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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包括西汉和东汉，在盛衰变化中持续了四百余年，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最具魄力的一个时期。
公元前202年，刘邦即汉朝皇帝位，定都长安。历史进入了公元前206年～公元8年的西汉时期。
西汉前期，统治者制定了一系列休养生息的政策方针，减轻人民赋税，使汉帝国经济蓬勃发展，出现了“文景之治”。武帝时期，他派卫青、霍去病击败匈奴，扩大了西汉王朝的统治范围，保障了汉朝北方经济文化的发展。武帝晚年停止征战，转而大力发展农业，使西汉的经济继续向前发展。
随着西汉的国力增强，地方势力也随之增强，严重影响了汉帝国的统治。公元8年，王莽篡夺皇位，改国号为新，至此，西汉对中国的统治结束。
公元25年～220年是东汉王朝时期，由汉光武帝刘秀建立，建都洛阳，故称东汉。东汉王朝前后历十二帝，共一百九十五年。
东汉王朝在统治上沿用了许多西汉的方针与政策，而且在一些方面做了调整与改革，使国家趋于稳定，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方面都超过了西汉的水平。公元105年，蔡伦改造了纸张的制造技术，使我国的文字记录方式脱离了使用竹简的时代，同时造纸术也作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而流传至今。东汉对后世的另外一项贡献是制陶业的发展，它使中国彻底脱离了青铜时代的材料束缚，把一些以前为豪门贵族专有的用品带入了寻常百姓家。
在自然科学方面，张衡以高超的工艺制造了“浑天仪”、“地动仪”等科学仪器，制造这些仪器的原理至今仍被广泛使用。另外，东汉末年的名医华佗是第一位利用麻醉技术对病人进行手术治疗的外科医生，他创造的“五禽戏”是我国第一套体操性质的健身活动。
到东汉时期，书法、绘画已不单纯作为文字图形符号使用，它们的艺术地位逐渐显露出来，虽然今日东汉流传下来的艺术品数量不多，但从其中依然能窥得汉文化的风貌。
汉朝是一个强大的帝国，汉朝统治时期所确立的社会与政治制度，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到现在，中国人仍然称呼自己为“汉人”，而中华民族中以华夏族为主的中原部族集团亦慢慢被统称为“汉族”，其文字系统亦称为“汉字”。
西汉时，在“事死如事生”观念的支配下，从汉武帝（公元前140～前135年）起盛行墓室装饰，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地主富豪，均耗费巨资来建造墓室、石祠。厚葬的风气大大刺激了雕塑艺术的发展，这一时期的墓葬雕塑特别发达，从秦陵地下墓葬的雕塑形式发展到地上的陵墓装饰，突出了石雕作品的雄浑之势和整体之美。为使墓穴坚固耐久，多使用材质较好的石料构筑其框架，并在石材外表浮雕以历史故事、植物、动物，或把墓主人生前的生活场面雕刻记录下来。其中最为优秀的是山东嘉祥县武氏祠的一组浮雕，反映出墓主人的身份、地位，以及车马出行、宴乐游乐等场面。所使用的雕刻技术多为阳刻，即将人物形象以外的部分铲平剔下，使物象凸现于石面。
河南南阳是东汉皇帝刘秀的老家，当地的富豪官员、皇亲贵戚众多，也保留了大量的汉墓浮雕。南阳汉墓浮雕的风格早期粗犷、中期熟练、晚期的风格不及前两期，趋于软弱。其手法多为阴线凿刻，题材广泛。此外，江苏徐州、陕西绥德、四川岷江沿线等地区都有较为丰富的汉代墓石雕刻。四川的彭山、乐山、重庆等地有不少崖墓，墓壁上的装饰被凿成高浮雕，纵深可达20至40厘米。
汉代盛行的厚葬之风也使得陶俑艺术在短时期内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并且达到了高潮。陶俑表现的题材十分丰富，除了军阵将士，乐舞百戏之外，还出现了车骑出行，宴饮餐厨，市井贸易等，几乎把当时日常生活中的每个角落都反映了出来。具体来讲，有反映农业生产的持锸执箕俑，有反映庄园经济及阶级关系的佩刀执锸的部曲俑，有刻画农妇繁重劳作的背儿捧箕俑、哺婴俑、持镜执鞋俑、抱婴举灯俑等，有反映家内劳作的庖厨俑、舂米俑，有反映娱乐生活的乐舞杂技俑、绿釉六博俑、吹笙俑、伴唱俑与坐式说唱俑、立式说唱俑等。其中一个立式说唱俑高66.5厘米，运用准确洗练的艺术手法，将说唱艺人滑稽幽默、自我陶醉的神态，刻画得惟妙惟肖。
西汉景帝阳陵拥有规模十分庞大的陶俑群，总数达四万件左右，相当于秦始皇陵兵马俑数量的五倍以上。有身着战袍铠甲的武士俑，数以百计的披甲骑马女兵俑，还有文静含羞、裙裾曳地的跪坐女俑，长袍裹膝、亭亭玉立的站姿女俑和多姿多彩的舞蹈俑和奏乐俑，另外，还有牛、羊、鸡、狗、猪等动物俑，且雌雄分明，手法写实，形象十分逼真。最令人注目的是一批男女裸体俑，出土时通体橙红色，鲜艳如初。裸体陶俑一般高62厘米，身材修长，比例适度，躯体圆润，线条流畅，五官七窍、男女性别俱全。这些裸体俑都是无臂的，在两肩的断面中心还留有一个横贯胸膛的圆孔。经过考古学家考证，断臂处的圆孔是用来安装可以活动的木制胳膊的。男女陶俑原本都穿着衣服，只是由于年代久远，用丝绸做成的衣服腐朽脱落，木臂也早已炭化成灰，于是便一个个的都成了缺胳膊的裸体俑了。
在西汉中后期，铜制的俑种类增加，优秀的有陕西西安玉丰村出土的铜羽人。这个铜羽人长脸尖鼻，颧骨隆起，大耳过项，肩臂生翼，作举手微笑状，反映了当时封建贵族祈求“羽化登仙”的社会风尚。河北满城刘胜墓出土的铜说唱俑，形貌服饰似胡人，满脸堆笑，逗人开怀。此外，陕西兴平茂陵东侧陪葬坑出土的鎏金铜马，高62厘米，长76厘米，筋骨劲健，金光熠熠，显示了西汉后期雕塑与冶铸的卓越技艺。
出于墓室的实用与装饰需要，为祭祀鬼神，安慰亡灵，权贵命工匠在石头上雕刻各种图像，以此来表示孝悌之心，一种融雕塑与绘画为一体的艺术——画像石和画像砖产生了。这种在石头平面上用凹凸雕刻手法完成的画面，称为“画像石”。画像石是石祠的艺术，主要盛行于东汉。祠，即祠堂，又有“食堂”、“享堂”之称，是一种用于祭祀的墓上建筑，最迟产生于西汉武帝时期，有土木结构和石结构两种。画像石表现的题材常有三大类，第一类为神仙灵异。描绘的有伏羲、女娲、东王公、西王母、山神海灵、奇禽异兽、风伯雨师、仙童羽人等，以通过祭祀来达到赐佑，在布局上具有左右两壁对称性。第二类为历史故事。常见的历史人物有神农、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文王、武王等，以宣传忠孝节义为主纲。第三类为社会生活。大多为车骑出行、楼阁人物、庖厨宴饮、乐舞百戏、胡汉战争、狩猎农事等。
东汉时期，建造墓祠墓室之风盛行。著名的孝堂山郭氏祠和武氏祠的祠室，石壁上都雕满装饰浮雕。在武氏祠的石壁上，从中国古代历史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夏桀到孝子、烈女、刺客、谋士等历史人物故事，以及神仙、祥瑞、禽兽、楼阁、车马、宴饮庖厨等等，应有尽有，其丰富多彩，为东汉墓室浮雕中所仅见。雕刻者把各种主题的人物动态、神貌，都充分地表现了出来，而且在主要的历史人物旁，都刻有文字题榜。
当时很流行的“荆轲刺秦王”这个题材在武氏祠壁雕中多次出现。雕刻者所选择的“画面”，正是发生在秦宫中极其紧张的一瞬间，荆轲献图，图穷而匕首现，荆轲仓皇间以之投刺，误中殿柱，秦王在急促中绕柱逃避，随从副使惊倒地下，荆轲被执，怒发冲冠，所献樊於期头亦弃置在礼盒中。如此繁复、惊惶、激烈的事件高潮，全部刻画在长不到20厘米的小块石面上，由简如剪影的几个人物活动来表达，其手法之高明，令人赞叹。
此外，关于“秦王泗水捞鼎”故事的描写，也是一幅成功之作。在古代正统观念中，“鼎”是国家政权的象征。秦王为了巩固统一，亟想把久被沉入泗水的九鼎之一鼎打捞出来。不料被神龙咬断牵绳，九鼎既不得全备，因而秦政权也就难以长久巩固。这很像是由于不满于秦始皇的暴政而故意编造的一个历史故事。
雕工们运用丰富的想象力来表现这个富有戏剧性的题材，描写了鼎刚被拉出水面，因牵绳被神龙咬断，鼎又复坠落的一刹那。只见两岸使劲的牵拉者，被突如其来的绳断而跌闪得滚地仰翻，连岸上的指挥者也显出失望丧气的神态。在整个构图和表现形式上，显得和谐紧凑。由于把主体人物以外的空间背景，填充以车马、鸟兽、虫鱼等作为陪衬，使这一画面更加强了耐人寻味的丰富内容。
南阳的汉画像石多装饰在墓内的门、门楣、立柱、前室和主室的墙壁上。内容丰富，有历史故事、神话传说、舞乐杂技、车骑出行、宴饮狩猎、天文星象、动物飞鸟等。以动物形象的画面为最多，艺术水平也最高。南阳汉画像石采用剔地浅浮雕技法，即在浮起的画像轮廓上，用简练的阴线条，勾画出形象的细部；在画像轮廓外部，饰以平行横线或竖线作衬底，也有的为素面。这种造型简洁，粗放豪迈、浑朴古拙、运线刚劲有力的特点，构成了南阳画像石独特的艺术风格。
还有一幅髡笞图画像石也很珍贵。石高152厘米，宽76厘米，厚23厘米。石的上方及右边缘处刻12个头戴进贤冠者，执笏端坐，前面放置奁、尊、盘、杯、勺等器物。中间有20名蓬首赤足者，正在遭受刑罚，有的跪着，有的坐着，有的被打得伏卧在地，还有的正在受到笞打和髡顶。下半部分则刻出各种百戏杂技，有身姿婀娜的长袖舞，有活泼跳跃的七盘舞以及抛丸、掷剑、倒立等高难度的杂技表演。将对犯人施刑和娱乐欣赏合刻一处，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对比，有深刻的政治含义。髡笞图不但印证了史书文献中有关髡刑和笞刑的记载，还形象地记录了施刑的具体现场，是研究东汉时期有关刑法及执行过程的珍贵资料。
西汉时代较突出的装饰性雕塑，是宫殿建筑物上应用的砖和瓦当。由于西汉时代宫殿、祠庙、陵墓建筑的发达，砖、瓦装饰雕塑的应用也较为广泛，甚至各建筑物上都有特制专用的砖和瓦。西汉时代常见的砖约有两类，一是铺地的方形砖，多雕制为几何花纹，间有吉祥文字；另一类是用作垒墙的空心大砖，砖面多用预先雕好的印模打印成各种纹饰，往往把不同纹饰，如几何纹、人物车马、狩猎、歌舞等重复连续地打印在同一个砖面上，显得丰富多彩。精致的朱雀纹、虎纹、龙纹和玄武纹也经常被雕在砖上，给人以美的感受。
西汉瓦当上最多见的是文字雕饰，多以篆隶体的书法塑出建筑物性质或吉祥语，如“长乐未央”、“长生无极”、“延年益寿”等四字构成的圆形瓦面。除四字瓦当外，还有用两字组成的，如“万岁”、“无极”等，也有用三字、八字或九字组成的，如“益延寿”、“千秋万岁与天无极”、“长乐未央延年益寿昌”等，同时，每一种又有不同的布局和字体上的变化。
西汉的瓦当装饰，除文字外，还有动物图案形式，或动物图案与文字并用的设计。动物图案以“四神”（青龙、白虎、朱雀、玄武）题材为主要形式，其中“白虎”和“朱雀”两瓦，形象都取自现实，且刻画出它们不同的神态和性格。
汉代雕塑艺术的突出成就还表现在大型纪念性石刻和园林的装饰性雕刻上。中国现存年代最早的一对大型石刻，是原存陕西长安县常家庄的牵牛石像和斗门镇内的织女石像，石刻取材于牛郎织女的神话故事，两者东西相隔约三公里。按左牵牛、右织女的格式，设置在昆明池东西两岸，故而又称汉昆明池石刻。牵牛石像高258厘米，右手置胸前，左手贴腹，作跽坐状；织女石像高228厘米，作笼袖姿态。这组石像均用花岗岩雕成，形体高大，是中国早期园林装饰雕塑的代表。
更具代表性的大型石雕是骠骑将军霍去病墓石刻群雕、石刻。群雕有立马、卧马、跃马、卧虎、卧象、石蛙、石鱼、石蟾、卧牛、野猪、野人、野人搏熊、母牛舐犊等十六件。群雕运用循石造型的方法，将圆雕、浮雕、线刻等技法融于一体，写实与写意风格兼具，造型简洁，风格粗犷，气势宏大，不仅寄托了对英雄的歌颂和哀思，也反映了正处于上升时期的汉朝统治阶级生机勃勃的精神面貌。霍去病墓石刻群雕，打破了旧的雕刻模式，建立了更加成熟的中国式纪念碑雕刻风格，是中国古代雕塑艺术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对后世陵墓雕刻的艺术风格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马踏匈奴》是整个群雕作品的主体，同时也是这些雕塑所讴歌的主题。整个作品风格庄重雄劲，深沉浑厚，寓意深刻，耐人寻味，既是古代战场的缩影，也是霍去病赫赫战功的象征。雕塑的轮廓准确有力，形象生动传神，刀法朴实明快，具有丰富的表现力和高度的艺术概括力，是我国陵墓雕刻作品的典范之作。
汉代的工艺装饰性雕塑也十分发达。其一为铜镜装饰，这一时期除了与前代大体相同的云雷纹、蟠龙纹以外，比较流行使用吉祥语，如“长相思、毋相忘、常富贵、乐未央”等等；乳钉纹也是这一时期的特点，在乳钉之间有人物、鸟兽等等。其二，金银镶嵌工艺也比较发达。即在铜制器物上嵌镶金、银、松石等不同材质的装饰，再填以黑漆。最有代表性的一件作品为《错金银博山炉》，虽为熏香用的实用品，但其炉盖雕制成层次重叠的造型。西汉中山康王刘昆侈墓中的金银镶嵌的狩猎纹铜车饰（车伞插柄），在长仅26厘米、直径3.6厘米的竹管状圆筒上，镶雕成四段细致纹饰，用金银细丝盘嵌，间以松石，错综复杂，动态活跃，然后用黑漆填平空隙，漆干后再用错石磨光，使金银丝纹呈现出闪耀夺目的光彩。
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趋向于把生活用品制作得更艺术化。比如著名的河北满城的《长信宫灯》，因灯盘下刻有“长信”铭文，故称长信宫灯。以一个神态安详的少女形象为灯体，双手托起灯罩，结构很巧妙。灯为圆筒式，放置灯盏处可以任意转动，以调节灯光照射方向。更为奇巧的是，扶灯宫女的右手臂与灯顶连接，因中心空隙相通，灯火的油烟可以通过右臂从躯体内消散。宫女的造型优美端庄，比例合度，再加以通体鎏金，并添上斑斓的绿锈，更显示出这件珍品的名贵。另外，铜朱雀灯也是件全体鎏金、造型别致的装饰雕刻艺术品。一只展翅翘尾的朱雀鸟，嘴衔灯盘，好像正要飞去，脚爪下踏着盘屈的怪兽，它不仅与上面灯盘相配合，起着稳定的作用，而且更显示出朱雀鸟威武的雄姿。
西汉的玉雕是不可忽视的小型雕刻艺术之一。常见的有带钩、印牛、头饰、玉佩，以及随葬品玉蝉、玉猪等。这些小型玉雕小中见大、选材精良、造型完整。云南晋宁的“双人舞饰牌”，以镂雕的形式表现了两位翩翩起舞的人物，脚下踩着一条扭曲转动的长蛇，整个形象饱满浪漫，结构紧凑。
西汉时期，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统一国家得到进一步巩固与发展，各民族之间的交往更加频繁密切，边境各族的雕塑艺术有了显著进步。最具民族特色的作品，是北方的匈奴族和鲜卑族创作的动物纹铜带饰，南方的百越和滇族创作的人物与动物纹铜扣饰。
匈奴族创造的长方形透雕铜带饰，通常以充满草原生活情趣的动物咬斗纹作装饰题材，构图讲究左右对称。如宁夏同心县倒墩子匈奴墓出土的双马相斗纹、猛虎噬鹿纹铜带饰，在内蒙古鄂尔多斯采集的双牛纹、双驼纹、骑士捉俘纹铜带饰等。
表现滇族艺术特色的青铜雕塑是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出土的作品。在一件表现祭祀场面的铜贮贝器上，铸造了127个人物形象。这里出土的骑士猎鹿纹、双人盘舞纹、押送战俘纹、二虎搏猪纹、猛虎扑鹿纹等透雕铜扣饰，以形象生动、情节惊险而著称，显示了滇族匠师非凡的艺术才能。
总之，汉代雕塑的品种和数量相当丰富，在继承秦代恢弘庄重的基础上，更突出了雄浑、刚健、简练的艺术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