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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件巨大的青铜盛酒器，作于春秋时期，高122厘米，宽54厘米，采用了圆雕、浅浮雕、细刻、焊接等多种技法铸造而成。
壶身高大，结构严密，通体布满了盘曲的龙形装饰花纹，两侧铸有圆雕的龙形细长双耳，底部是两只伏兽，负壶而走。整个壶身的圆雕装饰充满了一种神秘色彩。在壶盖周围并列双层向外展开的莲花瓣中，屹立着一只展翅欲飞的仙鹤，却完全采用写实手法，在神秘氛围中烘托出一丝清新的感觉。
莲鹤方壶
整个壶构思巧妙，造型优美新颖，反映出春秋时期雕塑艺术发展的清新气息，是当时社会变革的时代风貌在艺术上的真实体现。
从商代到战国，人们把犀牛和象视为神奇的动物，并创作了很多带有犀牛或象等形象的酒器，被称为犀尊或象尊。这种酒器一般背上有盖，顶端的左侧伸出一根细管以便倒酒。这件战国时期制作的《青铜错金银犀尊》就是其中最精彩的作品。
这只犀牛形象雄健，体态逼真。它的头部平抬，上面长有双角，四只短腿粗壮结实，有力地支撑着沉重的躯体，使整个形象如同一座伸出悬岩的小山。犀牛身体的各个部分都具有强烈的质感：颧骨和肘部突起，仿佛可以透过紧贴着的皮肤感觉到骨骼的形状和起伏。口部和腹部的皮肉十分松弛，但结实有力，富有韧性。整个犀尊躯体结构准确，充分表现出巨大体量的动物在静止时仍蕴含着巨大的力量。
尤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犀尊以黑珍珠镶目，周身饰以精细流畅的云纹，镶嵌以非常细密的金丝银丝，象征着身上的毛发，与躯体骨骼筋肉的起伏变化相配合，表现了犀皮坚韧粗糙的质感。错金银的使用和华丽的流云纹，既显得华贵，又不影响形体完整，体现了艺术家的匠心独具。
整个动物形象生动而充满活力，工艺精湛，结构合理，是中国古代雕刻品中实用与美观有机结合的典范之作。
青铜错金银犀尊
这件错金银青铜神兽，整体形状似牛非牛，有人说它是那种古老而稀有的动物，叫做“貘”，但与文字记载中的特征也不是完全对应。它后背上长出的一对翅膀好似鸟翼，却又不似禽类的那般纤细。翼尾高高翘起，像大海的一朵朵激荡起的浪花，又像高山之巅的云彩。所以，也有人说它是中国古老神话传说中的风神“飞廉”的化身。
仔细看它的头部，造型的确好似小牛，头顶有一对短角。它的眼睛突张着，充满了对外部世界的好奇心，或许是用暴怒的眼神掩藏住内心的些许恐惧。它的鼻子调皮地上翻着，好像在闻着生人的味道。它应该是头幼兽，矮小的身体，扁平的脊背，透露出它的年轻和结实。肚皮低垂，四肢粗短，又显露出它的谦卑。偶蹄、短尾的特征，使它浑身都散发出笨拙而健壮的气息。总体来看，整个形态都表现出它还不熟悉这个世界，小心翼翼，让人觉得温存可爱。
错金银双翼铜神兽
神兽周身饰错金银漫卷云纹，每一条纹路都匀称细腻，交错的部分清楚有序，花纹的走势富于变化，增加了神兽的艺术感。这种写实和装饰相结合的风格，给这只神兽增添了几分神性与人性，让人发自内心地喜爱，同时又以虔敬的心情去欣赏它。
与同时代的青铜神兽相比，它不仅以艺术上的精美取胜，而且以造型的独特而著称。可以说，它来自传说，也来自现实，体现了远古人类对自然和动植物最生动的想象。
这是一件错金银青铜制品的屏风底座，制作于战国时期。虽然从实用角度讲，它应当坚固、稳定，但作者却独具匠心地创造了充满动感的双兽形象：一只色彩斑斓的猛虎用巨口和利爪紧紧抓住拼命挣扎的小鹿，虎腹贴地，虎尾高高甩起，身体扭曲成S形，前足一爪扑住猎物，一爪向后用力支撑，后足则一前一后大跨度地蹬着地面。这是一个积蓄万钧之力，引而未发的瞬间，充满了强大的内在力量。它的身体似乎马上就会猛烈地转向另一个方向，而那只可怜的小鹿眼看着就将被撕得粉碎……
虎噬鹿形器座
器座结合鹿身的梅花斑、虎背的条斑等毛皮花纹的变化，分别镶以绿松石、错以形状各异的金银纹饰，那么美丽、和谐，与强烈的动势相应，产生了闪烁不定、富于动感的色彩效果。
这件作品有力地表现了兽类在激烈搏斗中迸发出的冲击力量，表明战国时代的艺术家们在动物雕刻方面已经跨越了一般的形似阶段，开始注重于动感和力度的表现，并有意地选择最能吸引人的瞬间去表现动物的神态。这也体现出“百家争鸣”的社会形态对艺术的深刻影响。
战国时期是漆器发展的黄金时代，其品种之多、数量之大、制作之精、造型装饰之美、用途之广，都远远地超过前代。以动物形象为原型的漆器，流露出人们对自然的崇拜和敬畏。梅花鹿在鹿的众多种类中以毛色和形态最美丽、性情最温顺，自古以来便被视为瑞祥之物。
漆木梅花鹿
这尊漆木梅花鹿没有狮虎的暴戾凶残之气，显得温顺动人，富有灵气。尤其是鹿的那一对犄角，没有绝对的对称，而是向不同的角度伸展开来，显得自然、流畅，还有几分调皮，颇感生动。漆器特有的光泽、锃亮、润滑的特色，使这只蜷卧着的梅花鹿神采奕奕。
鹿身上的水滴状花纹的修饰既自然逼真又生动优美，既再现了梅花鹿身上花纹与众不同的特征，又增强了这尊漆木雕塑的艺术生命力。这除了与漆绘匠师的精心构图有关之外，还与他们绘画用笔的稳健准确、运线的千变万化、着色的富丽和谐等高超技艺密不可分。
漆木就是以木头为原料，将原本就有生命的木头所特有的温和与美丽，以及纯朴的品质尽量地体现与保存下来，并赋予新的生命；然后着上光鲜的色泽，带来更多超越生活本身的奇异效果。
战国时期，中国社会动荡，哲学、文学和艺术等各个领域都表现得极其活跃。艺术家们不再局限于以往的格式和题材，开始在更广阔的天地中表现自己所认识与想象的大千世界，人与自然中的动物都成了他们创作的源泉。这件出土于中山王墓的青铜制十五连盏灯就是当时非常著名的雕塑作品。
在一根作为中轴的灯柱上，前后左右各伸出十五个灯盏。灯的底盘上雕刻着镂空蟠龙，上面有两个小人，正在扬手逗引树上的猴子；下面有三只猛虎口中衔环，将灯体托起。整个灯架犹如一株参天大树，树上有六只猴子在戏耍，两只飞鸟在栖息，树干上还刻有一条盘龙。在这样一棵“大树”上，人、猿、鸟、龙都被刻画得很小，然而，他们与树之间的悬殊比例恰恰造成了一种接天连地、浩渺无际的空间感。
十五连盏灯
这件作品构思巧妙，融实用与审美于一体，生活气息浓郁，是战国时代最优秀的青铜工艺品。
1978年春夏之交，在地下沉睡了两千四百余年的曾侯乙墓向世人展露出她的美丽容颜，再现人间的一万多件稀世珍品令全世界为之倾倒，工艺精湛、大气恢弘的国宝编钟更是其中的佼佼者。重达两千五百多公斤的编钟，历经两千多年的岁月沧桑，在出土时依然完整无损，这要感谢他们——六个分布于钟架各处的青铜佩剑武士，是他们用自己的头和双手承顶起钟架的横梁，承顶起两千四百年历史的分量。
春秋时期的青铜雕塑作品，一般为各种青铜器物的附属修饰物，或用做大型器物的支架、底座、附件等等。这些作为附饰的青铜雕塑在烘托器物总体艺术气质的同时，又大都具有相对独立的艺术欣赏价值，可以看出设计者也是把它们当做一件独立的艺术品来进行创作的。就像这个被表现得如此肃穆、刚毅、有力的武士装束的铜人，既起到承顶负重之用，增强了整套编钟的气势；而且具有浓郁的艺术气息，可视为先秦时期铜塑人物的代表之作。
佩剑铜人共有六个，大、小各三件。大铜人高117厘米，立于一个铜质圆形的雕花底座上，底座侧卧了16条浮雕蟠龙，每条龙的身上又攀附着若干小龙。底座下缘有一个同径垫圈，分布着四个圆雕爬兽，口里均衔有一个铜环。他头戴平顶帽冠，面部表情生动，双目平视，高鼻阔嘴，两唇微闭，线条圆润，显得是那样的神态自若。眼、耳、鼻、口，甚至连鼻唇沟等部位也刻画得细致入微、栩栩如生。身穿长袖上衣，揉黑漆地、矩形交领、紧身、窄袖、衣襟下摆左长右短呈波浪形，领缘处还绘有几何形花边；下着折裥裙裳，裙裳的左右两侧各饰有一条几何纹直条图案。腰右侧佩有短剑，彰显了武士的飒爽英姿；腰束宽带，并挂有垂缨及心形囊，透射出做工的精细及工匠的情趣。他双臂举起，右肘旁曲，左肘前屈，手掌向后平伸以托举钟架横梁，看起来像一位力举千钧的勇士。
佩剑武士
铜人的上肢肌肉凸鼓、粗壮结实，加之腰佩宝剑，更显得威武雄壮。雕像躯体各部分比例恰当，裙带配置协调，弥散出一种古朴、匀称、稳重之感。从整体造型上来看，佩剑铜人基本上属于写实风格。为了考虑铜人承重的需要，其手臂伸长时要比正常多一倍还多，所以在这个局部又大胆地突破了写实原则。这种写实与非写实手法的并用，不但没有破坏雕塑作品的艺术效果，反而让人们又多出了一些浪漫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