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创了“蒸汽时代”（1760—1840年），标志着人类社会从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奇迹。当时中国还处于封建王朝后期，清王朝的闭关锁国政策让中国与现代工业文明逐渐拉开了差距。
第二次工业革命，人类社会进入了“电气时代”（1860—1950年），开启了“电气文明”。在这近100年的时间里，电力、钢铁、铁路、化工、汽车等重工业兴起，石油、煤炭等成为世界财富的源泉，并促使交通行业迅速发展，世界各国的交流更为频繁，并逐渐形成了一个全球化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这一阶段，中国社会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清王朝覆灭、军阀混战，接下来是抗日战争以及后来的解放战争。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才真正开始走上工业化的轨道。
“二战”结束后，第三次工业革命开创了“信息时代”（1950—2020年），人类社会进入了“信息文明”。在这70年中，全球信息和资源交流变得更为迅速，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被卷入全球化进程中，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因为信息的流动而风云变幻；但从总体上来看，人类在这一阶段创造了巨大的财富，文明的发达程度也达到空前的高度。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国赶上了一半，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发展的核心任务使我们顾不上信息革命，随着改革开放逐渐深入，中国开始逐渐融入“信息文明”，工业化与信息化并重的发展战略，使中国经济保持了30年的高速增长，并逐渐形成了当前世界第二大综合经济体和第一大工业经济规模的体系。
目前我们面对的是第四次工业革命，人类社会即将迎来“数字文明”的新时代：“数字时代”（2020—）。第四次工业革命我们不仅要跟进参与，而且要努力成为引领国之一。在这一次革命中，人类社会优化分配资源的方式因为数字技术的普及、数据资源的丰富而发生改变，并因此创新出大量的社会新需求、消费新模式。中国拥有庞大的人口基数、海量的数据资源、丰富的应用场景，具有创造数字文明新发展模式的良好基础，因此我们必须要从文明更迭的角度，理解、把握好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抓住机遇谋发展，在努力弥补中国在科学技术上短板的同时，在经济社会领域同样要突破短板，创新数字经济理论和实践，让中国能够从思想到实践上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
从工业经济向数字经济转型，是人类文明的又一次巨大飞跃，它将涉及社会治理、宏观经济、企业经营、个人生活等各个方面。
从社会经济总量来看，每一次大的文明飞跃，人类创造财富的能力都会有数以十倍、百倍计的提升，数字经济就是数字文明时代人类创造财富的新模式。这不同于传统的依赖消耗自然资源的工业经济，数字经济的运营基础是数据，数据将会成为人类社会新的治理之本、财富源泉。基于数据资源，传统产业的生产资料将发生改变，产品内涵变得更加丰富，商业模式也会不断创新，从而走向数字化转型升级之路。
从企业发展的角度来看，数字时代的企业将拥有更多新机遇，但前提是要能够区分信息化和数字化的不同。信息化主要是向企业内部发力，通过内部协同实现降本增效，提升自身的竞争力；数字化主要是向企业外部发力，用外部协同的方式挖掘链上数据资源的价值，挖掘产业生态内数据要素运营的新模式，形成新产业。因此，我们不能用简单的信息化思维推动数字化的发展，也不能用简单的信息化队伍解决数字化的问题。所以，采用各种新工具、新技术来解决企业的发展战略以及其他内外部问题，推动产业链及产业生态的转型升级，是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的根本目标。
以金融为例，“数字时代”为金融赋予了新的内涵，带来了新的挑战，需要建立新思维，运用新技术，创立新理论，打造新模式，创造新价值。
数字金融不是简单的P2P（点对点网络借款）等互联网金融模式，而是人类发展到数字经济阶段所产生的，它不仅是传统金融服务的数字化，还包括应用数字技术对传统金融基础理论的延展，是对工业社会所形成的整套金融秩序的数字化再思考。
为此，我们一定要意识到数字金融本质上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一个重要结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人类的金融认知是和产业革命紧密联结在一起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使人类工业相关产业快速发展，随着制造速度的加快，需要更大量和快速的资金流动，但当时社会存在的服务于慢节奏农业生产体系的钱庄根本满足不了工业企业的需要。于是，以苏格兰银行为代表的商业银行开始在1770年前后出现，并极大地促进了工业企业的发展。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工业科技高速发展，证券市场逐渐成熟，企业融资发展需求越来越迫切，为进一步加速企业融资，出现了投资银行这种新的金融业态。摩根大通、高盛等投资银行极大地推动了企业的上市进程，形成了优质企业与社会资本之间的良性循环。第三次工业革命开始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电子信息技术尤其是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使新技术企业得到空前重视，这些企业具有高风险、高回报的特性，传统银行和投行都很难满足它们的金融需要，于是出现了风险投资、创业投资、私募基金等金融形式。这些模式通过不同风险偏好资金的汇集，分担了创业企业的高风险，推动了电子信息时代的大发展。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数字技术开始改变存续百年的社会经济发展基本秩序，人类开始进入数据要素时代、人工智能时代。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5G等技术，深刻地改变了产品的基本形态、企业盈利的方式以及产业组织的模式。产业生态中的数据确权、透明、穿透，改变了传统金融中的信用、杠杆、风险的内涵，并急需一种基于数字技术、更好地服务产业生态的金融模式，也就是我们讲的数字金融。
需要注意的是，每次工业革命产生的新金融概念绝不会简单否定原来的金融概念。比如，投行所带来的直接融资、资本市场和股票市场并没有替代商业银行，商业银行最初形成的基本原则一直得到延续，但是在原有银行体系外增加了一个直接金融体系，弥补了间接金融的不足，形成了间接金融和直接金融并存的新秩序。再如，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出现的风投并没有改变商业银行的规则，当然也没有改变传统的上市公司资本市场融资的规则，而是在这些规则基础上，建立了能够包容技术企业更高风险的新规则体系。这样即使一家企业三年、五年都是亏损的，也能够上市，形成巨额的增值。所以，每一次的金融创新一定不是以否定旧有的金融形式为前提的，银行在经营存贷业务时要遵循《巴塞尔协议》；虽然没有针对传统资本市场的专门协议，但资本市场也建立了大量新规则；创投、风投也通过多年实践，形成了自己的规则体系。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些金融模式本身是从不同角度服务实体经济的，是从不同时代的技术出发，完善对发展实体经济的杠杆计算、风险管控。
在数字经济时代，发展数字金融同样不是对前面三种金融服务模式的否定，并不是有了数字金融就不需要商业银行的基本规则了。这是前几年中国互联网金融发展陷入的一个误区：金融创新脱离实体经济需要而单独发展。那么，从实体经济出发，数字时代最需要补充的金融体系是什么？从全球的实践中不难发现，现有的金融体系难以服务缺乏主体信用的广大中小微企业。这个问题由来已久，前三次工业革命中小企业数量、规模都不是很大的时候，社会只要解决好主体企业的金融需要，就可以稳定发展；而数字时代中小微企业蓬勃发展，已经成为任何一个产业生态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忽视它们的金融需要，将会动摇整个产业的数字化发展。各国政府、金融机构都在力图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但是成效都不太明显。也就是说，第四次工业革命要补上的金融短板，就是如何用数字技术发展数字金融，满足中小微企业的金融需求，这是对以主体信用为核心的传统金融理论体系的巨大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