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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幽王死后，他的反对者控制了朝廷的权力中枢。申侯、秦人拥立与申侯有着亲属关系的前太子宜臼为周平王。前770年，在晋文侯的主持下，“卫侯、郑伯、秦伯，以师从王入于成周”
，完成了“平王东迁”，标志着东周的开始。
这时的郑伯已经是郑桓公之子武公（名掘突）了。他也将和申侯结为姻亲，并在周平王朝中继续担任卿士要职。虽然郑武公的父亲在犬戎陷镐之役中站在了幽王（而非申侯）的一边，但周平王依然有理由感谢这位叔祖为周室作出的贡献。
首先，郑桓公接受了宣王的指示，在更早的时候就开始了成周的完善经营工作，为平王提供了一处可供迁居的新都。作为王室的股肱，率先迁移的郑国也在洛邑东部为新迁的周王室扫清了阻碍，确定了边界，还将在未来相当一段时间里充当“周室之矛”的角色。其次，在郑桓公和武公的努力下，周王的六师似乎也得到了极大的保全和重建；这支周王室各支共用的军事力量，将在东周之初，开启各国间新的历史。
主持“东迁”大业、为周室续存作出贡献的晋文侯，则得到了象征巨大权力的“秬一鬯卣，彤弓一，彤矢百，卢弓一，卢矢百，马四匹”。后来晋文侯果然杀死了虢公翰所立的另一位周携王，结束了东周初期“二王并立”的局面。（但这并没有影响虢公在周室中的重要性。）如果不是郑国东扩后对黄淮中下游国家的冲击，晋国的“称霸”时间本该先于齐国。当然，在秦国的助推下，晋国的崛起也只是稍晚了一点点，这一切将由晋文侯弟弟的后代来实现。而卫侯则会因为夹在晋国和齐国之间，成为诸侯“霸业”的见证者。
始终站在申侯和周平王一侧的秦人，得到了最大的实惠。他们从为周人牧马部落起家的历程有了新的起点。秦襄公因拥立之功得到了“伯”的爵位，从此撇清了与西戎的联系，正式成为列侯之一；还从周平王那里获得了“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
的重要授权，开始了向东逐戎的征程。更重要的是，秦人养马的传统被延续下来。这项事业将随着东周列国之间日趋频繁的战争，在伯乐、九方皋这些传说中的相马者身上得以体现，并且让秦国向东的进程渐渐提速。
楚国没有出现在护送平王东迁的名单中。但是《国语·郑语》就“周人东迁”一事的最后写道，“楚蚠冒于是乎始启濮”，交代了楚国在东周开始时的动态。其实《史记·楚世家》中对楚国的境况交代得更多，早在周夷王时期，楚王熊渠就已经“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从秦岭东部的淅川地区，沿着汉水挺进到了长江流域。结合夷王“命虢公率六师，伐太原之戎，至于俞泉，获马千匹”，以及他的儿子厉王出动西六师、殷八师“扑伐鄂侯驭方，勿遗寿幼”
，打击叛乱的淮夷领袖来看，楚国实是周人“北索良马，南求铜料”事业上另一个重要的环节。
周人更早先从西戎中选择秦人作为固定的马匹供应者，这一策略对其西部边境安全产生了积极的效果。有鉴于此，当周人东征打击反叛的铜料提供者后，当地的铜矿生产亦渐由从秦岭腹地东迁江汉
的楚人掌控（有限的传说则暗示
，楚人曾积极参与了周人在东部的军事行动）。周宣王时《楚公逆编钟铭文》证明，属于淮夷的四方首领向楚公进献了“九万钧”铜料，铸钟“百肆”
。这一切，除了为楚国的向东发展创造天然的便利外，还将对长江下游的人群产生深远的影响。
不管怎样，郑、晋、秦和楚国，都从周人东迁这一事件中得到了属于自己的契机。如果我们要在其中寻找一个共同点的话，或许可以发现，他们都在某种程度上，向东迈出了不小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