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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夷的叛乱远离渭河平原，对周人来说并不是最为棘手的难题。真正的敌人来自陇东及宁夏平原的犬戎，因为这里距离周人核心区域的最近处只有一百多公里。而且，未来有关“长城”的防御构想，是当时周人的生产能力所不能实现的。
西周后期的获马策略由两方面组成。一是通过武力方式“孚马”。比如周夷王时“命虢公率六师，伐太原之戎，至于俞泉，获马千匹”，或者如夷王的叔父周孝王“（元年）命申侯伐西戎；五年，西戎来献马”
。这些被征伐者的“献马”显然并不情愿，并且他们的反抗会随着周人“孚马”频率的上升，同步加剧。
二是雇人养马。周人很快从“来献马”的西戎之中，提拔了善于牧马的秦人，这一过程给秦人提供了发展的契机。随着控制马匹专营的权利，经济收入的增长，秦人的人口和社会组织都得到了大幅的提升。这一变化使其在社会等级地位上升的同时，还获得一项更重要的军事权力。
与犬戎的频繁冲突极大挑战了西周的社会稳定，而让经济上依附于周人的新晋盟友替代周师出兵，这对陷入东、西两线作战的“王师”来说，提供了难得的喘息机会。为了让盟友们产生更多的认同感和积极性，周人一方面不断用爵位的提升作为战功的表彰，另一方面还通过婚姻方式，巩固双方之间的关系。比如，《竹书纪年》载，周宣王三十九年，“王征申戎，破之”。宣王击破申戎之后，不仅为儿子娶了申侯之女，还将申戎群体纳入了周人的战斗序列。这些新近臣服周王的人群不可避免地要为周人履行重要的军事职责。也就是说，申侯极有可能是在周王点燃烽火后最有义务出兵勤王的诸侯之一。
婚姻如同爵位，两者都对盟友的作战动力起到激励和警示作用。胜利可以巩固女方子嗣在王位继承权上的顺位，而战败或拒绝出兵，则将威胁到继承权本身。长久以来，这项策略一直对周人的胜利和社会的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根据记载，羌方首领吕尚（齐国的建立者）和周文王、武王结盟，并伐商成功，就是其最成功的一例。但是，这一策略在周王朝的对外关系转攻为守之际，就对社会的基础造成了冲击。
在面对犬戎的挑战时，新近归附的申侯和秦人构成了西周最后的边防主力。只是在频繁出兵的压力之下，难免百密一疏。因此西周最后的“烽火戏诸侯”故事背后，并不是简单的争宠和夺嫡。这个深刻的故事一方面告诉我们幽王曾经多次面临北境之敌逼境的困境，另一方面也透露了勤王诸侯的奔波劳顿。作为幽王的舅族，在频繁的“戎警”下具有当仁不让义务的申侯，可能肩负了诸侯中最繁重的防守任务。当申人和秦人一而再、再而三地为周王履行出勤护驾重任时，出现疲惫或不满情绪在所难免。
然而，站在周人的立场上，作为“天下共主”的周王，对诸侯的违逆自然不能坐视不理。周幽王对于不履行职责或防守失败的申侯，采取了最直接的惩罚——取消其女儿和外孙在王室中的地位。至于我们以往知悉的改立褒姒母子为元妃、適子，恰恰就是取消申侯女、孙地位的部分结果，而非原因。
既然辛勤王事未获奖掖，稍有松弛便遭苛责，那么申侯和西戎中的秦人一并放纵犬戎入镐也就情有可原。从更大的角度看，这场杀死了周幽王和忠于职守的王叔（司徒郑桓公）的灾难，也许不怪幽王失信，亦不怨诸侯疲惫。唯一需要对此负责的是，西周在东、西两个战场上树立的多个敌人，极大耗尽了周人的社会生产之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