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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传统文化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知识界甚至广大民众的关注。国学与传统文化涉及很多方面的问题，这次我想谈的是，在传统文化与国学热兴起的背景下，当代中国传统和现代之间的一种张力和互动。现在大家已经逐步意识到传统资源并不是现代化的障碍，而是它的有益补充。就是说，现代化建设离不开自己的传统。
当代中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有点像交响乐一般的繁丽，它呈现的是传统与现代的多重变奏。如果比作贝多芬的交响乐，应该是第五交响乐《命运》。当代中国在传统与现代的这种交错互动和变奏的过程中，彰显出中国的现代以及未来的命运。
当代中国有点像一个走红的明星，注意的人多了，谈论的人多了，称赞的人多了，挑剔的人也多了。报刊、传媒、网络对她的引用率大幅增加，但问题是应该怎样解读中国。
早期西方的传教士、汉学家，把中国说成是一个“谜”，所谓“谜一样的国家”。现在没有人说中国是谜了，但真正了解中国，并不容易。中国以外的人了解中国不容易，中国人自己也不一定对自己的国家有真正的了解。因为了解，特别是真了解，是很难的。不用说一个国家，就是真正了解一个人也是很难的。中国古代有一部书叫《文心雕龙》，南朝时期刘勰写的，是中国最早的一部成体系的文学理论批评著作，其中的一篇叫“知音”，开头第一句话就说“知音其难哉？”可见“知音”难得。
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都常常感到知音难求，《红楼梦》里的紫鹃姑娘不是也说“万两黄金容易得，知音一个也难求”吗？如果替我们国家着想，要找个知音就更难了。所以20世纪伟大的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在一篇文章当中特别讲到，对待古人的著作要具有“了解之同情”。这句话说得非常好。你要想了解别人，你就要设身处地，以同情的态度了解他的处境，对他不得不这样讲的话，不得不这样做的事，能够给予一种同情。假如我们每个人都具备这种态度，就容易处理好彼此的关系了。
中国确有不容易了解的一面。一方面，反差大，城市与乡村、东部和西部、富人和穷人，彼此的差异判若两极。另一方面，有多种面孔，高速发展、中国人有钱了、全民皆商、世界工厂、大工地、潜在威胁等等，对这些，不同的人可以做出完全不同的解读，但每个人只能截取自己观察到的一两个侧面，却不敢自称读懂了中国。无法回避的难题是：中国人口太多。在13亿人口面前，一切问题都有理由，任何弊病都非偶然。
有一个真实的故事，中美刚建交的时候，美国总统卡特到了中国，跟邓小平见面，谈得很好。最后卡特提出对中国的人权状况表示非常关注。小平问指哪一方面？卡特说比如迁徙权、流动权不能得到保证，很多人想来美国，他们不能得到中国政府的允许。小平说你要多少，一个亿够吗？卡特不说话了。如果真有一亿中国人到美国去，他受得了吗？故事是真的，版本可能不同，我不过取其意而已。
但在问题丛生的同时，当代中国也给人们提供了无穷无尽的机会。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大舞台。很多留学国外的人，包括和中国有工作或者文化关联的外国人，更不要说那些大大小小的企业高管和做生意的人，他们都感觉到、意识到中国是当今世界可以一显身手的地方，用一句广告语，叫作“一切皆有可能”。
我的意思是说，当代中国是一个正在变化的中国，一个日新月异的中国。问题是，这个日新月异的中国，要到哪里去？往什么方向发展？总的来看，是走向富强之路，走向现代化之路，走向人类文明的共同方向。
梁启超曾把中国历史分为三个阶段：从黄帝到秦统一，为上世史，称作“中国之中国”；秦统一至乾隆末年，为中世史，称作“亚洲之中国”；乾隆末年至晚清，为近世史，称作“世界之中国”。任公先生是一家之言，这里我是借用他提出的“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三个概念。
没有疑问，当代中国已经是“世界之中国”。现在的情况是，“世界之中国”正在走向世界。中国当代社会最凸显的特点，是处于转型期，包括传统向现代转型，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自我的运行机制向与国际接轨转型，长期贫困的国家向小康社会转型等等。转型期就是过渡期，是未完成式，一切都处于建构的过程中，因此也可以说是“人在旅途”。许许多多问题的症结就在这里。
有人说“现代化是陷阱”。问题是，在当今世界，即使是“陷阱”，如果这个“陷阱”是中国走向现代化不可绕行的，我们也无以辞避。现代化是我们多少代人的梦想，实现梦想需要付出代价。正如199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墨西哥诗人帕斯（Octavio Paz）所说，发展中国家是“命定地现代化”（condemned to modernization）。当然我们是现代化的后发国家，许多先发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可以成为我们“攻玉”的“他山之石”，后发的好处是可以少走一些弯路。
中国走向现代化之路，是一个艰难的旅程，中间一再被打断。晚清政府从1860年至1890年三十年的早期现代化尝试，由于1894年至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被打断了。民国政府初见成效的现代化努力，由于1937年的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再一次被打断。我们改革开放以来的现代化进程，已经三十年了，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但仍然是在现代化的进程之中。鉴于百年以来的痛苦经验，中国人不能不有所警惕，从领导者到普通民众，都需要格外小心，要尽一切努力，不能让这一次现代化的进程再次被打断，无论是出于自己的原因（比如没有做到“一心一意”和“不动摇”等等），还是由于他者的原因。
我们不能否认现代化的多元模式的可能。历史上的现代化模式，最早是欧洲的模式，后来是北美模式，而以北美模式对世界的辐射力最大。但这两个模式，基本上是一致的，至少同多于异。再后来亚洲的现代化浪潮兴起了，实际上日本模式、韩国模式、新加坡模式，已经和西方有所不同。不用说，中国作为独立的“文明体国家”，其现代化模式一定更带有自己的特点。已经走过的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验证明，我们走的是一条既不同于美国，也不同于欧洲，又不同于日本的现代化道路。但我必须强调，我们的现代化是“人在旅途”，是未完成式。对我们三十年来所取得的成就，包括经验和教训，世界上都很注意。
当然，现代性的一些最基本的指标，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应该是共指的，不同的是现代性的文化形式，否则人类便无法互相了解，实现跨文化沟通。
就中国文化的发生来说，有黄河文化和长江文化不同的两源；就学术思想而言，也具有多元互补的特点，儒释道三家思想的相互包容和互动互补是其显例。传统中国还有发达的民间社会，主要以家庭和家族为中心，构成文化多元存在的社会依托物。
现代化的多元模式，主要是文化的民族内涵和现代性之间的张力问题。因此，在一个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中间呈现的诸多问题，常常离不开文化的思考。就是说，从文化的视角解读现代社会，有可能把很多问题说得更清楚一些，单一的政治解读、经济解读、军事解读，都不容易把一个国家和社会研究明白。
我的一个看法是：社会的问题在经济，经济的问题在文化，文化的问题在教育。这是一个文化与社会、与政治、与经济之间的互动循环圈，这个循环圈为我们提供了对社会现象作文化解读的可能。我不是文化决定论者，但我觉得，当代中国文化方面的欠账太多。因为我们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把文化混同于意识形态，以致文化排斥多于文化建设。殊不知文化建设是需要依赖社会的。经济的市场化自然是现代化的必经之路，但社会不能市场化，社会的教育与学术尤其不能市场化。人类的道德理性（譬如操守）和美好的情感（譬如爱情），不能市场化。总之，经济强国的建立，不能以牺牲文化的基本价值为条件。
现代性语境下的文化问题，有一个自我的文化身份和与他者的关系问题。走向现代，那么传统呢？走向世界、一切方面都试图与国际接轨，那么自己呢？所以，便有了对自身角色作文化辨认的需要，而角色离不开自己的文化传统。如果说一百年前、三十年前，可能还会有学者认为现代化和民族的文化传统是不相容的，但今天，已经很少再听到这种声音了。我们长期反思的结论是：现代化不能完全丢开自己的文化传统，不能离开自己的出发点，不能找不到回家的路。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家。五千年的文明，三千年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曾经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与文化。当欧洲还处于中世纪的时候，中国的唐代就已经迎来了自由歌唱的历史时期，唐代的多元繁荣是中国文化史的最辉煌的记忆。
多元共生是中国文化的显著特点。就中国文化的发生来说，它是多元的，具体可以说有黄河文化和长江文化不同的两源。我们过去讲中国文化，一般都讲黄河文化，以黄河文化为基准，因而黄土地文化、农耕文化、内陆文化、写实主义文化等等，成为人们概括中国文化的常用语言。但长江文化为我们提供了不同于黄河文化的范例。甚至长江上游、中游和下游所呈现的文化面貌也是如此的不同。
长江上游四川广汉的三星堆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这些青铜器的造型和黄河流域非常不同，有非常夸张的千里眼和顺风耳，充满了神奇的想象力，甚至使人怀疑这是中国人制作的造型吗？从这些青铜器的构造上，我们约略可以想象出四川人的性格似乎带有青铜器的刚性。而长江中游的楚文化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有一年我参观河南的博物馆，看到黄河流域出土的大量青铜器，各种鼎器的造型浑厚庄严，有力度，感觉很震撼。后来馆长带我去看另一处存放的青铜器，一排的鼎器，但造型轻巧，下座虽大，腰身却很细，年代也跟黄河流域差不多。馆长让我想想是哪里出土的？我说可能是三楚。他说是啊，“楚王好细腰”嘛。宫廷的审美取向已经影响到了青铜器的造型。由这一点可以看出，楚文化确实有自己的特点。长江下游的浙江则有大规模的玉器出土，就是有名的良渚玉器，不光有人身上佩戴的饰物，而且有生产工具和军事器械，例如玉斧、玉刀、玉箭、玉剑等等。所以有考古学家怀疑，我国古代是不是可能有一个玉器时期。这些洁白坚硬的玉器，或许也可以让人联想到浙江人的一些性格特征。
所以，不仅长江文化和黄河文化不同，长江上中下游的文化也有很多差异。黄河文化的那些人们熟悉的特征，不一定完全适用于长江文化。长江自古以来航运便利，可以直接和海洋联系起来。如果说黄河文化带有内陆文化的特点，那么长江文化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带有海洋文化的特点。长江流域南面的岭南文化，更是很早就直接跟海外建立了广泛的联系。
就学术思想而言，中国传统文化也具有多元互补的特点。学术思想是民族精神的理性之光，是最高形态的文化。儒释道三家思想的相互包容和互动互补，是极为独特的景观。佛教是在东汉时期由印度传到中国的，这么一个外来宗教慢慢变成中国自己的宗教，是由于儒家的思想有极大的包容性。道教的产生也在东汉，当佛教思想刚刚传进来的时候，起来进行反驳和讨论的居然不是儒家而是道教人物。因为道教是宗教，所以对另一种宗教的理念不能认同。南北朝时期的范缜写过有名的《神灭论》，就是批评佛教思想的。他为什么写这个文章呢？据陈寅恪先生考证，范缜的曾祖父、祖父、父亲以及他自己，都信仰天师道。天师道是道教的一个分支，范缜站出来批判佛教的信仰，这和他有道教的家传背景有关。
历史上很多国家和地区都有宗教战争，但是中国这么长的历史，很少有宗教战争。这是由于中国的文化思想有极大的包容性，特别是儒家思想。所以然者，在于儒家不是宗教，诚如陈寅恪先生所说，“儒家非真正之宗教”
。正因为传统社会占主流地位的儒家不是宗教，儒释道三家的思想才融合得很好。汉以后儒家是在朝的思想，道家和道教以及佛教主要在民间。对于一个知识人士而言，三家思想的互补使得精神空间有很大的回旋余地，进退、顺逆、浮沉，均有现成的学说依据，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儒家思想给人以上进的力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传统士人的共同理想。但是，如果仕途受到了挫折，乃至革职、斥退、罢官的时候，道家无为的思想便可以给他们很好的支撑。道教崇尚自然，可以让他们畅游于山水之间。甚至遭遇罪愆，如果信奉佛教，剃度出家，也可以避世完身。总之生命个体不会陷入完全的绝境。所以，多元性、包容性和自性的超越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理念的重要特征。
传统中国还有发达的民间社会，主要以家庭和家族为中心，构成文化多元存在的社会依托物。依据文化人类学的法则，文化传统可以区分为大传统和小传统。一个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比如中国传统社会的儒家思想，就是大传统；而民间文化和民间信仰则是小传统。大小传统是互动和互相依赖的，当大传统遭遇危机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在民间文化中搜寻到它的碎片。孔子所谓“礼失，求诸野”，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今天到东南亚一带，看到那里的华族社会，其中国文化的根性仍然相当牢固，甚至比我们国内更重视传世几千年的中国文化的传统。
中国文化自有令人自豪的不间断的传统，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原因和汉字有关系。汉字我们使用了两三千年，从秦朝的统一文字到现在，一直是中华文化的载体。电脑盛行原以为会使我们的汉字遇到困难，实际结果却并非如此，现在汉字录入电脑极为方便，说明我们的汉字在现代背景下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是我们文明不间断的有功之臣。相反，20世纪前半期，许多志士仁人以为汉字将成为现代化的“累赘”的想法，未免是杞人忧天。
不过从清朝中叶以后，中国的发展落在了世界文明的后面。不少史学家喜欢讲清朝如何不可一世，喜欢讲“康乾盛世”，但是我个人的看法，中国落后的直接触点其实还是发生在清朝。由于康熙晚年到后来奉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不与外人建立正常的交流关系，使中国处于与世界隔绝的状态。唐朝为什么那样强大而且繁荣？胸怀阔广地与中亚以及其他国家建立稳定的文化商务关系，是重要的一因。18世纪的时候，欧洲人很愿意跟中国交流，但是清朝统治者不接受他们伸出来的手。显例是1793年英使马戛尔尼以给乾隆祝寿的名义率船队来华，带有乔治三世国王给乾隆帝的祝寿信，希望与中方签署一项贸易协定，并在双方首都互设使馆。清朝认为根本无此必要，价值1.56万英镑的600箱礼物收下了，马戛尔尼则除了拿到一柄精美的玉如意，等于空手而归。我以为至少是此次，不是西方而是清朝统治者主动放弃了交流的历史机会。否则，如果当时能够主动打开和欧洲经商的通道，后续的发展也许就不是后来的面貌了。
到了晚清，中国的大门被西人以坚船利炮打开，欧风美雨狂袭而至，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发生了危机。1911年持续几千年的帝制解体了，最后一个皇帝被赶下龙椅，以“三纲五伦”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也就是传统社会的大传统，还能够继续发用吗？中国的固有文化能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生？或者换句话说，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性应该是怎样的关系？传统中国经过怎样的途径才能顺利地进入现代中国？中国传统文化在今天还有什么意义？百年以来一直存在争论，直到今天仍不能说已经获得完全的一致。
百年中国以来的文化传统是处在流失与重建的过程之中。文本的经典阅读、文化典范的熏陶和礼仪文化的熏习，是重建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行之有效的途径。
晚清民国以来的百年中国，是我们民族的固有文化传统解体与重建的过程。这个过程一直隐含着、存在着两个真实的问题，即第一，到底如何重新诠释自己文化传统的价值？第二，实际上存在一个民族文化的重新认同问题。因为从清末到民初到五四乃至后来，长时期唯西方是举，只知有“西”不知有“东”，而且经常的口号是：“要与传统彻底决裂”，结果使得中国自己固有的文化传统严重流失，流失到自己不能辨认自己。
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和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金耀基先生，有过一次文化对话，后来发表在我主编的《中国文化》杂志上。金先生是有名的文化社会学家，他长期致力于现代化问题的研究。他说，中国文化，20年代不想看，80年代看不见。20年代，反传统的思潮呈压倒之势，对传统当然不想看。可是到了80年代，文化传统大面积流失，即使想看也不容易看到了。是不是现代化必然要告别自己的文化传统？人们发现，东亚的一些国家并不是如此。比如日本，虽然早期也有过“脱亚入欧”的潮流，可是后来，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自己的传统保存得相当完好。甚至比我们的现代化先行一步的台湾，也没有和中华文化传统彻底脱离。早几年到台湾的时候，看到浓浓的人情味，传统的特征非常突出。而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呈现于当代社会的，却少之又少。所以“中国和自身脱离”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五四反传统，主要检讨的是社会的主流文化，文化的大传统。五四精英、上一个世纪的文化先进，他们虽然不留情面地批判传统，但他们本身又是受传统熏陶的有十足中国文化味道的从业人员。胡适反传统算是很激烈了，但他的身上，仍然保留有十足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味道。他们那一批人很早就留学国外，甚至十几年、几十年在国外，但他们不发生文化失重的问题，文化的根始终在文化中国。像陈寅恪先生在国外的时间非常长，到过很多国家，但是他的文化关切、学问的中国文化根基，始终没有变。1961年诗人吴宓自重庆赴广州探望寅恪先生，他的印象是：“寅恪兄之思想及主张，毫未改变，即仍遵守昔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中国文化本位论）。”
我们文化的小传统，即民间文化和民间信仰，后来也在相当一段时间遭到了破坏。我们一两代人都是在大小传统齐遭毁损的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很少有机会接受传统文化典范的熏陶，从而成为民族固有文化的缺氧者。特别是动乱时期，对社会基本伦理价值的伤害是难以想象的，也是难以弥补的，我认为这个影响直到现在也不能说已经完全成为过去。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政府和民间做了许多重建传统的努力，取得的成效昭昭可睹。但由于长期与传统脱节所造成的文化断层，一时还不能完全找到与传统衔接的最佳途径。人们看到的大都是比较浅层的模仿或没来由的怀旧，而缺乏民族文化传统的深层底蕴。
我认为当今文化传统的承续与重建，有三条途径比较行之有效。第一是文本经典的阅读，第二是文化典范的熏陶，第三是礼仪文化的熏习。
中国文本典籍之丰富，汗牛充栋不足以形容。中国很早就有修史的传统，各朝各代都有完整的史书，不包括《资治通鉴》，就有二十四史，加上《清史稿》，是二十五史。还有各种野史笔记，也都有丰富的史料价值。史书之外，还有丛书和类书。当然按传统的“四部之学”，史书是“乙部之书”，另还有经部之书、子部之书，以及数量更大的个人作品集，也就是集部之书。
这么多的典籍，专业的研究者尚且望洋兴叹，我们一般的公众，该读些什么书呢？过去做学问打基础，或者想积累自己的传统文化知识，最初步的是要读“百三千”和“四五四”。“百三千”就是《百家姓》《三字经》和《千字文》，从前的发蒙读物。“四五四”是“四书”“五经”和“前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是前四史，篇幅不是很大，如果不能全读，选读也可以。像《史记》，主要需要读传记部分，共七十篇，故事性强，不难读的。除了“前四史”，这几年我一直提倡读一点“经”。现在大家讲国学，什么是国学？国学这个词在《周礼》里面就有了，但是我们今天讲的国学，不是历史上的国学，历史上的国学是国家所立学校的意思。今天讲的国学这个概念，是晚清出现的，可以叫作现代国学。至少1902年黄遵宪和梁启超的通信里，已经在使用国学的概念，还不一定是最早。讲国学最多的是章太炎先生。他一生有四次大规模地讲国学，他是当之无愧的国学大师。
国学是做中国学问的一种根底，最重要的是经学和小学。什么是小学？小学包括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是过去做学问的基本功，也就是清儒常说的“读书必先识字”。章太炎先生就是研究文字学的大专家。还有一个是经学，就是指《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经”。诗是《诗经》，书是《尚书》，礼是《周礼》（还有《仪礼》《礼记》，称“三礼”），易是《易经》，也叫《周易》，乐是《乐经》。《春秋》也叫《春秋经》，因为是极简短的史事记载，必须借助几种“传”方能看得明白。有《左传》《公羊传》《谷梁传》，我以为《左传》最重要，最便于阅读。由于《乐经》后来没有传下来，空此一“经”，所以便有了“五经”的说法。
现在关于国学有几种说法，有一种说国学就是“国故之学”的简称，后来大家觉得这个范围太大，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说国学指中国的固有学术，包括先秦的诸子百家之学、汉代的经学、魏晋南北朝的玄学、隋唐的佛学、宋代的理学、明代的心学、清代的朴学等，这是学术史的一个流变过程。可是我觉得，要是把国学看成中国学术史，很多人会望而却步，一般的民众怎么可能进入呢？因此我很赞成20世纪的大儒马一浮的观点，他说所谓国学，就是“六艺之学”，也就是“六经”。马先生的定义的好处，是抓住了中国学问的源头，把中国文化的最高形态称作国学，这是天经地义之事。中国人做人和立国的基本精神，都在“六经”里面，而且可以和国民教育结合起来。所以我主张我们的中小学和大学的一、二年级，应该设立“国学课”，内容就是以“六经”为主。由于“六经”的义理较深，可以从《论语》和《孟子》入手。《语》《孟》实际上是“六经”的通行本。熟悉了《语》《孟》，也就熟悉了“六经”的义理。高中和大学的一、二年级，应适当增加文言文的写作练习。如此长期熏陶，循序渐进，百年之后，“六经”就可以成为中华儿女的文化识别符号。
所以今天讲文本的经典阅读，我想包括《论语》和《孟子》的“四书”是首先该读一读的典籍。《论语》《孟子》再加上《大学》《中庸》合称“四书”，是南宋大儒朱熹把它们合在一处的。《大学》相传为孔子的弟子曾参所作，《中庸》的作者据说是孔子的孙子子思。《大学》和《中庸》文短理深，其实并不易读。我的看法，主要还是要先读《语》《孟》。当然，开始阶段，“百三千”即《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等蒙学读物，读一读也是有百利而无一弊的。以前这些都是生之为中国人的必读书，现在读这些书，很大程度上是文化补课，是为了改变百年以来的文化断层增补的几门必要的传统文化课。至于老庄、诸子、古文、诗词、戏曲、小说，还有佛道经典，应该如何选读，是另外的问题，这里就不一一谈及了。这是我讲的关于文化传统重建的第一点，文本的经典阅读。
第二是关于文化典范的熏陶。一个文明体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留下了无穷无尽的文化典范。文本经典也是一种文化典范。此外古代的建筑，包括宫廷建筑、百姓民居、佛道教的寺庙和道观，大量的地下发掘文物，以及各种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文化遗产，能够流传到今天的，许多都是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化典范。还有历史上的杰出人物，也是文化典范的代表。中国是讲究人物的国度，三国人物、魏晋人物、盛唐人物、晚清人物，都是有特定内涵的人物群体。我们通过和这些文化典范的接触与对话，接受文化典范的熏陶，是文化传承和重建文化传统的一条重要途径。
第三是礼仪文化的熏习。礼仪文化的提倡，可以唤起人性的庄严，可以帮助人们恢复对传统的记忆。中国是礼仪之邦，可是实事求是地讲，当代中国也是礼仪文化流失得最多的国家。礼仪的核心是一个“敬”字，所谓无敬不成礼。所以孔子说：“为礼不敬，吾何以观之哉！”朱熹对这句话的解释是：“礼以敬为本。”礼敬，礼敬，如果没有了敬，礼就不存在了。因此中国人的习惯，拜佛也称作“礼佛”“敬佛”。其实“孝”的内核也是一个“敬”字。孔子认为如果没有了“敬”，人类的“孝”和犬马的“能养”便无所区别了。如果联系我们的节日庆典和日常生活，随处都可以看到礼仪缺失的情形。比如中小学生的校服，大都是质量很差的运动装，根本和校服不是一回事。校服必须是礼服，国家典礼、学校开学和毕业的典礼，学生应该穿上校服，又好看又精神，很合乎礼仪。
总的来看，百年中国以来的文化传统是处在流失与重建的过程之中。我说的文本的经典阅读、文化典范的熏陶和礼仪文化的熏习，是重建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一些必要途径。包括于丹对《论语》的解读，我个人也并不轻看，因为她旬日之间把儒家最基本的经典《论语》送到了千家万户。当人们对传统的文本经典已经陌生的时候，她让大家对《论语》重新产生了一种亲近感。她帮助普通民众拉近了与本民族文化传统的距离。
我的愿景是，希望正在走向世界的中国，同时也走向自己文化的深处，是世界的中国，同时也是中国的中国。
原刊于《光明日报》2010年3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