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人类的化石种

2013年11月，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市郊一个地下洞穴中，科研人员发现了一大批人类化石。由于洞穴的地下通道十分狭窄，体形较大的男性无法通过，因此古人类学家博格（Lee Burger）组织了一支探测队，特别在脸书和推特等社交媒体上刊登广告，面向全世界招募“身材瘦小、有考古学或古生物学背景，又有攀爬洞穴经验的女性”，最后请到了六名女性，进入洞穴取出化石。在化石被取出之前，大家纷纷猜测，这会是哪一个物种的化石：是像猿（apelike）的南猿属，还是像人（humanlike）的人属？当一个头骨碎片被取上来时，博格看了看，马上宣布这是人属。 17 2015年，它被命名为纳莱迪人。 18 换句话说，它比较像人（指我们这种智人），而不像猿（指黑猩猩）。

“像人”和“像猿”是古人类学界常用的两个词，特别是在英文的论述中。这意味着，学者常常把出土化石跟今天的黑猩猩和人类相比。如果“像猿”，那么这个化石就是比较古老的物种，要放到南猿或更古老的地猿属去。如果“像人”，则放到人属。

截至本书完稿日，古人类学家在非洲和其他地方找到大约25种人类物种的化石，并且为它们一一取学名，定它们的“属”和“种”（详见附录一）。这表示人类在过去600万年曾经有过约25个物种，但他们都一一灭绝了。现在，地球上只剩下唯一物种——我们这种智人。

每当有一种新的人类化石出土，古人类学家往往喜欢宣称，他们发现了一个崭新的人类物种。媒体也趁机把它炒作成新的“缺失环节”（the missing link），以至于人的物种好像越来越多了。实情是否如此呢？人类真的有那么多个物种吗？

我们好奇的是：学者为某一出土化石取学名，定物种，用的是什么方法、什么标准？答案是：用的是形态学（morphology）和解剖学的方法。他们往往根据化石的形态和解剖学特征来做判断，而不是用基因学方法或生物种概念。

相比之下，生物学家现在要判断两种活的生物是否为同一物种时，常用基因学方法以及生物种的概念，不再以形态学上的相似度来做判断，因为样貌相似是极不可靠的。例如，美国的国鸟白头海雕（见图2.1），跟墨西哥、奥地利等国的国鸟金雕（见图2.2）长得像极了，但它们是不同的物种。

这意味着，古人类学家所说的地猿、南猿和直立人等，并不是真正的生物种，而只是化石种（fossil species），纯以化石来做物种分类，用的是一种形态学的物种概念，跟迈尔的生物种概念相对。这是不得已的办法，因为除了我们这种智人外，早期的人类都已灭绝了，目前还无从得知他们的基因组是否相同，是否曾经互相交配过，是否有生殖隔离，只能用形态学和解剖学的老方法了。

古人类学家根据形态上的差异，几乎把每一种新出土化石说成是一个新物种，这恐怕也跟学术界的生态有关。因为，如果你发现的化石是一个已知的、已被命名的物种，那好像不怎么样，你的学术贡献也远远不如你发现了一个新物种那么大。这就是为什么古人类学家有一个常见的倾向，那就是，他们往往过于强调化石形态上的小小差异，比如大臼齿差了几毫米，或头骨看起来比较原始，并根据这样的形态差异，把他们新发现的化石说成是一个新的人类物种，以彰显这个发现有多么重要。但这也导致人类化石种的数量越来越多。事实上，人类真正的生物种数量应当不像化石种数量那么多。

这也是为什么学者对出土人类化石的解读常常有争议。例如，2002年，乍得撒海尔人的出土研究报告刚发表时，发现者米歇尔·布吕内（Michel Brunet）认为，它属于人类谱系的人族成员。 19 最重要的证据是，它头骨的枕骨大洞位置偏向脑前方（黑猩猩等猿类的则偏向脑后方），这证明乍得撒海尔人能双足行走（详见第三章）。双足行走是人类最重要的标志，跟黑猩猩等巨猿以四肢指节行走有别。

然而，沃尔波夫（Milford H.Wolpoff）等反对者则认为，乍得撒海尔人只有头骨出土，下半身的骨盆、腿骨和脚骨没有被找到，还不足以完全证明它能双足行走。它的脸部特征又太“像猿”，太原始。它不应当属于人的谱系，而应当是个“猿”。 20 实际上，学界目前分成两派，一派叫“主合派”（lumper），另一派叫“主分派”（splitter）。主合派认为，那些看起来略有差异的化石可能并不代表两个物种，而是一个，应当尽量综合。主分派则主张，分得越细越能描述化石，但结果是人类的化石种越分越多。

2010年，尼安德特人的古基因组研究成果终于被公布了，再次凸显这个古老的物种问题。从此，尼安德特人不只是化石种，也可算是生物种了，因为他的基因组被破解了。 moUMhltS31beofVHf+0LBFD9ffSJ9/cFuhpv691E0ZMzAG3ujIKfFcKO7+AGaG7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