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时代与青铜器

青铜时代的到来，意味着人类生活走进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在原始社会晚期，人们在寻找石料和玉石的过程中，发现了天然铜矿并开始了利用。最早的铜器是在陕西临潼仰韶文化遗址发现的一件铜片，经鉴定，距今约5900年。在河北大城的遗址和甘肃齐家文化遗址，也出土了刀、锥、凿、指环等铜器。但天然铜熔点高、质地软，不易冶炼，制造的工具、武器也不耐用，所以原始社会晚期生产生活用具仍以石器、陶器为主。

青铜是指在红铜中加入锡、铅等金属冶炼而成的一种合金。天然铜色红，故称红铜，加入锡、铅后颜色灰青，故名青铜。青铜较红铜有许多优点：一是熔点低，易铸造；二是硬度大，可制成武器和工具；三是溶液流动性好，少气泡，便于铸造锐利的锋刃和精细的花纹。商周时期的先民们掌握了高超的冶铜技术，也拥有非凡的艺术才能，他们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辉煌。商周青铜器以其雄奇多样的造型、古朴神秘的纹饰、内容丰富的铭文等称于世，是中国古代文物的瑰宝，也是世界文化艺术史上的一座丰碑。

青铜器的发明利用是为了铸造供发展生产用的工具和为了制作保护自己、攻击猛兽和敌人的兵器，而不是首先为了制作生活用具，这是青铜工艺发展的显著特征。目前所发现的最早的青铜制品，是在距今约5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甘肃马家窑文化遗址中发现的一把青铜刀。早期青铜器多为小件工具，基本上没有装饰花纹。在青海贵南尕骀齐家文化遗址出土的铜镜，表面饰以简单的三角纹和七角星图案，属于早期青铜器装饰风格。

据文献记载，青铜容器的铸造始于夏代。在河南省登封县龙山文化晚期遗址中发现的一些青铜容器残片，时间约为公元前1900年，相当于夏代初期。到夏代的二里头文化时期，青铜器已从铸造简单的工具、兵器，发展到比较复杂的容器。如爵、铃、斝（jiǎ）等。容器制作规整，器壁厚薄均匀，已经采用复合范制造。纹饰较简单，出现了旋纹和突起的乳钉。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的一块青铜牌饰，四边用61块长方形绿松石镶嵌，中间用绿松石块嵌出两圈十字形图案，每圈13块。这是我国最早的“铜镶玉”工艺的代表作。

商周时代是我国青铜文化的黄金时期，不仅中原地区，四川广汉的三星堆文化遗址、江西新干的大洋洲文化遗址，均有大量的青铜器出土。青铜器的生产分布广，规模大，数量多，种类全。青铜器具造型奇伟，纹饰繁复，工艺精湛，形成了在世界上独树一帜的艺术风格，为后世的工艺技术和装饰艺术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础。因此战国、秦汉时期我国的青铜工艺水平仍然傲视群雄，出现了像《秦始皇陵铜车马》、《马踏飞燕》这样的绝代精品。

从早期的小型工具、生活用品刀、锥、铃、爵始，青铜器皿器形丰富，纹饰繁复精细，其用途涵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青铜器以艺术的形式记录下中国的奴隶社会的历史。青铜器是国家、政权、统治的象征，相传夏禹时铸九鼎，象征天下九州，以后成为传国的重器。周代时，九鼎成了最高统治者的象征。

青铜器可以用来区分统治者的身份和权力。青铜器中有一整套礼器被用来记载天子命令、祭祀典礼、征伐记功、赏赐锡命、训诰臣下、婚丧宴飨等“大事”。对于这些礼器的使用有严格的等级规定，不同等级的人在不同礼仪场合使用的数目各不相同。如列鼎：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士三鼎。乐器也是名分和等级的重要标志。《周礼》规定，钟的悬挂数目是，天子挂四面，诸侯挂三面，大夫挂两面，士只能挂一面。

青铜器的铸造：

青铜器的铸造过程是艰巨而复杂的，一般要经过采矿、炼砂、制范、熔铸等工序。一般青铜铸造用陶范（即模子）法。花纹及铭文都是先在陶范的内外模上锲刻后与整件器具同时铸成的。

陶范法分两种：一种为浑铸法；另一种为分铸法。浑铸法即一次浇铸成形，这种铸造方法适用于器形简单的器物，如圆鼎、觚、罐等。而各种造型复杂的青铜器则需采用分铸法，经二次铸造或多次铸造才能成型。分铸法又分为先铸法和后铸法两种。先铸法是先铸好附件，再将附件放入主体陶范中铸接成整器。后铸法是先铸成器身，再在器身的相应部位接铸附件。商代后期，分铸法已被普遍采用，工艺十分成熟。分铸法的使用，附件中活块模、活块范的出现，是商代工匠对中国冶铸工艺发展的重大贡献。

到了春秋晚期，又出现了一种更先进的方法——“失蜡法”。它的大致做法是先用蜡制成器物的模型，然后反复淋上细泥达到一定的厚度，待泥干透后加热使蜡质流出，再将铜液灌入，冷却成型后敲掉泥坯即可。用这种方法可以制作造型复杂多变的器具，使青铜工艺达到了新的高峰。这种工艺至今仍在使用。

青铜器的类型：

从用途上分类，青铜器可概括为五大类：即礼器、日用器皿、乐器、兵器和货币。

礼器：祭祀是每一个古老民族的头等大事。对祖先的尊重和对鬼神的敬畏有利于形成一种社会规范，约束和控制人们的行为。祭祀还能表达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给人以生活的动力。祭祀是奴隶社会一种盛大而庄严的活动，专用于祭祀天地、鬼神、祖先的器具即被称为礼器。鼎是最重要的礼器，大型青铜鼎常常被视为寺庙之重器。作为礼器的还有食器、酒水器；乐器中的尊、彝、角、簋、豆、甗、铙、钟、鼓等。

日用器：如鼎、鬲、甗属炊煮器，豆、簋、簠属食器，爵、斝、尊、彝觥、卣等都是酒器，壶、鉴、匜、盘、是盥洗盛水和注水用的，另外还有门环、车饰、带钩、铜镜等杂物。

青铜鼎为烹制肉食的炊具。鼎多为圆形、三足双耳，也有矩形、四足双耳。迄今为止发现的中国最早的一件铜鼎为制作于夏朝晚期的《网格纹鼎》，出土于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

鬲（lì），就是空足鼎，早期是一种炊具。青铜鬲最早出现在商代早期，大口，袋形腹，下有三个较短的锥形空足。袋形腹可以扩大受火面积，较快地煮熟食物。但商晚期以后，袋形腹逐渐退化，且花纹精美，鬲便演变为盛粥的器具，商中期的《兽面纹四足鬲》、商晚期的《作册兄鬲》，均为造型、纹饰特色突出的作品。

甗（yǎn），炊具，分上下两部分：上为甑（zhèng），放食物；下为鬲，放水；中间为有孔通蒸汽的箅，类似现在的蒸锅。商代妇好墓出土的《三联甗》，由长方形器身和三件大组成，是罕见的巨型炊器。下部的鬲为长方案形，有六只方足，腹底平，中空可以盛水。案面上三个圈口，三个甑置于圈口之上，可以同时蒸制三种食物。全器饰有精美花纹，总高64厘米，重138.2千克，是商代青铜器的代表作之一。

豆，是专用于盛放腌菜、肉酱的食器。豆的形状像高脚的盘，上为圆盘，下为握柄，再下为圈足。初多为敞口，春秋时期始加盖。从商晚期的《兽面纹假腹豆》，到西周的《康生豆》，到春秋的《四虎蟠龙纹豆》，可以看出其演变的过程。

簋（guǐ），是最多见的食器，是用以盛黍稷等食物的，相当于现在的碗。它产生于商代中期，其造型最早为圆腹、敞口、圈足，以后逐渐添加了耳和盖。著名作品有商代中期的《兽面纹簋》、商晚期的《乳钉雷纹簋》及西周的《利簋》。

簠（fǔ），盛放黍、稷、稻、粱等饭食的器具，是豆的演变形态，是簋的补充用具。长方形，斜壁，有盖，盖打开后与器身为相同两器，这一特点在古代器物中称却置或却立，器身与器盖各有四个短足，早期为斜壁、浅腹，后演变为直壁、深腹。传世作品有西周的《伯公父簠》、《龙耳簠》等。

爵，是钦酒和温酒的器皿。圆腹，口部前有流，即倾倒酒的流槽，后有尾。左侧有一鋬（pàn，器物上的提梁），便于提取抓握。口缘有两柱，腹下有三足，便于温酒。夏代晚期即有发现。著名作品有夏晚期的《乳钉纹爵》、商中期的《兽面纹爵》、西周的《龙爵》等。

斝（jiǎ），小型容酒器，也可用于温酒。最初见于夏代晚期，盛行于商。其形状和爵相似，有柱，无流和尾，不便于饮用。周时已很少见。在出土文物中，夏晚期的《乳钉纹斝》、商晚期的《妇好方斝》较为著名。

尊，为高体的大型或中型的容酒器。在青铜铭文中常用尊和彝统称整个青铜礼器。尊的器形始见于早商，一般为圆形，侈口，圈足。殷商时盛行长颈、鼓腹、高足。另有一类鸟兽形尊，形体为动物造型。背部开口，有盖，可以注入酒，用作祭器。鸡、鸭、鸟、象、虎、鴞等动物形制的鸟兽尊多有出土，其中有一些堪称艺术珍品。

彝，大型盛酒器，并作为礼器，以其显赫的地位和精美的造型著称，为酒器中的所谓“庙堂之器”，与鼎合称鼎彝，泛指青铜礼器。作为盛酒器的彝，多为高四方体，有四面坡屋顶形的盖，上有钮。多为直腹，也有鼓腹的，下有方圈足。圈足的每一边中央都留有缺口。通常彝的盖与器身都铸有扉棱，以云雷纹为地，浮雕出兽面及动物纹样，整体感觉华贵、端庄。有个别为长方体，好似两个方彝连体，称为“偶方彝”。彝作为重要的礼器，制作上精美者颇多。商晚期的《子蝠方彝》、《宁方彝》，西周早期的《令方彝》，均为工艺精湛、装饰优美的精品之作。而商后期妇好墓出土的《偶方彝》更为稀世珍品。

觥（gōng），既是饮酒器，也是盛酒器，因觥最早是用兕（sì）牛角制成，所以又称“兕觥”。觥腹为椭圆体，前有流后有鋬，盖作兽头形，圈足，是一种象生的器皿。传世作品有商晚期的《象首兽面纹觥》、西周早期的《龙首兽面纹觥》等。

卣（yǒu），中型盛酒器。形制多为圆或椭圆形口，深腹，圈足，有盖，并多有提梁，也有方形卣。另有一种制作成鸟兽形的卣。卣盛行商周之际，西周中期以后少见。出土作品中著名的有商晚期的《兽面纹方卣》、西周早期的《 卣》等。

壶，盛酒器，铜壶始见于殷商，仿自陶壶。为有盖、耳、圈足、圆腹的基本形制，造型较丰富多变。传世精品很多，商晚期的《司马戊方壶》、西周的《晋侯 壶》、春秋晚期的《蟠龙纹瓠壶》均为优秀之作。尤其是后者，造型为侧颈鼓腹匏瓜状，别致优美，纹饰精美，古朴丝雅，别具风韵。

鉴，盛水器，还可供人淋浴或盛冰，形如现在的盆。在铜镜大量生产前，以鉴盛水还可用来照人容貌。鉴的形体较大，有圆和方两种形式。

匜（yí），盥洗器中的注水之器，与盘同用，器形仿自瓜瓢，为长椭圆体器身，三足或四足。在西周、春秋时期，祭祀、宴饮等场合流行洗手净面的沃盥之礼。沃即浇水，用匜，盥则是洗手洗脸，用盘承接。考古中常发现盘、匜配套出土的情况，匜置放于盘上。传世之作有《笱侯匜》、《兽体卷曲纹匜》等。

盘，承水器，也可承冰，个别大型的还可用于沐浴。口大腹浅，圆形。商代盘无耳、圈足，西周中期后加耳，还出现了长方形盘。著名代表作为《虢季子白盘》、《散氏盘》、《龟鱼纹方盘》等。

其他日用器皿还有匕、盂、盨（xū）、敦、釜、甑、俎、盉（hé）、角、觚、觯（zhì）、罍（léi）、瓿、缶、罐、鑑、禁等，用途多种，种类及其丰富。

乐器：统治者祭祀、行军、进餐时，要伴之以奏乐跳舞。因而有铃、铙、鋪、錞、于、钟、鼓等乐器。

铃，青铜乐器的原始形态，是中国最早出现的青铜乐器。铙、铎直到钟等古代青铜乐器，大体都可以视作是铃的发展。传世文物有晚期的《鹰形铃》、《花蒂形铃》、《兽面纹铃》等。

铙（náo），又称为钲（zhēng）和执钟，我国最早使用的青铜打击乐器之一。体似铃而稍大，口部呈凹弧形，朝上，铙体横截面呈阔叶片状，两侧角尖锐，底部有一中空管柱短柄与体腔相通。最初为军中传播号令之用。商晚期妇好墓出土有《编铙》，共有五件；春秋时的《象纹铙》，纹饰精美，形制硕大，气魄庄严。

铎，撞击乐器。形体似铙，但比铙小，内有小舌，振之以发声。传世之作有春秋时期的《卷龙纹铎》等。

鋪（bó），单独悬挂的大钟，平口。

錞（chún）于，又称錞，金錞，打击乐器，形如圆筒，顶部有可穿绳的钮，悬挂使用，上部比下部稍粗，常用来跟鼓配合，指挥部队进退。代表作有春秋时期的《人面纹錞于》。

钟，从铙演变而来的打击乐器。钟口朝下，其体截面为扁圆形，上有柄，下口为中间凹两侧微凸为尖角的弧形。钟大多纹饰精美，造型考究，刻有铭文，常与鼎连用泛指青铜礼乐器。钟常常数件一套，称为《编钟》。奴隶社会时期的杰出作品很多，如西周的《应侯见工钟》、《南宫乎钟》、《虢权旅钟》、春秋时期的《夔龙纹甬钟》，件件都是华丽精美的不凡之作。

鼓，原用于号令军队，后用于宴乐中控制节奏，烘托气氛。铜鼓始于商代，但中原地区出土者不多，多见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商周铜鼓的传世之作有《兽面纹鼓》、《双鸟钮怪神纹鼓》。

兵器：矛、戈、戟、钺、剑、镞、刀、匕等用于车战、步骑和射击的武器。

矛，用于冲刺的兵器。春秋时期的《吴王夫差矛》为精品。

戈，适于勾扫和劈击的兵器。常作为兵器的统称。“枕戈待旦”、“金戈铁马”中的“戈”字含义就是如此。戈的形状最初为扁平的曲尺形，后来发展为略近“T”字形、“Y”字形，商晚期文物有《镶嵌兽面纹戈》、《銎内戈》等。

戟，是一种可以刺杀也可勾啄的具有双重性能的兵器。是一种在戈的金属柄上装有矛形尖刺装置的兵器，现发现的代表作有西周的《人头銎戟》、《鸟纹戟》，造型和装饰均较奇特。

钺，脱胎于斧，形体较大，平刃或弧形刃，适于砍斫、劈剁，盛行于商周时期。钺是具有仪杖性质的兵器，传世作品中纹饰精美、造型奇异者不少，如《夔纹钺》等。

剑，古代贵族和战士随身佩带的用以防身、可斩可刺的短兵器。

商周春秋时期剑品出土很多，著名的有商后期的《羊首曲柄短剑》、西周的《镂空蛇纹鞘短剑》，最负盛名的则为春秋时期的《越王勾践剑》。

镞，箭头的青铜部分。多为矛头状，有的还有倒刺。

刀，单面长刀，短兵器。商代的《鹿角弯刀》为造型生动、工艺精良的作品。

匕，贴身防卫武器，形似剑而更短。商后期的《龙首匕》，龙首蛇身，造型奇特，工艺也较为精细。

货币：春秋时代流行于各诸侯国的刀币、布币、小圆钱等，代替了贝币。

此外，青铜器还包括生产工具，如犁、锄、镰、铲、锯等。

青铜器的纹饰：

青铜器的纹饰丰富多样，有动物纹、植物纹、几何纹等，其中以动物纹最多。

动物纹：商周青铜器上出现最多的动物形象，是神化的饕餮、夔、龙、凤等。

饕餮，是一种想象中的动物。饕餮纹的特征是大大凸起的眼睛，有卷曲的角和耳，以两铸片接缝处的扉棱为鼻，鼻下的口有时不表现。饕餮是贪婪恐怖、凶恶的象征，据传是中国早期神话中的猛兽，象征着被神化的奴隶主贵族的威势。

夔，为兽头蛇身，一角一足，在远古神话中是类似鳄鱼样的猛兽，由于无事时仰面朝天以尾击腹，声传百里，所以在黄帝准备和蚩尤大战时，以夔皮蒙鼓。

龙，青铜器上龙纹的特征是有巨首、双角，身上有鳞，身体多盘曲为圆形。

凤，是人们将孔雀、锦鸡、鹤等禽类最美丽的部位综合一体而产生的神化形象，它的高冠和长尾使它具有一种尊严。

龙、凤是夏商原始部族的图腾，因而自有青铜器，龙、凤不仅成为中国艺术中的主角，而且还代表着帝王和王后的尊贵身份。

青铜器的纹饰龙、凤、饕餮、夔之类纹样的普遍应用，说明了那时天神主宰一切的思想意识在占主导地位。有些纹饰具有原始神话性质，有些则直接反映了当时物质生产和社会生活的某些特征。青铜器纹饰中既有狰狞恐怖的神兽，也有活泼可爱的蝉、蚕等小动物。

另外，青铜器动物纹中还有犀、象、虎、龟牛、羊、鱼、鴞等，显然和当时常见的动物及农牧业生产密切相关。

植物纹：奴隶社会的青铜器上单独用花草叶作为素材的纹样比较少，至今已发现的有旋花纹、四花瓣纹及晚期（春秋时期）梅瓣纹、莲瓣纹、蕉叶纹等若干种。

几何纹：几何纹指菱形、三角形、圆形及其他相连成组的变形图案。西周中期前主要有云雷纹、勾连雷纹、涡纹、方格纹、联珠纹、乳丁纹、弦纹等。西周中期以后主要有环带纹、窃曲纹、重环纹、鳞纹、瓦纹等。

云雷纹：云雷纹也称回纹，是商周时期青铜器上出现最多的几何纹。它以连续的回旋形线条构成，其中圆形的为云纹，方形的为雷纹。

勾连雷纹：勾连雷纹是在丁字形结构中填以雷纹而成。

涡纹：涡纹是具有吉祥意义的符号，象征光明和永恒。

环带纹：环带纹旧称“公字纹”，表现为连续的“S”形波浪带图案，上下空间里填“窃曲纹”或环纹。环带纹在西周以后取代了饕餮纹、夔纹等，占据了装饰图案的中心位置。

窃曲纹：窃曲纹主体为卧置的“S”形，两端有回钩，也是窃曲纹西周中期以后的主要纹饰。

重环纹：重环纹为横向椭圆环且环环相套的连续图案。

青铜器上的几何花纹在青铜器上大多作为边饰或底纹。

青铜器纹饰中还有一种是巴蜀文化中的禽兽、水波、房屋、花蕾、竹节等纹饰，是兵器上的标记，而且有些类同文字，所以被人们称作特殊符号，具有巴蜀文化的特点。

春秋时期开始，青铜器上的纹饰，一方面是在简化，出现了绳纹、卧蚕纹、水波纹、象鼻纹等；另一方面则是更加精美，出现了表现战争、狩猎、宴乐等活动场面。

商周时期，人们常在祭祀用的钟、鼎、彝等青铜器的腹部或底部，雕铸记载政令、战争、契约、祀典以及赏赐等内容的铭文款识，其中包括有征服其他部落、杀戮敌人多少以及赏赐土地、财物、奴隶等内容。这些刻在青铜礼器上的文字称为钟鼎文。字体整齐遒劲，古朴厚重，具有一定的装饰性。同时，它也为我们今天研究奴隶社会历史，留下了宝贵的资料。

青铜器不仅仅是工艺品，它相当于用青铜铸成的一页页史书。传世的有铭文的青铜器很多，较著名的有《大盂鼎》、《散氏盘》、《毛公鼎》、《王孙钟》、《宗周钟》等。

《大盂鼎》，是西周早期的著名青铜器，内壁铭文共291字，内容为周王告诫盂（人名），殷代以酗酒而亡，周代则忌酒而兴，要求盂尽力辅佐周王室。

《毛公鼎》，是西周晚期重器，铭文多达498字，内容为周王为中兴周室，革除积弊，策命重臣毛公，要他忠心辅佐周王，并赐给他大量物品。毛公为感谢周王，特铸鼎以铭记其事。

商代青铜器的造型、纹饰风格的演变：

夏代青铜器有刀、锥、铃、戈、爵等，种类不多，器形较小，胎壁单薄，纹饰简单。

商代前期的青铜器，造型准确，器壁匀薄，纹饰多为无底纹的单层花纹，以动物纹为多，另外还有各种题材的几何纹。

1974年河南郑州市张寨南街社岭土岗出土的《饕餮乳丁纹方鼎》，造型规整庄重，器壁较薄，纹饰简洁疏朗，为商代前期青铜器的代表作。1996年在河南郑州市南顺城街商代窖藏坑出土的通高83厘米的《青铜方鼎》等，也体现出以上所讲的商代前期特点。

商代晚期是奴隶社会发展中的兴盛时期，成套的青铜礼器和乐器的体制已全面形成，青铜工艺正是在这时达到了高峰。1977年安阳殷墟5号墓中铜器一项就有460余种，器形齐全，几乎概括了殷墟出土铜器所有类别与品种，是最完整的铜器群。在其青铜器的装饰图案中，各种动物纹样、植物纹样和几何纹样丰富多彩，饕餮纹、云雷纹、夔纹、龙纹、虎纹、象纹、鹿纹、牛马纹、凤纹、蝉纹、人面纹等纹饰较流行，通常在云雷纹、地纹上，再加浮雕式的主题纹样。这一时期的青铜器铜质优良，器壁厚重，造型复杂且雕铸精致，有一种华美富丽、雍容堂皇的气派。

河南安阳郭家庄160号墓出土的方、方觚不仅铸造精良，纹饰华美，其造型也少见。1993年在湖南宁乡县枫木桥出土了九件《编铙》，高度从36.5厘米至53.5厘米不等。轻轻叩之，每件铙都能发出一个或两个不同的乐音，组合后可演奏美妙的乐曲。这组《编铙》是我国目前年代最早数量最多的成组演奏乐器，堪称音乐文物的代表。

妇好墓出土的《司马辛四足觥》、《偶方彝》，也均为不可多得的珍品。

商代晚期青铜器铭文逐渐增多，而前期极为少见，这说明中国文字的创造在商代晚期已基本上成熟。商代晚期青铜器铭文，文辞简约，字体工整严谨，铸造精工，笔画往往尾尖锐、出锋，为研究奴隶社会文化留下了十分珍贵的资料。

商代晚期的青铜器有的极其雄伟，如《司母戊方鼎》，器形雄伟，高133厘米，长110厘米，宽78厘米，重达875千克，是我国已发现的最大最重的青铜器。《司母戊方鼎》是商王文丁为祭祀其母戊而铸造的，是商后期（约公元前14世纪～前11世纪）铸品，1939年出土于河南安阳武官村。

《司母戊方鼎》，初为乡人私自挖掘，因过大过重不易搬迁，私掘者又将其重新掩埋，抗日战争胜利后，于1946年6月重新出土，曾作为蒋介石的寿礼，专车运抵南京，交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保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1959年入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鼎大多为三足圆形，但也有四足的方鼎。《司母戊方鼎》便是最负盛名的四足方鼎，其造型古朴端庄，雄浑大气。

《司母戊方鼎》，立耳，方腹，四足中空，鼎身四面中央是无纹饰的长方形素面，其余各处皆有饰纹；在方形素面周围以饕餮作为主要纹饰，四面交接处，则饰以扉棱，扉棱之上为牛首，下为饕餮；鼎耳外廓有两只猛虎，虎口大张，各街一人头；耳侧以鱼纹为饰。四只鼎足在三道弦纹之上各施以兽面。鼎腹内壁铸有铭文“司母戊”。该鼎形体庞大，从熔铜到制模、翻范、磨光、运输、管理、生产这个鼎，需要300人以上，说明商代青铜铸造业规模宏大、组织严密、分工细致。该鼎的造型、纹饰、工艺均达到极高的水平，是商代青铜文化顶峰时期的代表作。所以说，它集中反映了当时冶铸技术的高度成就，是商末青铜文化的代表作。

商代晚期出现了一些以动物形象为造型的器皿。酒器《四羊方尊》、《龙虎尊》等采用圆雕和高浮雕式装饰手法，把平面的图像和主体雕塑结合起来，把器皿和动物形象结合起来，造型极为雄奇，铸造精工，雕镂清晰生动。

尊就是当时常用的一种酒器，有时也被当作祭祀的礼器使用，经常被雕塑成动物形象。产生于商代后期的《四羊方尊》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1939年湖南宁乡出土。尊高58.3厘米，口长52.4厘米，重34.5千克，是现存商代铜尊中最大的一个。

《四羊方尊》，造型奇特，分为上中下三部分。容器的口颈部分被制作成强劲有力的弧线形，下部的支座是由稳重的直线围成的圈足，中间的羊形装饰雕刻是整个作品中最精彩的部分。四个造型雄伟奇特、伸出卷曲羊角的羊头形象，被安排在容器的四个转角处，神情安详而平静。羊的肩部空隙中雕有带双角的小龙头，羊首饰雷纹，背及前胸饰鳞纹，两侧饰凤纹，卷足饰龙纹。线条的雕刻强劲有力，在宁静和动态中透出神秘、威严的气氛。整个作品不仅造型生动奇特，雕镂精美，还显示出高超的铸造技艺：羊头和羊角都是事先铸造出的，被镶嵌在铸造整个容器的外模中浇铸而成。这种方法在铸造工艺中被称为二次铸造法，在当时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四羊方尊》，把器物与动物形状有机地结合起来，将器物的造型设计与艺术装饰完美地融于一身，精美的纹饰表现了非凡的铸造技艺，其威严的气势，新奇的造型，华丽的纹饰，完美的工艺水平，使它成为一件举世无世的青铜艺术瑰宝，现珍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龙虎尊》，1957年出土于安徽省阜南县。尊高50.5厘米，口径44.9厘米，重约20千克，是一件具有喇叭形口沿，宽折肩，深腹，圈足，体形较高大的盛酒器。

这个尊器的肩部饰以三条蜿蜒向前的龙。龙头突出肩外呈下视状。腹部纹饰为一个虎头两个虎身，虎口之下有一人形，人头衔于虎口之中。虎身下方以扉棱为界，饰以两条夔龙相对组成的兽面。圈足上部有弦纹，并开有三个十字形镂孔。此尊是商代青铜器中与《四羊方尊》齐名的珍品。

《人面纹方鼎》，是一件商代晚期的铸品，1959年在湖南宁乡黄村出土。鼎高38.5厘米，口长29.8厘米，宽23.7厘米，现藏湖南省博物馆。

这个方鼎为长方形体，有两立耳、四柱足。鼎的四角有较高的扉棱，鼎腹四面各高浮雕出形象相同的人面，鼎足上部铸饕餮纹，下部铸四道弦纹，方鼎四角及鼎足上部饰有扉棱。鼎腹内壁铸铭文“禾大”二字，字体宏伟有力，因此大鼎也称“禾大方鼎”。此鼎器形雄伟，人面的形象极为奇异，五官部位准确，圆眼隆鼻，颧部较高，脸比较宽，表情严肃，双耳粗大，耳部下面各有兽爪一对，给观者一种威严、怪诞的感觉，是一件匠心独具的青铜器精品。此鼎是已知唯一一件用四个人面作为装饰的铜器，有较高的艺术价值。

还有的是器皿通体以动物形出现，如湖南醴陵出土的《象尊》、山西石楼出土的《龙纹觥》等。

《象尊》，是商周时祭祀礼仪中使用的盛酒礼器之一。尊高22.8厘米，宽14.4厘米，长26.5厘米，重2.77千克，1975年在湖南醴陵县狮形山出土，现藏湖南省博物馆。

《象尊》，周身铸满各种纹饰。尊体为象的造型，肥硕敦实，长鼻高翘中空，与腹部相通，用作流。鼻孔向前平伸，嘴向前突出，露出剑齿状门牙，颈粗短，眼眉突起，有较大耳盖。象背平直，上有开口，但盖已丢失。象四肢均匀，粗壮有力，足有五指，短尾下垂。象鼻前端仿凤鸟形，铸出凤首钩啄、凤冠和眼等。凤冠上伏一虎，虎口朝向象额，口衔一蟠虺，鼻下端构成一倒悬蟠虺。象的额头上有一对浅圆涡状的蟠虺纹，从颈部到臂部及四肢，用云雷纹作地纹，分别铸饰饕餮、虎、夔龙和凤鸟等图像。前腿上，虎正向象腹爬行，后腿腹近尾处伏一夔龙，清晰可见。

《象尊》，惟妙惟肖地表现了象的神态，十分生动。纹饰的构思也很精妙，集各种传说和神话中的动物于象体，纹饰繁缛华贵，富有神异色彩。

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尊》，将浮雕纹饰与鸟造型巧妙结合，典雅凝重而又生动活泼。整个器形似一站立的鸱，头微昂，圆眼宽喙，小耳高冠，双翅并拢，宽尾下垂。周身纹饰繁复精细，技艺精绝。作品造型生动，设计巧妙，纹饰细腻，立体感极强。

商代青铜器上浮雕或圆雕式的动物威严而神秘，底纹以细线几何纹构成，所有这些都突出表现了商代晚期青铜工艺达到高峰时的艺术特色。

商朝是中国灿烂的青铜文化逐步发展到高峰的时代。传统的观点认为，商代青铜文化源于中原，广袤的江南地区史称“荒蛮服地”，没有发达的青铜文化。然而，江西省新干县大洋洲乡商代青铜器的出土，却展示出一幅多彩的商代青铜文化图景。

1989年9月20日，新干县大洋洲乡程家村村民，意外地发现了十多件呈墨绿色的青铜器。

《青铜双尾虎》，是其中著名的一件铜器，长62.5厘米，高23厘米，宽13厘米，形似虎尊而又腹底不联，内空，张口，前露獠牙，凸目粗眉，双耳竖立，面目狰狞。虎粗颈，垂腹，背脊凸出，后垂双尾，尾巴上翘。虎的背部伏一只短尾小鸟，尖喙圆睛，昂首瞻顾。虎身遍饰花纹，身体及四肢饰鳞片纹、卷云纹和云雷纹，所有纹样均为阴线刻。老虎怒目圆睁，作半卧欲纵状，生动而逼真地再现了虎的威武形象。商代青铜器以虎作装饰图案或附件的比较多，但以整件器物作虎形的还是比较少见。《青铜双尾虎》现藏于江西省博物馆。

《虎食人卣》，是中国商代晚期的青铜器珍品，是商代的盛酒器，共有两件，但后来都流向国外。

《虎食人卣》，的造型采用的是虎与人相抱的姿态。虎以后足及尾支撑身体，同时构成卣的三足。虎前爪抱持一人，人贴向虎胸蹲坐，一双赤足踏于虎爪之上，双手伸向虎肩，人首位于虎口之下。虎肩端附提梁，梁两端有兽首，梁上饰长形宿纹，以雷纹衬地。虎背上部为椭圆形器口，有盖，盖上立一鹿，盖面饰卷尾夔纹，也以雷纹衬地。虎两耳竖起，牙齿甚为锋利。《虎食人卣》给人的感觉是恐怖、怪诞、神秘，反映出当时统治阶级的思想。

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由于四川盆地周边山峦险峻，极难通行，古代巴蜀地区与中南地区缺乏联系，人们对于古代巴蜀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知之甚少。1988年，在四川广汉三星堆文化遗址发现了两个祭祀器物坑，出土了大量精美的文物，轰动了世界。

在出土的上千件文物中，青铜雕塑品为数众多，种类有大型立人像、纵目人面像、人头像、面具、龙首柱、柱状器、神树等。其中尤以具有典型巴蜀文化特征的形体巨大、独具造型风格的铜俑形象最令人称奇。

三星堆一号坑中出土的《青铜人面像》，高度一般20～40厘米，与真人大小相近，宽脸、粗眉、大眼、尖鼻，大嘴紧闭，两耳呈云雷纹形，耳垂穿孔。

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贴金箔铜人头像》，面部以土漆及石灰等为黏合剂贴上金箔。此人头像也是大眼、直鼻、阔口、大耳，发向后梳，脑后有插发簪的穿孔，发簪已经脱落，耳垂穿孔，不但制作精美，而且风格独特。

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大型《青铜立人像》，引起了国内外人士的瞩目。此人像高172厘米，冠高10厘米，立像的方座高80厘米，总高262厘米。立像头戴花状高冠，粗眉、大眼、直鼻、方颐、大耳，手大得出奇，神态威严庄重。右臂上举齐额，左臂屈于胸前。双手握成环状，可能原执有物件（有说为玉琮）。身穿右衽长袍，前裾过膝，后裾及地，后摆为燕尾形，长袍上布满了云雷纹。袍下赤足戴着脚镯。

在两个坑中出土数量较多的还有一种《纵目人面像》，其中最大的一件，通高65厘米，阔眉大眼，眉尖上挑，圆柱状的眼球外凸达16厘米，勾鼻，阔口，双耳为戟状，斜向外翘。整个面部形态怪异，尤其是外凸的双目，更是神秘，在我国其他地区从未见到过。另外，在其鼻梁上还装饰有一高达66厘米的卷云纹饰，也是十分奇异。

除人物形象外，坑内还出土另一类铜塑作品——《爬龙柱形器》。该器物高40余厘米，器身为圆柱形，器顶伏有一龙，张口露齿，颔下垂须，头顶一对硕大的犄角。龙的前爪搭在器顶，身体下垂贴在器壁上，后爪紧抓器壁两侧，尾巴上卷，龙头造型怪异，表情凶恶。

在三星堆二号坑中还出土了两件大型《青铜神树》，是目前所见到商代形体最大也最为复杂的复合形青铜器。虽已残损，但高度仍在3.8米以上，树枝上还悬挂有小巧精致的鸟、蛇、兽、人、铃等挂饰。

西周时期青铜器造型、纹饰风格的演变：

公元前11世纪，武王灭商，建立西周王朝。周代的势力和影响远远超越商代，是一个强盛的奴隶制国家。西周统治者为巩固奴隶主专政，建立了较商代更为完备的国家机构和一套完整的礼乐制度。这时铸造的大量礼器，在使用时根据奴隶主身份高低而有严格的等级区别，是统治者借以维护奴隶社会统治秩序的重要工具。

西周青铜器的珍贵价值突出地反映在铭文上。西周礼器上往往铸有长篇铭文，祭祀祖先，歌颂周王，还记载着奴隶主贵族的各种政治特权、祭祀、战功以及周王对他们的“册命”和赏赐，反映了经济、政治、军事等各个方面的情况。除前面讲过的《大盂鼎》、《毛公鼎》等外，还有《大丰》、《小盂鼎》、《利簋》、《何尊》、《敬氏盘》、《史墙盘》等，均铸有重要铭文，记载了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其中《大丰》有8行76字铭文；《大盂鼎》有19行291字铭字；《小盂鼎》有20行近400字铭字；《毛公鼎》铭文多达498字；《散氏盘》上面铭铸有我国现存最早的外交和约文件；《史墙盘》共有284字，是周代微氏家族的叙事诗。以上件件是稀世珍宝。

《大盂鼎》，是西周初期有代表性的青铜器。圆腹，三足，高约100厘米，重153.5千克。腹内壁铸铭文记载周康王二十三年贵族盂受策命时，周王昭告周立国的经验和殷丧国的教训，命令盂效忠，赐给盂1726名奴隶和许多物品。

另外，西周前期盛行一种盛酒或饮酒器——兕觥。觥多为椭圆形腹或方形腹，圈足或四足，有流和，有盖，盖做成带角的兽头形或做成长鼻上卷的象头形。

总的来说，西周早期的青铜器制作基本承袭了商代的风格，出现了许多造型奇特、装饰精美的作品，如出土于陕西宝鸡的《何尊》、出土于北京房山琉璃河的《伯矩鬲》、出土于陕西扶风的《折觥》、《兽耳提梁卣》、《外叔鼎》等。

《外叔鼎》，为饪食器，西周早期铸品。高89.5厘米，口径61.3厘米，腹深44厘米，重99.25千克。1952年由陕西岐山青化镇丁童家村农民在起土时发现，是1949年后所收集到的第一个西周重器，现藏陕西省博物馆。《外叔鼎》形状巨大，造型浑厚且凝重端庄，纹饰劲健。下垂腹，立耳，口沿下饰夔纹和卷尾倒置的兽纹，足饰兽面纹。腹内有铭文六字，记制器人为“外叔”，书体俊美，结构严谨，是西周金文书法的典范。《外叔鼎》，其名即取自于铭文。整器形制雄浑，装饰风格朴素而不失华美，是青铜时代鼎盛时期的代表之作。

淳化史家源出土的《兽面首大鼎》，通高117厘米，重227千克，形制庄重，纹饰清新，为西周早期青铜器之杰作。

这一时期青铜器的宗教色彩渐趋淡薄，带来神秘、恐怖色彩的纹饰渐渐减少，纹饰趋于简单化，但铭文增多。

西周中期以后，奴隶制转向衰落，但青铜器中也不乏精品。如1993年在湖北江陵出土的《青铜虎尊》，整体造型为虎形，上有盖，飞鸟钮。

青铜器的造型和纹饰自西周中期以后，有了周代独立的特征，出现了、盨、匜、豆等新器物；钟、镈之类渐多。形制与纹饰趋于简单，纹饰失去了原来的森严雄奇的气势，饕餮纹、夔纹、凤鸟纹降为次要地位，代之以窃曲纹、波浪纹、重环纹、鳞纹、云纹、云目纹、回纹等新的纹饰。神秘色彩少了，朴实舒畅的风格相应产生了，装饰图案富于韵律感，具有一种节奏美。

《三足鸟尊》，为西周中期之物，高23厘米，长30厘米，腹深10.6厘米，重3千克，1975年在陕西宝鸡市茹家庄西周墓出土，现收藏于宝鸡市博物馆。

《三足鸟尊》，鸟喙弯长，鸟首微昂，体态丰满，体腔中空，背开方口，口上有盖。鸟身遍饰羽纹，尾部宽平，三足粗短，上饰鳞纹。此尊造型生动写实，构思奇特巧妙，装饰精致豪华，是一件罕见的艺术珍品。

《虎形扁足圆鼎》，于新干商代大墓出土，是1989年江西省新干县大洋洲乡程家村村民在取土修护赣江大堤时发现的。这是继河南安阳殷墟、四川广汉三星堆之后又一震惊世界的重大发现，出土文物极其丰富，主要有铜器、玉器、陶器等，共1478件，品种多，器类全，分为礼器、乐器、兵器工具和杂器五类。仅作为礼器的鼎就有方鼎、圆鼎、扁足鼎、鬲鼎四类共30件，其中十余件扁足圆鼎，浅圆腹呈半球状，支点为动物形的扁圆足，造型独特，玲珑飘逸，具有浓郁的赣江及鄱阳湖地区青铜文化的特色。

《虎形扁足圆鼎》，就是一千余件出土文物之一，铸造精工，造型奇巧。器耳上装饰有卧虎的造型，鼎足是透雕状的变体虎形，令人过目不忘。

西周晚期青铜器总的趋势是礼器制作往往粗率简陋，青铜器品种较前大为减少，造型也比商晚周初时简单得多了。

《虢季子白盘》，是西周晚期一件著名铜器，长方形，盘高39.5厘米，长130.2厘米，宽82.7厘米，是迄今所见最大的铜盘。通体饰环带纹，上窄，下宽，两条装饰带，手法细腻，纹饰清楚。每面各有两个兽头铺首，口衔绳形圆环，既庄重又富丽。盘上刻有铭文111字，记载虢季子白抗击外族有功，周王举行宴会为其庆功之事。

西周青铜器上的人物形象较少，造型比较写实，如著名的《刖者守门鬲》，陕西扶风出土，设计精巧。器形为方形，下部为带有能开启的门的炉膛，四面有供出气的小孔，在一扇门上连铸有一个怀抱门闩、被断去左足的人物造型，这显然是一个受过刖刑（砍掉脚）的奴隶形象。

春秋时期青铜器造型、纹饰风格的演变：

春秋时期，奴隶制趋于瓦解，呈现“礼崩乐坏”的局面。青铜冶铸业不再为周王室所垄断，各诸侯国的铸器增多，形成了不同的地方风格。春秋中期出现了模印与失蜡法等新工艺，流行蟠虺纹与蟠螭纹。河南淅川下寺出土的《蟠虺纹大铜镜》及《王子午列鼎》，花纹繁密而剔透，器型奇巧而富丽，为失蜡法的杰作。

春秋中叶以后，青铜器生产不再操纵在官府手里，而是在富商大贾手里，这一时期的青铜器开始失去祭祀和礼器的特性，造型上也开始摆脱神秘的宗教气氛，向清新活泼的方向发展。青铜器造型精巧玲珑，处处标新立异，适应地主阶级生活需要的新颖青铜器不断涌现。灵巧的结构，变形的意态，以及写实的塑造能力，都比以前大有发展。

能充分体现这个历史特点的典型作品之一《莲鹤方壶》，1923年在河南新郑出土，共一对。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一件，通高122厘米，壶身饰盘曲的龙纹，两旁为镂空的龙形大双耳，圈足下伏着双兽。有盖，盖周围圈饰莲瓣，中央立着一只鹤，作振翼欲飞和引吭长鸣的姿态。其艺术构思和制作技巧，不仅反映了当时的工艺水平和审美倾向，而且强调了春秋这一社会变革时期的革新精神和充满活力的历史风貌。

《羊首铜盖鼎》，为春秋中期铸品。1975年于安徽省寿县萧严湖魏岗出土，现藏于安徽寿县博物馆。鼎通高11厘米，子母口、圆腹、环底、扁足外钩。一侧突出羊首，羊头饰一对卷角，昂首前视。羊的颈、胸与器腹相通，垂而略鼓。有平盖，盖沿铸凸棱一周，腹下分立三个钩形扁足，尾部饰以简化夔纹，造型别致，形神兼备。

春秋晚期青铜器上出现了崭新的面貌，从以礼乐器为主，变为以日用器皿为主，从特制专用品变为制作比较通用的工艺品，装饰风格也由质朴、严谨，变为活泼、新颖、精巧，明显地反映了地主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的强烈影响。

《越王勾践剑》，是春秋末年越国国君勾践所用的青铜剑，1965年湖北江陵望山一号楚墓出土。剑通长55.6厘米，柄长8.4厘米。剑身满饰黑色菱形纹，剑格正面以蓝色琉璃、背面以绿松石镶嵌花纹。剑身靠近剑格处有“越王鸠（勾）浅（践）自作用剑”八字鸟篆铭文，刃部极为锋利。剑首向外翻卷作圆箍，内铸有极其精细的十一道同心圆圈。这把剑出土时毫无锈蚀，拔剑出鞘，寒光耀目，被誉为“天下第一剑”。

根据1977年12月上海复旦大学静电加速器实验室等有关专家进行的科学测定，《越王勾践剑》的主要的成份是青铜和锡，还含有少量的铅、铁、镍和硫等。吴、越、楚等地区当时发明一种分铸复合的技术，把剑背和剑刃分开铸造。《越王勾践剑》剑脊含锡量低（10.28%），韧性好而不易折断；刃部含锡量高（18.24%），刚而锋利。这种复合金属制造技术，其他国家直到近代才掌握。剑身的黑色菱形花纹是经过硫化处理的，剑刃精磨技艺水平充分显示了当时越国铸剑工匠的高超技艺。这件珍品，对了解中国古代青铜铸造工艺和文字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

《吴王夫差矛》，是春秋末期吴王夫差使用的一把青铜矛，1983年于湖北江陵马山5号楚墓出土，通长29.5厘米，宽3厘米，最宽处5.5厘米。此矛冶铸精良，保存完好。现收藏在湖北省博物馆。

春秋时期是一个大国争霸、战争频繁的时代，任何一个诸侯国要想生存发展，都必须发展武力。故此，吴王阖闾、夫差都大力从事军务建设，悬赏重金，鼓励工匠制造武器。夫差于公元前495至前473年在位，这时吴国的兵器制作技术达到顶峰。尤其是吴国的宝剑，当时最为有名。

矛属用于直刺、扎挑格斗的冷兵器，《吴王夫差矛》矛身中脊呈三棱形，满饰菱形黑色花纹，材料为铜和锡。矛身与剑身相似而稍短，锋部呈弧形，中脊凸起，脊上有血槽，血槽后端各铸一兽头，骨中空，用以插柲（bì），骨首两侧有对称凹口，矛身满饰黑色的菱形暗纹。矛刃锋利，花纹风格与《越王勾践剑》类似，其铸造工艺之精，可相媲美，是不可多得的珍品。

《螭龙纹宝鼎》，在山西侯马出土，高7.5厘米。它通体取动物形，好似大龟，但又多出两耳，圆腹上部为龙纹，装饰精巧细致，凹凸分明，下倚三只龟足，粗壮结实，足尖向外，更显出整体的稳定感。用动作形制作器皿，是这一时期的青铜器造型特点之一。 ixigHq6V76hiJUAZkm6oTLhO8LFUezQi8DNBMk/kGigTz6B8sFkukxTwg9+oMW/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