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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索良马，南求铜料；周人的事业虽然完美，但抵挡不住增长的瓶颈。随着周人社会的扩大，他们对铜料和马匹的需求亦在同步增长。
当周人把不断上升的需求传递给供应者时，后者亦将把消极的反馈传递给周人。《逸周书·王会》曾经告诉我们：周成王在成周（洛邑）接受四夷贡献时，“周公旦主东方所之”。这位成王的叔父（第一代鲁侯伯禽的父亲，成周洛邑的营建者）以及整个鲁国都肩负着为周人征集南方铜料的重任。他的后人在《诗经·泮水》中提到鲁国最主要的功绩当数“既克淮夷”，收获则是淮夷的“元龟象齿，大赂南金”。
“既克淮夷”中的“克”字生动地表现了周人维持铜料的手段。站在淮夷的立场上，“克”字反过来展现了他们对此的复杂情绪。这不是一个关于礼仪和朝贡的故事。慑于周人的武力，淮夷始终不断地献上江南盛产的矿物资源。因为一旦不贡，上国就会讨伐。然而，大量凝聚了淮夷血汗的西周中期以后青铜器的铭文却显示，周人与淮夷诸族间的大规模族群冲突屡见于周昭王、穆王时期。比如《录
卣铭文》就提到：“淮夷敢伐内国……”
虽然，来自周人方面的铭文记录总是淮夷呈现为犯上的“叛乱者”，但他们未曾提及叛乱的理由，而仅仅表示，淮夷们再次为自己的不轨缴纳了大量表示悔过的“吉金”。“大赂南金”中的“赂”字仿佛就是淮夷们屈辱的罚单。从一个更全面的视角，我们或许应该明白，这些加倍的“罚金”一方面满足了周人增长的物质需求，但另一方面或许反过来成为淮夷下一次“叛乱”的理由。
《竹书纪年》曾经含混不清地记载，“昭王十九年……丧六师于汉”；“昭王末年……其王南巡不返”。而《过伯簋铭文》则指出了周昭王的动机在于“伐反荆，孚金”
。周昭王在面临南方铜矿入贡者的大规模反抗时，不得不亲自出师，但南方河湖纵横的地形令以马车为主要武器的周师深陷险境。
对于王位继承者来说，务必在先人殒身的地方重拾尊严；前提则是重建随昭王一同“南巡不返”的六师，以及获得更多的马匹。现在，东部战事的结果已将王朝内部的压力从东部传到了西部。
《竹书纪年》有载，周穆王曾“北征于犬戎，取其五王以东”。正如南方的淮夷随着周人的需求增长而走上反叛之路，以武力威慑北方的犬戎诸族贡马的手段也同样难以为继。犬戎诸族选择抗拒王命，亦即所谓“荒服者不至”，甚至采取了与周人军事对抗的更为激烈的方式。
这些新出现的状况，直接促成了另一个位于周人更西部群体的登场。活动于陇山以西、西汉水流域的秦人，最初便以“好马及畜，善养息之”这一特征见诸文献。周人招募秦人为其牧马，而且从早期的征集，逐渐固定为后期的制度性供应
。我们可以在秦人出现的时机上，发现其与商、周交替之际周人为商人效劳的相似性。