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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商周时期，漆器工艺已广为应用，陕西、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湖北等地均有大量的漆器出土。从出土实物看，商代还没有完整的漆器出土，因为木胎容易腐烂，但从出土文物中可以发现商代漆器的一些残片和不少的花土（花土是指漆器的木胎腐烂后，墓穴中印有漆器印痕的土层），有些还能清楚地看出上面绘有云雷纹、龙纹、虎纹、饕餮纹、回纹等纹饰，和青铜器的纹饰相似，并能分辨出其器形有盘、豆、盒、觚等。
1934～1935年在殷墟侯家庄商王大墓中发现了大型漆木鼓、馨陈设，以褐漆作地，朱漆描图，绿彩、白彩勾填花纹；鼓架上雕刻有饕餮纹、虎纹、夔龙纹及云雷纹等；用各式蚌片和大理石等嵌成虎、饕餮等兽面。各种工艺手法和装饰材料巧妙结合，展现了高超的漆器工艺制作水平。
在河北藁城台西村商代遗址发现的商代漆器残片中，花纹的雕刻手法已比较复杂，颜色搭配和谐美观，线条流畅生动，装饰精美雅致。有的花纹中还镶嵌有绿松石并贴以金箔，金箔的厚度不到1毫米。说明商代制漆工艺除彩绘雕填外，还发现了新的镶嵌装饰技术。
在陕西长安、河南洛阳等西周墓中，都曾发现周代漆器。用蚌泡作为镶嵌是周代一种流行的漆器装饰手法。河南凌县辛村西周晚期墓中发现漆器上的“蚌组花纹”，被称为“我国螺钿工艺的初制”。
春秋战国时期的木俑主要有两种制作方法，一种是雕出木胎身形，再以彩漆画出人的形象和衣着服饰；另一种则是在木胎人像上穿真绢、丝质的服装。
商代的染织工艺，实物发现虽然不多，但在甲骨文中，已有桑、蚕、丝、麻、制、衣、裘、巾等字。从“系”的字也很多，表明当时已有专门的纺织业和缝纫工艺。商周时期，我国的丝织技艺已经高度发达。汉代的《说苑》一书中说，商纣王已经用锦绣织物覆盖宫室。考古发掘证实了这一点。在商代青铜器出土时，常常能够发现包裹在器具外面的纺织品遗痕，在安阳武官村大墓出土的铜戈上，发现有绢帛的遗痕。在一件出土的殷商铜觯（古代饮酒器具）上，也找到了菱形绣织物的残迹。在安阳侯家庄西北岗殷商大墓中出土的铜爵上，布满了细丝绢的遗痕。在河北藁城台西商代墓葬出土的青铜容器和武器上，发现了不少的丝织品痕迹。其中一件铜觚（盛酒具）表面上留下的丝织品痕迹中，可以分辨出其中包括五种不同规格的丝织物，有平纹织物“纨”、“纱”，稀疏细薄的“纱罗”等，龙其珍贵的是“縠”（有皱纹的纱），这种织物在表面上织了美丽的皱纹，是十分贵重的丝织品。这些发现证明，商代的丝织工艺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西周时期的纺织品遗物、遗痕比商代要多一些。在陕西宝鸡茹家庄西周中期墓葬中，发现了大量玉石制作的蚕形饰物，向人们展示出西周时期已极其发达的桑蚕丝生产状况。在茹家庄西周墓中也发现了大量的丝织品遗痕。其中大部分是平纹织物，也有少量斜纹提花织物。其菱形花纹，只有用专门的提花织机才能织出。此外，在墓中还发现了一处刺绣印痕，采用的是辫子股绣针法，针脚匀整，技术熟练。
春秋时期的丝织业继续发展，出土丝织品也较多，1957年，在河南信阳楚墓中出土了织有菱形花纹的文绮和方目纱。1952～1958年，在对湖南长沙楚墓的发掘中发现有残存的绢带、丝绵被、平纹绢、文绮等。1965年在湖北江陵塑山楚墓中，发现了提花丝帛、刺绣品等。1958年，在湖南长沙烈士公园的33号楚墓中，发现了墓棺内壁裱贴的四贴刺绣，上面绣有龙凤蔓草纹、鹿纹、鹤纹等，图案生动，配色协调，工艺水平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